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友人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序
这本书展现了一个人独自探索历史真相的成果。
辛灏年先生一九四七年出生，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如同他那个时代的中国青年一样，文化大革命曾中断过他的学业，还有他的梦。他也曾挣扎在生活里，却坚持自学和写作，不仅成了一位作家，而且成了作家中的一位学者。
自一九七六年以来，辛灏年先生出版过十多本小说，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发表了近二十篇学术论文。他如此成功的写作工作，使他很早就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安徽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并被中国作家协会评为一级作家职称（教授级）。一九九四年初，辛先生被北方一所著名大学聘为教授，但是他尚未到任即应邀去了加拿大，担任了多伦多大学的访问学者。
多年前，在他为写作长篇小说《辛亥之后》而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历史之初，辛先生发现现存的历史著述里迷雾重重。从此，他开始了对历史真相的探求。在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四这个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一方面努力钻研和解读现有的研究著作，并设法去接触、了解和收集那些不准许公开的历史资料；一方面怀着兴奋的心情，热切地关注着中国大陆史学界和民间，因偶然的机遇所发动起来的历史反思潮流，及其新成果；一方面又为着揭开历史问题的症结，而对他在年轻时代曾独自学习和研究过的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欧洲民主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历史，以及它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革命的影响，进行了独立的再研究和再探索。这就为他在理论上探讨和理解中国现代历史的曲折发展和反复历程，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和学识基础。
后来，辛先生终于能够把他的思想用于写作上了。我们很荣幸能够恰逢其时地聘请他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并因校长的特别批准而聘请他在东亚所担任过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员。
在哥大，辛先生将全部精力投入了本书的写作，每天工作长达十数个小时。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要把自己所发现的历史真实写到纸上以公之于众的使命。即使这需要他花费整整三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部如今噎在读者手中的著作。
虽然他的著述基于非常广阔的研究，是一部十分严肃的学术著作，但辛先生对于主题的处理却体现了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爱国的中国人，而非仅仅是一个独立学者的风格。他希望能够识别那些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曾帮助推进民主进程的演员们，和那些曾破坏与阻止民主进程的演员们。要做到这一点，首当其冲的便是象孔夫子所说的“正名”。即：什么才是民主？辛先生不相信象“民主专政”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 他认为这只能是纯粹的独裁。相反，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才是民主的思想。辛先生把自己与那些具有中、西传统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家们，那些总是谴责蒋介石遗弃了孙中山价值的历史学家们区分了开来。甚至辛先生还争辩道，正是蒋介石与无数反对者的斗争，才保全了民主和民主的艰难进程。虽然后来他输给了共产党，那是因为孙中山和他自己的错误策略所致。当然，最根本的失败原因，还是由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
辛先生献身于写作，却不是一个活动家。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指明真相，从而使得自己的人民、特别是年轻人，能够推动这个国家在未来走向正确的方向。
去年以来，辛先生在完成了本书初稿之后，为了征求意见认真修改，而应邀在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大学演讲。从此，他的思想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和接纳。如今他的书亦噎出版，希望他的思想能够接触和影响到更为广阔的读者们。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一日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唐若冰 译）
祖国大陆友人历史学家谢幼田教授序
辛灏年先生的著作是理的汇聚。
辛灏年先生的著作是情的凝结。
某君曰：“史是明镜，鉴照往事，何能有情？有情则偏颇矣。”其实不然。昔日司马迁作《史记》，在自序中说，因遭李陵之祸而领悟到《周易》、《春秋》、《离骚》、《国语》等名著，都是“圣贤发奋之作”，所以，他要“述往事，思来者”。没有现实的坎坷遭遇，何以有“发奋”之情？
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的遭遇，不是在那里的血泪中浸泡过的人，永远不能体会其中那地狱般的苦境。毛始终把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的九种人之一，用一切手法要知识分子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睁眼对世界的看法，闭眼对人生的领悟，翻书对历史的见解，心灵对艺术的追求，一切一切，都被这个新式的、超过秦始皇的皇帝所规范。不接受规范者，就要受到商鞅式的刑法处置……。
伴着血泪的呐喊者，是文学家。
将呐喊的声音咽下去，而从中华民族过去的发展中寻求答案者，是历史学家。
辛灏年先生从文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他以发奋之情，盯住了中华民国史。
他发现中华民国史是一堆糊涂账。
他发现，中华民国的曲折成败，在于“革命与复辟”，在于“专制和民主的反复较量”。找到了这个立足点，他就好象突然站到了一座高山之巅，去俯瞰脚下奔来眼底、又冲向未来的滔滔历史长河。
他的笔就象拍岸的惊涛声，在讴歌、赞美、肯定；在谴责、批判、否定。他的笔，描绘出了许多早已蒙尘的大量史实画卷，找到了现实的许多来龙去脉。
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 辛灏年先生的历史巨著。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于旧金山
祖国大陆文友作家郑义先生序
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学著作。
它的出现，将对中国的精神和现实造成震撼。
一九九四年春，辛灏年随身带着这部书的提纲和资料，孤注一掷，从中共军警眼皮下冒险闯关，登上飞向新大陆的飞机。直到起飞，直到飞机跃上万米云空，心情才开始平静。我的生活中也有类似场面，体验着屈辱与正义冲突。虽然是近二十年之老友，我所了解的仅是小说家高尔品，而非历史学家辛灏年。而且勇气和学说究竟是两回事，道德勇气并不等同学说价值。阅罢初稿，方如释重负：一部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著作正在诞生。
辛灏年先生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首先是“民主革命史”体系之建构。世界史早已提出了如下的例证：英国革命首尾凡半个世纪；法国大革命自一七八九年攻占巴士底狱至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国确立民主、自由与共和，血战近一个世纪；俄国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到一九九一年苏共崩溃，回归民主，其间腥风血雨也是长达四分之三世纪……这些散见于各国历史的断章残片，通过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原创性的研究而得到了崭新的解读 —— 民主革命的初次胜利，必将招致专制势力的反扑和复辟；草创的共和国体完全可能被旗号各异的专制势力所颠覆；复辟期的专制势力极为疯狂，甚至可能把专制政治推上历史的疯狂阶段；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贯穿着民主革命的全过程，直至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 —— 辛灏年先生运用全史观念，把民主革命从一个即时性的相对孤立的历史事件，理解为一个历时性的漫长的历史运动，于是，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现象”，便上升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规律了。一个简练宏大的坐标系就此建立。简洁透彻且具有锋利的力量。曾困扰过几代思想者的某些历史之谜，终于得到解答。最后定稿期间，辛灏年曾在北美多所大学演讲，均引起轰动效应。每当他在开场白中刚刚竖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或者，每当他刚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纳入辛亥革命始的“ 中国民主革命史”，常常便会有听众恍然大悟地提问：您是说，中共的革命其实是一场专制复辟？您是说，中共不过是民国史上的一段乱世？
这就是理论的力量。
整个十九世纪的历史，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渡过的。同样的，从武昌首义的枪声到布达佩斯街头呼啸而过的起义者的卡车，从格旦斯克海港罢工的汽笛到一夜崩塌的柏林墙，从莫斯科红场上掉转炮口的坦克，到长安街上被路障和人民的怒火所熊熊燃烧的装甲车 —— 整个二十世纪，同样没有逸出法国大革命照拂的旗影。如果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类确实在为自由、民主与人权而奋战不休，那末，我们便取得了以民主革命史来抽象这段历史的理由。众多纷繁混乱的历史事件都在这一体系简单的坐标里安放妥帖，并得到相当透彻的说明。在尚未被纳入体系之前，历史事件仅仅是一些孤立的意义不明的“讯息”。一九九二年，捷克总统哈维尔在一篇名为“现代世纪的终结”的演讲中说道：共产主义的完结，不仅结束了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一个主要的形态，而且为整个现代世纪打下了句号。共产主义时代完结这一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讯息，“是一个我们目前尚未完全解读、完全理解的讯息”。我尚未愚蠢到崇拜终极真理之地步，但辛灏年的理论，提供了一种言之成理的阐释。
其次是历史事实的再发现。辛灏年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走进历史多少有些偶然。为写作构思一部安身立命的长篇历史小说，他计划掷下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前十年研究，后十年写作。于是奔走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沉没在浩如烟海的现代史料中。他耗时两年，编写了《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中国近代史大事记》，并以大量的精力重读马列经典和西方哲学史……在他这种步步为营的进逼战术下，意识形态的藤萝被渐次斩除，历史之林终于被廓清到原生状态。这时，被他征服的历史反过来征服了他，以它之慷慨烽烟飞迸血泪，以它之千古沉冤百年歌哭，以它之一直流散到当代的遍地血污。他抑制着灵魂的颤栗，一改初衷，毅然开始了历史写作。此刻的辛灏年，噎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三部小说集，进入了成熟作家的巅峰期。当这样一位人格、才华与思辨能力都极为出众的作家和谎言充斥的历史猝然相遇，撞击与爆炸已势不可免。在经历了漫长的沦辱之后，中国现代史终于找到了它忠诚的守护者和代言人。
阅读初稿，我同样经历了一次几经脱胎换骨的创痛。在进行社会学写作时，我已疏理过现、当代史，但惊讶和震撼仍阵阵袭来。一个又一个关于人物事件的细节每每使我释卷长叹：何至于此！何至于此！由此而得出一个结论 —— 每一个生活在（包括曾生活在）封闭社会里的人（包括知识分子），不敢轻言知识二字。
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一部冷静沉重的历史学著作，但敏捷的读者必然会感受到它在现实政治中可能具有的巨大颠覆性。比如，它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众所周知，权力的来源必须具有合法性。其一，符合法统，具有法定的传承关系，如传统社会皇位继承的嫡长制和现代社会的普选制。其二，即便是否定了旧法统的暴力革命，也必须以全面制宪、普选加以追认。不解决合法问题，政权就始终处于“产权未定”的争夺状态之中。民主革命废除了旧法统，用普选直接与人民订立契约。共产革命也废除了“旧”法统（姑且不论复辟），但没有一家敢于实行真正的全民制宪，民主选举，权力就没有合法的来源，不得不以刺刀来加以维持。其三，夺权非法，但如果不悖于情理，事情还有回旋之余地。共产政权与第一条明显无涉。虽然中共竭力要从后两条里寻找自己的合法性根据，但端视中共在北伐、两次国共战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作为和地位，结论便只能是非法，而绝无合法之理。只要认真读了辛灏年先生的著作便知，此处不赘。
应该指出的是，中共虽承认自辛亥革命为发端的民主革命传统，并奉孙中山先生为先行者（虽然实质上加以否定），但在此基础上，倘若不改“中华民国”国号，并将内战解释为革命阵营内部权争，再逐步修改中华民国宪法，就营造了合于法统的假象。遗憾的是，毛泽东却为自身本质和怂恿他“中共建政改元”者的迷惑，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建立。中共政权遂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倘无改元一事，续上法统，后来的联合国席位之争，两个中国之争，又从何谈起？如果辛灏年的理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中华民国”历史上一段专制复辟期，那末，这个被毛泽东“误失”的“中华民国”法统，就可能正是结束一党专政，归宗认祖，存亡绝续之国脉所在。法、英、俄等国莫不于数十年后回到被颠覆的“第一共和”去接续法统，再造共和，或可为鉴。我想，这致命的挑战并非辛灏年先生之本意。他走入历史，披荆斩棘，本是为一部历史小说追寻“真实”的足迹。不想跋涉十年有四，收获甚丰，竟有许多奇花异卉得于料想之外。这正是诚实学术劳动的收获。文学忌讳主题先行，尤忌政治主题先行，想必各类学术亦然。但真实必然杀伤谎言，真实必然向四面八方投射出神奇的评判力。这本来是真实一词题中应有之意。
无论公开演讲或私下交谈，辛灏年先生都一次再次强调，倘若没有大陆学者反思历史在前，他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此乃肺腑之言。因为无论这个时代在权力与金钱的交相诱迫之下噎堕落到了何种地步，总有人秉承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古训侧身战斗，辛灏年无非是其中之一。因此，本书既是辛灏年的著作，也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智慧的结晶。
一九九七年八月七日于普林斯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