李光耀(洋名，Harry Lee Kuan Yew )于1923年9月16日(猪年)出生在英国殖民地时代的峇峇(Baba)的华人家庭。他的妈妈生平穿沙龙(马来妇女穿的长至脚跟的围裙)，不穿中装衫裤。
峇峇和香蕉人有些不一样：他们不单英化，也当地化或马来化。在家里说马来话参杂英语，一般上不谙华语。假如还未基督教化，也拜祖先。除了具有华人的基因与外貌和一些中国的“文化外壳”，例如家中挂些中国式的灯笼和摆设些中国陶瓷等外，跟中国文化和华人社会不认同。他们也看不起当地的马来人。他们心目中只认英国为主人，把英国当作他们的祖国。这和当时的华侨不一样。在英国殖民地时代的华人都把中国视为祖国，认同中华文化，办华校，发展自己的教育。
邓亮洪说，他自己于1935年(猪年)在新加坡出生。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独立前，虽然是英国臣民(新加坡是英殖民地之故)，但自认是中国人。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独立时，他是马来西亚国民。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他是新加坡国民，现在逃难定居在澳洲。
由于马来人一般上都信仰回教，忌讳“猪”，认为猪是肮脏动物，也用猪来作比喻骂人。李光耀也忌讳人称他为“老猪”或“猪首”。所以新加坡媒体从来不敢提他是生肖属猪。1997年3月间，由于指责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镇是犯罪天堂而得罪了马来西亚人民和政府，结果执政党巫统青年部指骂李光耀为猪猡。
几年前，李光耀非常自豪地对专访他的西方记者说：他念英校，读英文大学，看的是英文报刊杂志。是用一对“英国人的眼睛”看世界。有一次邓亮洪在伦敦和一位资深的女皇御用律师谈起这事时，这位女皇御用律师不认为李光耀这种“自认以英国人的眼睛看世界的行径”是对英国人的一种恭维。他更不认同李光耀各种惊世骇俗的行为是典型的英国人范典作风。当邓亮洪说，对同一事物，李光耀那对“英国人的眼睛”所看到的和真正英国人所看到的不一样时，他哈哈大笑了！
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李光耀替日本皇军政权做事，是不争之事实。李光耀本身的回忆录里也有着墨。当时的华人社会都称这类华人为“汉奸”。由于日军的残暴行为，如抢、烧、奸、杀华人，当日军败走后，华社人士都把这类“汉奸”揪出，当街打死，即使不死也得个残废终生。日军投降时，李光耀和几个人跳上经过新加坡的第一艘英国船，逃到英国念书去了，使他终于逃过这一劫数。
当李光耀在英国念书时，当地许多人为了争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独立正和英国殖民政府作生死战斗，站在独立斗争战斗的最前线。他们这批人，在“抗日”和“抗英”的连年艰苦战斗中，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们的牺牲，使到许多家庭失了宝贝心肝的子女，妇女失去了丈夫成为了寡妇，孩童失去父母成为孤儿，没有了依靠。
这些可歌可悲的伟大行为与事迹，又何尝是新加坡历史教科书和李光耀回忆录中的最重要部分? 独立后，又何尝对这些人作过补偿? 不但如此，还把这些人关进牢房里，使他们受尽了折磨。有谁人对他们感恩，说一句“谢谢”?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李光耀学成从英国回到新加坡后，他依附这股抗英力量，把他们当做进入政坛的踏脚板。在极其错纵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包括在英国政府刻意协助之下，李光耀将当时华人政治人物全部逮捕，并取得了政权。李光耀把他们打为“反国家分子”、“叛国”和“颠覆分子”等。李光耀更全面改组及牢牢控制新加坡媒体，使之成为他统治新加坡的工具。在受李光耀操控的媒体吹嘘之下，在国会民主制度下号称为“人民公仆”的国会议员的李光耀，摇身一变，成了“人民公父 ”。外国媒体称他为“新加坡建国之父”，现在他处处以新加坡“建国之父”见称。他自己的宝贝儿子，更无耻地称赞自己的老子为“新加坡的国宝”。肉麻死了。
在李光耀的心灵深处，虽然身为华人，李光耀从来就不认同华人社会；也从来不以华社为服务对象。他更不认同中华文化。也不知中华文化为何物。只认同英文，但是他又无法摆脱操华语的华人是新加坡最大族群这个“残酷”的现实。在50年代，为了政治目的，李光耀被迫不得不开始学习普通话和福建话(闽南语)。
在李光耀和华社政治人物展开近二十年的政治斗争中，华社始终不认同李光耀的反华实质，并站在李光耀的对立面，这使李光耀耿耿于怀。60及70年代的亚洲及东南亚的政治局面基本上对李光耀有利。当李光耀的政权稳定后，他就着手有系统地，一步步地全面拆华社的台，把华社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挤出圈子外，他吹嘘英化教育，从政治、行政和教育上贬低压制和剥夺中文和华语的运用价值，积极建立一个以英语为主的“假洋鬼子”的社会，以取代以华语为主的华人社会，希望一劳永逸地解除李光耀心目中的“潜在敌人”。他从来不考虑将华社纳入他的政治版图，而是要消灭华社。现在已有21%新加坡年青人不愿当华人而愿当洋人(11%+)和当日本人(9%+)。
李光耀对自己民族与文化的所作所为，足令宋朝的秦桧也自叹不如，等了800多年，庆幸终于等到有人可以接替他跪在岳飞墓前的位置，让人吐口涎唾弃！
李光耀又哪会预料到，几十年后，由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年青一群，却是今日反对他独裁作风最激烈的一群！
在李光耀政权的吹嘘之下，英语成了“万灵丹”的神话了。而李光耀的“大英沙文主义”却可以堂而煌之正式登台，成为新加坡的官方政策。虽然在宪法上，中文、马来文和印度达米尔文是官方语文，英文只是“工作语文”，实际上官方语文全被英语架空。
而这英语工作语文变成了吃人的语文，把不懂英文的各个族群的利益全部吃掉，把他们全部的边缘化。
被边缘化的实质后果是甚么?是李光耀等峇峇的垄断。
首先，整个政府的行政与运作是用英语，不懂英语的大多数人只有靠边站，无从参与，只好被“统治”。以前被英国人统治，“独立”后被李光耀这群峇峇(Baba)统治。所以英语变成了李光耀等峇峇少数统治与垄断新加坡的工具。开始时，还有一批华校出身的政客从旁帮忙打“边鼓”助兴，被排挤后连屁都闻不到，现在几位代表华社的政治人物，只不过是橱窗的装饰品，不是政权的组成部分。人民根本不知道国家的储备金以及他们最关心的公积金是如何被运作和操控。人民也无从知道由政治人物如李光耀等人运作和操控的庞大的国家企业的财政实况。说新加坡政府操作透明全是欺世欺人的假话。
在李光耀政权下，来自华社的金融界与商界的人士，不论是反行动党者或者是支持行动党政权者，都无一幸免，除了寥寥几个外，在行动党政府的政策下，全部消失。剩下的那几个人，战战竞竞地，步步为营，不敢大意，以防万一成了被调查的对象，被摧毁。连话都不敢多讲一句，更不用说代表华社出头说话了。听不到华社的诉苦，不等于华社没有抱怨。
司法系统也早被人民行动党政府所颠覆，法庭不再是调控与平衡政府与人民间的法律关系。当民间与政府有利益冲突时，也鲜有律师敢代表民间和政府打官司，也没有司法人员敢独立坚持正义，依法判断是非。帮政府在法庭里提供“合法”理由来打击与摧毁异议人士成了司法界进阶晋升的途径。无人民作后盾而只有二三千人的律师界，根本起不了监督司法运作的功能，只有忍气吞声低头认命。
讲到教育界，更是凄惨一片。
首先是行动党政府关闭南洋大学，再是全面将所有华校学制，变为英校。教育部及教育机关全部用英语。来自非英语教育界特别是华文出身的教育界人士几乎全部被排挤出局。现在，国家教育大业已与华人社会无关，只由李光耀及一些峇峇(Baba)所掌握。前身为华校的一些学校董事部组织有些还存在，但基本上已沦为学校的“筹款机器”，年终时替学校颁颁奖品而已，让董事们轮流亮亮相，过过瘾，但对教育政策已无发言权。这跟以前华社办学完全不一样。教育部现在赶紧培养的是新加坡式香蕉人用来取代华社人士。
对于来自非英语家庭的学生来说，学校成了他们的“虐待所”。
一般来说，一个人出生八个月后，就开始认识世界和学习，从入学那日起，学前在家里和从周围环境那里学到的语言知识，全部报销作废。他们得重新学习用英语来学习。贰九牛二虎之力，学些简单的语汇与概念，他们学习的进度，与他们随着年龄增进的心智发展不平衡。有70%以上的学生需要课外补习，非英语家长基本上帮不了学生学习。因为不懂英文，在孩子心目中，家长慢慢地变成了没有受过教育的老人(Uneducated old folks)。学生面对的压力非常大，可怜年幼无助的学生更无法把痛苦说明白。在学业上输给来自英语家庭的学生，自己变成了低能儿，养成自卑自弃性格。因为英文不如人，学业成绩不好，结果好的中学、学院或大学没有他们的分。
跟着，和好的职业也无缘，还要面对父母的责骂或挨打。他们怕考试，更怕考得不好，许多学生需要心理治疗，更有的想自杀。也有的真的自杀而死。在家里是爸妈的心肝宝贝，在学校里却变成了的破铜烂铁。为什么要剥夺他们的童真和虐待他们? 这些学生，离开学校后，来到社会上时，已养成低人一等的的心理，靠边站的心态，作个不出声的人群，这正是行动党政府教育政策下所要的产品! 这对新加坡危害是可想而知了。但是，也有些来自华社的子弟，慢慢地在工艺学院毕业后，在工作或商场上取得突破，做出好成绩来。
新加坡本来就不是个讲英语的社会，行动党政府想通过强制的英语教学政策来改变这个现实，结果是制造了新加坡式英文：一般人用英文字讲中文。由于花在母语学习的时间太少，中文也不行。母语也是要学习的，不然，世界各国的教育科目里也不会有语文这一科了。新加坡总理吴作楝也伸直指头，大力指责年青人讲的是“杂菜式的语言”。
行动党人也站出来指责学生的不是，不外乎是要将行动党政府在教育上的过失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不过是“纵火者喊救火了”的技俩罢了！
只要人们稍为多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新加坡一般年青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奇低：当电台或电视台访员访问他们时，不论是用中文或英文，他们都谈不上几句完整的话儿。身体语言特别多，用来辅助语言上的不足。他们连吵架的能力都丢失了，最后只有动手打架解决。
顺便提一提。在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李光耀学中文已有四十多年学龄而吴作栋也有三十多年。据邓亮洪从可靠人士处获知李光耀无法用中文讨论严肃的课题，他运用中文的能力不超过五分钟，必定要改用英文才能继续谈下去。吴作栋也好不了多少。但是，他们却明知故犯地强制要来自华语家庭的孩童，一开始就用英语学习各科学问，和来自英语家庭的学生竞争。还说甚么竞争条件公正平等。结果是这些英语家庭的学生(许多是峇峇的子弟)在学业上沾尽了好处，在日后就业上也沾尽了便宜。但是这却成“合情合理”和“理所当然”的事，一定要被接受。不然就是大汉沙文主义者。
大多数学生，在中小学这阶段，用全部精力先应付与解决英语带来的难题，然后才是平平无奇的学习内容。英语为先，知识为后。这与各国把知识放在第一位不一样。新加坡反常做法是：“英文第一”是政治的诉求，不是教育目的。
在这深具灾害性的教育政策之下，新加坡年青人无法继承自己的文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简短地说，中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可以没有新加坡的华人参与；而新加坡的华人要发展与出人头地，就不可没有中华文化的支持。
1991至1992年间，邓亮洪连同一批学者、教育专家、校长和一群资深教师，起草一分备忘录，向新加坡政府进言。其中一点是将新加坡学生学习中文的时间，从只占学习总时间约5%提升至25%，并增加中文学习科目，但是李光耀提出反建议，要这批人接办三两间学校，将之改换为华校。但这不是这批人的原意，办三两间华校并不能解决问题。
邓亮洪的这项工作，却成为了李光耀这次起诉邓亮洪诽谤案中“大汉沙文主义”的证据之一部分。为了中和邓亮洪这批人建议增加学中文时间对政治与社会的影响，新加坡政府推出了副总理王鼎昌(王鼎昌(原为华校生)后来当上总统)华文教学报告书，只建议改善华文教学法，但并没增加华文学习时间与科目。
通过和这批教育界人士的接触，邓亮洪发现一个更令人担忧如焚的行动党行而不宣的宗教政策。根据一些知情人士向邓亮洪透露，新加坡教育部在录取教学师资训练学员时，被录取的往往有90%以上是基督教徒。再观察一下，就可发现：学校里的校长，高级教师往往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老师在教育界所占的比例非常高。原来行动党政府暗地里的政策是要通过学校，慢慢地，有系统地把年青人基督教化，并把他们推上各个领域里的领袖位置。
在大学专业科里如医科、律师、工程等，基督教背景的学生占了非常高的比例，从政府内阁成员、政府各部门首长、军警领导及高级人员，也有这样的现象。有一次，邓亮洪在法庭的律师休息室向姚照东部长夫人(也是律师)指出这现象时，她的解释时：基督教徒的孩子比较聪明！
邓亮洪同时也注意到，行动党政府以国家发展需要为名，利用法律条文大量廉价强制征用佛庙、道观和他们的土地。比较出名的有花柏山的千佛寺。千佛寺以发展旅游业为名被征用。佛寺被拆除后十多年，土地被置空。教堂一般上可免于难，由于土地增值，教会非常富有。
邓亮洪和一批学者也注意到，由于许多年青人改信基督教，与父母和家庭成员信仰不同。许多家庭也因信仰不同而引起许多纠纷。当年青人经济自主而父母又要依靠他们时，有些父母也只好跟着改变信仰。有的年青人更把家里祖先的神位或地主神位等等，弃于路边，后巷或往垃圾堆一丢就算了。一位前学院院长悲痛地告诉邓亮洪说，他的两个孩子为了巴结上司，也改变信仰上教堂去了。
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对宗教采纳开明的传统态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采用对自己宗教非常执着的态度。
宗教问题成了另一个使新加坡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邓亮洪曾私下向多位来自华社的行动党国会议员提起这事，要他们向上面提意见注意这事。他们说他们不敢提，要邓亮洪自己提。有一次，邓亮洪通过媒体公开指出，要提倡家庭及社会和谐，就要正视与处理青年人改变宗教信仰的趋势及其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当政者必须谨慎处理这问题。
想不到，前华文报编辑后担任国会议员吴俊刚也公开发表同样的看法，支持邓亮洪的意见。但以后就没下文。
1994年8月在贞义社(一个推广儒家学说的民间组织)举办的国庆晚宴上，当着张志贤准将(当时任副贸工部长，现任教育部长)与其他达官显要面前，邓亮洪公开称赞基督教徒对社会会及慈善工作做出了非常的贡献，并建议非基督教徒须向他们学习，而且要研究和学习为何基督教徒能在短期间内取得非常的成就，以便大家一齐进步。
这次的演讲，却成了李光耀起诉邓亮洪诽谤案里指邓亮洪是一位反基督徒者的证据。邓亮洪说他从来就不反对基督教义或反对基督教徒。他的律师事务所的合夥人就是基督教徒，律师助手也是基督教徒，职员有一半以上都是基督教徒，他担任主席的南洋艺术学院的院长，和多位高级职员是基督教徒，连他自己的女儿也是基督教徒，也曾经亲身驾车送她上教堂作礼拜。
邓亮洪所关心的是“非基督徒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及这将对社会及政治造成严重后果。他关心的是政策问题，而不是宗教的是非问题。
李光耀对这问题的公开反应是：这是学习英文过程中所不能幸免的代价，同时他认为这不过是年青人一时的即兴，学时髦，跟风气吧了，过后就不会当真。但是一般人在私下却不同意他的这种看法和态度。
在许多英语国家的人民，不一定是信仰基督教，许多非英语国家的各族，在学英语时也没有改变其原来的宗教，改信基督教。也不是用英语取代母语，新加坡青年人改变其宗教信仰也不是一时的学时髦的即兴玩艺儿。通过政治、行政与教育政策来改变新加坡的社会语言与宗教信仰，必然对这个地区的种族、语言与宗教生态造成深远影响。对这么严重的事，行动党政府不能暗地里独断独行，自以为是，也不能以为他们随意可以这么做，别人连讲都不可以，更不能野蛮地打压有意见的人群。
不准提敏感问题是为了维持社会安定？不！为了垄断！
行动党政府对各民族玩弄“分而治之”的手段。对华人则说，压制马来社会对华人有利。对马来社会则说压制华人社会对马来人有保障。同时不准任何人提与种族切身利益的问题，说是为了保持社会和谐。这么一来，各族切身利益问题不再是国家计划大事。结果是：大家都无法把被边缘化的共同的问题提出来，放在桌面上讨论。一切由李光耀等峇峇(Baba)领导人说了算数。邓亮洪说，当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没获得解决时，社会根本不会和谐，即使安定，也只是暂时的。
邓亮洪说，假如李光耀等峇峇小集团为了保持垄断新加坡的一切而继续玩弄“分而治之”的策略，用语言与宗教问题为伎俩，把新加坡的种族、语言及宗教的生态改变，除非地球的地壳表层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变化，将新加坡这小岛移到英国或美国的边境，新加坡必然走上与这个地区的邻近回教国家发生冲突。如是，这将不再只是新加坡的问题，而是东南亚与亚洲共同稳定的问题。
东南亚华人的经济力量是国际野心家打击的对象。李光耀等人的政策在长远上对这些别有居心的人有利，被李光耀等人所制造出来是具爆炸性的局面，可以被利用，这说明为何明知李光耀等人臭名远扬的行径野蛮及不民主行为，一些国际媒体还是对他称赞有加。一次又一次地为他安排上电视台亮相表演，媒体一次又一次的专访，为他打造声势。
上面所陈述的种种，才是这次邓亮洪与李光耀等人的争拗中心点。诽谤案官司只不过是对付邓亮洪的手段。
邓亮洪想进入国会替华社把问题在国会里提出，而李光耀等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邓亮洪进入国会，甚至在法庭里制造假案，索取大笔金额，企图摧毁邓亮洪的一生。
哪知天网恢恢，假案败露。现在世人等着要看他们如何收拾这盘败局！
由于邓亮洪与李光耀等人之间的诽谤官司非常轰动，多国媒体都有报导。用邓亮洪(TANG LIANG HONG)的英文名字在互联网上搜索，可阅到多如牛毛之有关报导。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