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份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
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现时中共官场流行“50%”的潜规则:只要腐败的官员们能守着“吐出一半、上送三级”的官场“规矩”，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贪污款项拿出来，逐级往上送，至少送三级，在遇到风波，或者遇到政治运动的时候，就能安然过关，基本上平安无事。倒是那些“小气鬼”和“清官”，遇到打击腐败的风头来时，反而最危险。“小气鬼”是因为舍不得花钱买平安，一旦有人举报时，上面不会有人出力硬保。而“清官”则是自己太干净，弄得下面的官不敢放手捞钱，断了下面人的“财路”，犯了官场大“忌”，容易遭到他人暗算。苏州市一个姓华的副市长，本人清廉，当了几年副市长，母亲还是乡下户口，没有公费医疗，因为母亲住院花了一万多元医疗费，这个副市长没钱付，请一家乡镇企业代付，被人逮住报了案，结果丢了官，还判了三年刑。
当年创下单笔受贿金额之最、贪污受贿数额之最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过亿，因有人举报其儿子姜荑的公司注册资金的来源有问题而案发。从他家中抄出的现金来不及点数，用秤来清点，据说有23公斤，几百万元，连地板下藏的都是钱。但在姜人杰得知自己可能被判死刑时，即表示要将功赎罪，“判我死刑?那别人搞的钱比我多好几倍，怎么判?我要揭发。“果然，姜人杰“愤然”一揭，又有不少贪官落网，曾经担任苏州市财政局局长十多年、后升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的赵文娟就是其中之一。
2011年12月23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正式报告《反腐倡廉蓝皮书》中都不得不承认：“出现了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腐败手段从显性向隐性扩展，金融腐败、资源腐败、期约腐败等现象，腐败范围从经济、政治、司法领域浸染到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并出现了跨国境‘外向型’腐败。”
互联网上有这样的一种评论：“贪官是中国最明白的人。然而，很多人也许忽略了，还有一个群体，虽然也高喊反腐败，但因为身居官场甚至高层，对腐败的体制性根源其实比谁都认识得更清楚，也更加认识到这种体制性根源不可能短期内消除，甚至已经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也正因为最明白、看得最透彻，所以这个群体只是一边号召反腐败，一边大肆腐败，并极力维护这个腐败根源的存在。”
现在是任凭反腐风暴横扫，贪官该怎么滋生蔓延还怎么滋生蔓延;以至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也承认，能否遏制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被江氏腐败体制绑架了的中共业已到了“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地步了。
对国家资源的强行瓜分
江氏腐败性体制形成于私有化、转型中的中国，原本的经济改革就自然地变成了放手腐败的最好的藉口和掩护，最佳承载工具。专制权力不受制约，在私有化进程中，公权私用，使得国家资源以种种形式，如国家垄断企业、抓大放小、资金重组等等，被私有化到由掌有腐败权力的官员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最开始只是作为“机会”、“潜能”，从子女开始;然后集结各种能转化成物质利益的团体来消化这个“机会”、“潜能”，逐渐形成集团。就这样，国家资源和已积累的财富经被瓜分并实化到了寡头们手中。到了这一步，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再通过简单的转型来恢复成为正常的国家，保持国家正常秩序的社会基础结构被中共的道德完全蛀空了。
这种腐败性制度由中央起、到部门、到省、市、县一路下来，瓜分各级所有的公共资源，就形成了几种独特的形态：
第一，它将全国从国家一级起瓜分成若干权力范围所界定的领域，如宣传(媒体)、石油、通讯等，一个政治局常委有可能管几个领域。再往下，又由这个领域的官老大在部门、省重复这个过程，给予贪腐的权利，瓜分部门、省的资源，一直到乡镇。形象的讲，就像若干巨大的老鼠会，从政治局常委往下铺满全国，形成一些巨大的官商匪利益网，层层盘踞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上。
第二，大老鼠们虽不在名义上直接拥有国家资源，却掌握着国家资源的运用与投放，比如说，各大国家垄断行业，石油、电讯、交通，等等，都在大老鼠的管辖之下。他们的子女、亲属却可以“拥有”被“界定”过来的“私有”公司，从垄断部门“接活儿”。如此类推，一直到乡镇。
在这样的腐败体制中，一个国家的经济被瓜分，并被以贪腐权力为中心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所控制，离贪腐权力中心越近的，能得到的利益越多，越能空手套白狼。
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样的腐败性体制内，财富是怎样从公共财产变到官僚资本权贵的手上的?前边谈到江泽民儿子江绵恒从公家的公司中白拿白抢，成为暴发户。自从薄熙来事件曝光以来，更多的江家帮主要成员的案例浮出水面，让我们看看周永康和曾庆红家族的部份案例。
周永康1999-2002年任职四川省委书记，2002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任等职，是江泽民垂帘听政后江家帮的主要前台干将。
阿波罗新闻网2012年4月8日“惊爆黑幕：周永康儿子一出手一次就白抢近30亿”。
周永康的儿子周斌藉助周永康权力，勾结古蔺县县长申远康等，伙同早已安排托管郎酒厂的私企老板汪峻林暗箱操作，假借国企产权改制，采取自卖自买手段，以郎酒厂自有资产作抵押，将拥有固定资产17.28亿元(尚不包含无形资产在内，不包括价值十亿左右的窖藏酒在内)，处于盈利状态的四川省古蔺县郎酒厂蓄意搞垮。串通建设银行贷款一亿元，又勾结评估公司低价评估，贱卖贱买郎酒厂。然后用郎酒厂的钱，去还了建设银行的贷款。周永康的儿子等人真正的空手套白狼，一分钱没掏，变相掠夺了郎酒厂的资产。【10】【11】
合成图为江泽民与曾庆红
曾庆红曾是江泽民的二号实权人物，也是江泽民除周永康外的另一大心腹。他是中共元老曾山与邓六金之子，1989年随江泽民进京，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2年在排除杨家将事件中为江泽民稳定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后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2003年至200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的军内老干部辛子陵，最近在海外媒体上实名发表文章，公开举报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重大腐败行为。
“辛子陵文章介绍：2006年，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从银行贷款7千万，在山西太原买了一座煤矿，然后通过一家有关系的评估公司，评估到7.5亿人民币，再由山东最大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出资7.5亿收构了该煤矿。通过几次这样的反覆操作，本来没有拿出一分钱的曾伟，变魔术一样，手上有了33亿元。然后，他竟然直接以这33亿元，买下了账本净值738.05亿元，实际价值1100亿甚至更多(因为此前就已布局，国家电网的规划完全是按照鲁能的产业分布来部署的，鲁能已被精心打造成一只可以下金子的母鸡)的山东鲁能91.6%的股权。”
图为曾庆红儿子曾伟在悉尼购买的名叫Craig-y-Mor的2.5亿豪宅(悉尼先驱晨报)
“澳洲《悉尼先驱晨报》(TheSydneyMorningHerald)2010年披露的曾伟和太太蒋梅，在2008年斥资3240万澳元(约人民币2.5亿元)，在当地购买了一座澳洲有史以来第3昂贵的豪宅，该豪宅位于WolseleyRoad，该马路聚集了悉尼乃至澳洲最贵的豪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