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
2009年11月，加拿大Seraphim Editions出版社了发行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该书是调查报告的第三版，收集了52种不同的证据。大卫‧乔高强调指出，每一类证据无法单独证明这些罪行存在，但综合所有这些证据，几乎是无可辩驳的证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在大陆长期普遍存在。他们提供的证据还包括以病人家属的身份向中国很多医院的器官移植科打谘询电话，询问医院能否搞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存在。
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公开了他们的调查员与广西民族医院医生庐国平对话的电话录音，在电话录音中，卢国平多次亲口承认移植的供体来自于法轮功学员。他说，“有些是法轮功，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对话片断：
调查员：那你的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做的都是这种法轮功的，是不是啊?
卢医生：有些是法轮功的，有些是家属捐献的。
调查员：喔。那现在就是说，我想找这种，给我的孩子找这种法轮功的，你估计他能帮我找到吗?
卢医生：肯定能够找得到。
调查员：你们以前用的，是从哪里找的?是从看守所，还是到那个监狱哪?
卢医生：从监狱里面找的。
调查员：监狱里啊。他那种都是那种健康的法轮功是吧?
卢医生：对对对。肯定是选好的，才能够做吧。因为这种东西做了要保证质量。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大卫设立的专门网站(www.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上查阅上述的电话录音和对话全文，以及更多的其他调查电话录音。
器官移植成暴利行业
各大医院的收费标准可能不一样，但是昂贵的程度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中可见一斑。
(大纪元资料)
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和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以上。【12】
据《凤凰周刊》2006年报导，随着国外患者与日俱增，移植手术费用也逐渐上涨。2004年初，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脏移植手术费用为3.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左右，到2005年，治疗费用已经超过了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万元)。【13】
据《南方周末》报导，“急剧膨胀的业务，让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获得巨额营收。据此前媒体报导，仅肝移植一项，一年即可为中心带来至少1亿元的收入。”2006年9月，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楼启用，这栋投资1.3亿、拥有500张病床，总“病床年周转率”可达上万次，外科手术中心可同时进行九台肝移植及八台肾移植手术，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器官综合立体移植中心。
当器官移植变成了暴利行业，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有钱人愿意花大钱买器官，另一方面，巨大的暴利就会推动医院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一切地去开辟新的器官来源。那么，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某些群体就会成为这个器官来源的牺牲品。
“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
中共否认盗用死刑犯器官的态度过去一直很明确。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05年11月出席菲律宾马尼拉WHO会议时，第一次公开提到供体主要来自死刑犯。【14】不过，中共在后来又予以否认。
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声称，“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蓄意捏造，欺骗舆论”。
2006年4月10日，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海外传媒报导大陆随意摘取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说法。他称，大陆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来源于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
2006年10月1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回应BBC记者傅东飞的报导(报导中提及探访的医院医生说“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时再次声称，“境外一些媒体报导中国的器官移植时编造假新闻，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
但是，2009年8月26日的《中国日报》代表中共官方首次公开披露，说大部份器官来自死刑犯。国际社会也解读为中共政府在盗用死刑犯器官上的正式表态，从此以后，中共没有再就死刑犯是主要供体进行过否认或反驳，而是成为了在各种场合的标准说法。
几经周折，中共终于承认盗用死刑犯器官，毕竟是一个“进步”。不过，这是在中共被指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今天中共否认活摘器官的态度，就如同它过去否认死刑犯器官一样，人们怎么能信得过它呢?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是在用一个罪恶去掩盖一个更大的罪恶。
做移植做到着魔
中共的“解放日报”在2005年1月2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乾坤挪移九小时”的文章，讲述了上海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做肝移植上瘾着魔的情况。夏强亲自开车来回140公里把72岁的病人接到医院做手术。为什么对72岁的老人这么有兴趣呢?因为老人身体状况极差：肝硬化肝癌双肾结石肾功能衰竭，黄疸500多，腹水5000多，卧床已两月，需要做肝肾联合移植。夏强的目的是要冲击亚洲肝肾联合移植65岁的高龄记录。夏强对记者说：“对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一天不到病房看病人，心里就会不踏实;每周至少做2—5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15】
每周要做数台手术，渴求的就是源源不断的供体保障。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人会去关心供体到底是什么人呢?是死刑犯还是法轮功学员呢?
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Bioethics)中心主任卡普兰(ArthurCaplan)教授，是一位曾被《发现》(Discover)杂志誉为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国际知名专家，2012年3月13日在美国费城医学院(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发表了“使用囚犯遗体做器官来源的道德伦理问题(The Ethics of Using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Cadaver Organs)”的学术演讲。他说“特别是对器官移植旅游者，如果你到中国去，要在你停留的三周内完成肝移植手术，这就意味着得安排杀掉一个人，要通过血液和组织配型来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供体，然后在你要离开之前杀掉他们。如果你只是干等有人在监狱里死去，你不可能在三周内就等到一个肝;而且这个肝还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体质。你只能去找合适的供体，然后在器官移植旅客还在的时候把他们杀掉。这就是根据需求来杀人(Kill on Demand)。”【16】
“按需杀人”的器官移植模式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活着的供体库。
明慧网曾就此发表过一篇“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的综合分析。【17】该报告收集了大量中共自己的报导和许多相关的内容。从2000年到2008年的器官移植数量来看，2000-2002年和2006-2008年，死刑犯器官来源稳定在6000-6500例，而2002-2006年之间却有一个飞速的增长，这正是被指控发生大规模活摘器官的时期。报告特别指出了大陆那几年器官移植高峰期的器官市场的不同寻常的特征，包括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等，这些特征是死刑犯器官很难解释的，而又恰恰符合活摘器官的模式。
大量失踪的法轮功学员，去了哪里?
中共对上访学员采取了非常恶劣的株连政策：让家人下岗，让单位领导受罚，让全单位职工都没有奖金，甚至让地方政府部门承担责任，以乌纱帽相威胁。这样一来，中共实际上就是把学员周围的一切环境都动员起来参与到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单位里本来对法轮功学员有同情心的同事，因为奖金被扣，也被煽动起对学员的怨气，对法轮功的不满。地方政府部门为了保住官职，从消极状态变为不顾一切的阻扰法轮功学员去上访。地方公安被派到北京信访办门口去截访，“驻京办”变成了各级地方政府在北京抓捕当地大法弟子的派出所。
于是，从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从当时明慧网上的学员交流文章就可以看到，“不报姓名地址”成为了大法弟子抵制株连迫害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做法。这些学员后来怎么样了?很多人失踪了。外界只知道他们很可能被集中起来关押到一些地方。现在回顾起来，这种集中关押就为大规模活摘器官制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