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刘文彩家真是养着狗专咬要饭的吗?
实际上是刘文彩对要饭的穷人是百般的帮助，廖福全的父亲当年捡狗屎路过刘文彩家，刘文彩看见后就请他进去吃饭。刘文彩也不会眼看着自己的乡亲到外面去讨饭，有困难的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凡是向他求助的人没有一个是空手而归的。贫下中农家里有人生病，刘文彩知道后还送医送药送到家，所以根本没有养狗咬要饭的事!
人们一定会问，刘文彩既然是个大善人，对农民和穷人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收租呢?统统免交就算了。但是如果这样，他哪来钱修桥铺路，建学校搞公益事业?刘文彩从宜宾回到老家的十二年时间里，修大邑到成都的公路，让大邑通向世界;修文彩中学，给国家培养了建设人才;修水电站，照亮千家万户;扩建安仁镇，把一条街修成七条街……
这都要钱!这就要收租!
《凤凰大视野》在《大地主刘文彩》一片中曾提到苛捐杂税，说刘文彩在宜宾的苛捐杂税繁多，他们在1935年征税已经征到了1949年，多征了17年!那么事实又是如何的呢?应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那年月正是四川军阀相互混战之际，为了打败对方，军阀们都在横征暴敛，竭泽而渔，这些军阀各多征了多少呢?以1935年为准，刘湘征到1975年，多征了40年;田颂尧征到1987年，多征了52年;杨森征到1989年，多征了54年;邓锡候征到1991年，多征了56年;刘存厚至少多征了100年;而刘文彩只征到1949年，多征了17年。如果列一张坏人排行榜，刘文彩名落孙山，最后一位。而刘文辉说：“刘文彩做的事该我负责!”
当刘文彩从宜宾返回到安仁镇老家时，是带着满满的财富回来的。但是他在老家安仁镇却是大把撒钱的呀!
而党的喉舌《四川日报》的王治安在《轰天绝唱收租院》一书中却这样写着：“刘文彩从川南返回大邑就选中了安仁镇，作为剥削人民聚集财富的老巢”，“刘文彩可凭借刘氏军阀拥有的枪杆子、印把子和‘刘总办’的权势淫威，在大邑安仁镇一带营造刘氏‘王国’，穷凶极恶地吸取民众的血液，满足其没有止境的生活欲望。”
一个文人靠造谣造假来发财扬名，文革之后仍不翻然悔悟继续作恶，可见人格道德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中洪是如何打造“人间地狱”的?
在《地主庄园——序馆》中写着这样的文字说明：“在那乌云滚滚的旧中国，刘文彩利用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过着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寄生生活。而民安村的贫苦农民，长期忍饥挨饿，生活痛苦不堪，生死宰割都操纵在地主阶级的手里。民安村正是旧社会千村万户的缩影。”
如果把这些文字改写成这样：“在那乌云滚滚的新中国，MZD(李井泉、马识途……)利用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过着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寄生生活。而中国的贫苦农民，长期忍饥挨饿，生活痛苦不堪，生死宰割都操纵在中洪统治阶级的手里。民安村正是新社会千村万户的缩影。”——那才是最合适不过的用词了。
在旧中国刘文彩坐镇安仁镇的十二年时间里，没有饿死过一个人。刘文彩救济穷人，连乡民生老病死都包了下来，没儿没女的每个月可以领到一升米，乡民有人死去，刘文彩发给一口棺材，两梱纸，一升米。(见凤凰大视野《大地主刘文彩》的开始部分乡亲们的口述)。但是在中洪统治下的大邑县，全县三十万人却饿死了六万五千人。中洪喉舌喇叭筒罗二娘一家就饿死了四口人——她丈夫、小女儿、大儿媳、大孙子。当罗二娘一边声泪俱下控诉刘文彩的滔天罪行时，她应该摸摸自己的良心，她对得起四个死去的家人吗?这四口人死的时候政府发给他们大米和棺材了吗?大概就是卷条席子刨个坑埋了吧!
如果专做好事专做善事的人就是十恶不赦的恶霸地主，那么大搞阶级斗争搞得大批饿死人的中洪是个什么东西?实际就是个痞子流氓党，土匪强盗党，杀人吃人党!
在那MZD和李井泉之流统治中国的年代里，四川成了阶级斗争的重灾区。在旧中国，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人民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号称“两广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只要湖广几个省大丰收，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饱饭。但是在那乌云滚滚的新中国，却变成了大量饿死人的重灾区，在三年大饥荒年代，中国活活饿死了四千万人，而在四川一个省却饿死了一千二百万人，“天府之国”变成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人间地狱!
马识途之流虽然是造假能手，《地主庄园》和《收租院》是造假之作，但是他在1995年第三期《龙门阵》一篇文章中对于大饥荒饿死人的描写却是真的。他写道：“我们搞四清发动社员诉苦时，社员一诉就诉到自然灾害那几年他们那里饿死多少人的事，弄得我们啼笑皆非。”“据社员说，那几年征购粮食征得太多，把他们的口粮也搜刮得没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简直是翻箱倒柜，整得鸡飞狗跳。有的地方关系紧张到社员反抗，不得不派武装去镇压，有的社员对我说，连机关枪都对他们架起来了。”可见中洪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之惨烈。马识途集团不去揭露中洪的暴政，相反却对大善人刘文彩大加鞑伐。居心何其毒也!
从新中国成立一开始，MZD领导下的中洪就不断地进行着其乐无穷的斗人活动，大搞折腾和制造灾难，四川更是首当其冲。
1950年镇反期间，五千万人口的四川省就有二百五十万人被关被管被杀。1957年反右运动，十多万人被打成右派，共青团四川省委的机关刊物《红领巾》，十名编辑有八人打成右派，还有一个送公安机关。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现更名为西南大学)有七百多名师生打成右派，四川农学院有二百多名师生打成右派，划为反动组织的有28个，成员多达257人。《星星》诗刊在1957年一月创刊，因为刊登了一篇《吻》和流沙河的《草木篇》，很快就夭折，四个编辑全部打成右派，受牵连的人数达千人之多。
在四川建有许多劳改集中营，沙坪劳改集中营关押着近万名犯人，其中有许多是右派、党政干部、企业职工和农民，在大饥荒年代活活饿死了六千人。
即使到了现在，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也折腾过一番，全国最高最大的MZD塑像就是在他任上矗立在重庆医科大学中的，它连底座高达37.4米，重46吨，耗资500万元。曾是疯狂摧残知识与文化的魔王，薄熙来竟把它高高地树立起来，但是真正为人民做好事的大善人，却被妖魔化变成了罪恶滔天的恶霸地主。可见在中洪统治下黑白颠倒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为什么四川省对人民的镇压如此凶残，这是因为统治四川的曾有过一个比真正恶霸还凶狠还专制还野蛮的号称“西南王”的李井泉，还有众多的与李井泉相似的打手爪牙人物。
“李井泉，江西人，是MZD豢养在大西南的一条恶狗。早在延安时就紧追MZD，其后在山西武装割据，以整人杀人闻名于中洪晋、察、冀根据地。由于他不顾人民死活一味效忠于杀人恶魔MZD，几年时间就从一名省委书记跃升为中洪西南局书记，再跃升为中洪中央政治局委员。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59年至1961年，四川省共饿死1250多万人。按照更加真实的文献资料来推算，实际人数应该超过2000万。李井泉的飞黄腾达，是以牺牲2000多万四川人民的生命换来的。”(铁流：《杀人不见血的沙坪劳改集中营》)
当时在文化和宣传上统治四川的就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的马识途，妖魔化刘文彩及造假制作《地主庄园》和《收租院》展览的就是此人。当 MZD称“中宣部是阎王殿”时，文革一开始马识途就被李井泉抛了出来，投入监狱。到了文革中期李井泉也被打倒，李的妻子肖理自杀。这两个专门整人的人，也体会到了挨整的滋味了。不过马识途的整人恶习仍未改变，这个活了近百岁的老人还如此狠毒，依然把刘文彩当成恶霸地主来进行鞑伐。
此是后话。却说1960年正当妖魔化刘文彩的造假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马识途之流的执政者，害怕住在刘家附近的民众把造假底细告诉前来参观的人群，所以开始了一场灭绝人性的驱逐运动。把住在刘文彩家附近周围的住户都驱赶到一个环境恶劣无法生活八管区，然后再把驱逐户原来房子腾给当局安排好的人住。
这是中洪当局把贫下中农往死路和绝路上驱赶的一场运动，许多人一到八管区，很快就饿死在那里了!
不到30岁的刘直君夫妇双双饿死，两个儿子还很小，由他人领养;30多岁的刘子君夫妇和他们12岁的大女儿也都饿死，8岁小女儿刘淑芳侥幸活了下来;贫农刘月如不久也饿死在那里。
当过乡镇文书的刘国元，看到很多人饿死，便写信向上级反映。当局就把他五花大绑押到各地批斗，并以反革命罪把他逮捕判刑，不到半年就死在牢里，死时年仅31岁。他的母亲看到儿子受难，肝肠寸断，活活气死。他的29岁妻子杨开玉带着五个小孩，过着不如人的生活，三个大孩子都无法读书。杨开玉守寡至今。
曾是起义人员的刘体忠，发配到八管区三个月后就饿死在那里。他死后家里更艰难，年仅10岁的小女刘世英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弄了一根生产队的甘蔗吃，被生产队长活活打死。凶手没受到任何追究。
刘世孟父亲的三个兄弟在同一天饿死，他五岁的小妹妹也活活饿死。刘世孟6岁的小堂弟，在父母全饿倒在床时去生火，被火活活烧死。当时刘世孟在安仁中学读书,由于父亲死了,家里没有男人干活，他只好退学回家挑起家庭的担子，那时他才13岁。
在发配驱逐的十几户农户中，除上面提到的死者，至少还有刘用箴和刘富田怀抱里的一对双胞胎。
1962年9月MZD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农村开始大搞“四清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变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运动”，在“四清”期间，中洪当局派来好几拨庞大的工作组，毎个生产小队都安排一个人来与农民同吃同住，成天监视农民，不准农民讲刘文彩好。这些工作组的人每天不停地给农民洗脑，搞大批判，批判刘文彩剥削压迫农民。就在那恐怖岁月里，依然有人公开说真活。罗建庭就说：过去沒吃的时候去找刘文彩，一去就把米要回来了，现在去找公社，这个批那个批，人饿死了都沒批下来。他的话传开后，当局就把他抓了起来，开大会挂牌批斗，威胁和震慑群众。
1964年，当局发现多起本地民众向来庄园参观受“教育”的外地人揭露他们的弥天大谎，于是再次施用发配他乡的手段来制造恐怖，把民众打压下去。
他们先拿刘富田开刀，刘富田家沒有田产，是个贫农。因为他曾在刘文辉手下当过连长，后随刘文辉部队起义，当局就以伪军官之罪把他抓起来，诬陷他是反革命，还凭空诬陷他偷牛，然后把他反吊起来进行毒打，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是偷牛贼，又威胁他的亲弟弟刘富成来作假证，来“揭发”他。
他们就是这样来制造恐怖，威吓民众，让民众不敢“乱说乱动”，不敢出来讲真话，不敢出来揭示真相。果然，民众被吓住了。
1964年10月1日安仁开大会，刘富田以反革命罪宣佈逮捕，并判无期徒刑。接着又宣布对庄园周边十几户农民的驱逐令，驱逐令上规定沒收他们的房子和所有家具，工作必须当天完成。没收这些无辜受害者的房屋家具的目的，就是为了安置当局信得过的积极份子，让这些积极份子住到庄园四周来监视当地民众的活动。
这些农户所发配的地方是无法生活和生存的环境，住的是破败的矮得直不起腰的茅棚、窝棚，里面腐臭难当，甚至连一张床都没有。他们来到这个新地方，被歧视、被修理，还克扣工分、克扣口粮，简直把人往死路上赶。
刘富田的妻子拖着三个孩子，其生活之艰难无法言说。子女不准报名读书，刚满三岁的小儿子送给别人讨个生路。
被驱逐者中有一人叫刘德均，此时他的新婚妻子邓秀芳马上就要生产了，因发配地连床都沒有，在哀求之下宽限了几天，就这样还隔三差五来催促。阴历九月二十五日，极度惊恐紧张的邓秀芳产下了孩子，接着上面就来催逼，生产不到十天的产妇就被赶岀了自己的家。
28岁教师刘世炳和共青团员的妻子廖秀芳也被驱逐。他找当局讨个说法，回来时房门已上了封条。一气之下他把封条扯掉，夫妻双双住进自己家里。当局知道后，就把枪发给了打手郑泽安等人，有人把险情告诉了刘世炳，于是他立刻逃到了外县。当晚民兵前来抓他时，见没有刘世炳，就把他的妻子和背着的四个月孩子捆绑起来抓走，在押往发配地的途中，廖秀芳由于气愤和绝望，背着孩子就往河里跳……
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廖素瑶(其夫死于1958年年底，是大饥荒最早饿死的那批人中的一员)，此时她的两个女儿才15岁和17岁。在发配途中小女刘世伦扑到水里，到了发配地就病了。当时吃的住的都沒有哪来钱治病?一个月后的一天，廖素瑶饿得昏倒在地，两个女儿哭着喊妈妈，她们把仅有的一碗稀饭喂了妈妈，廖素瑶醒过来了，小女刘世伦倒下死了。悲痛欲绝的廖素瑶把小女抬回庄园附近的墓地来安埋，当局害怕这幕惨剧激起民愤，于是说廖素谣把女儿埋回家乡是向洪铲镋示威，立即派民兵把正在安埋女儿的廖素瑶抓来批斗。
还有一个外来户陈履章，其妻刘世英出身贫农，他们也被发配。他倆有个未满三岁的儿子贵伟，被扫地出门时孩子受到惊吓，发配地的凄凉孩子又无法接受，于是小贵伟成天哭喊着“我要回去!”哭了整整一个多月，活活哭死了。由于生存环境恶化,儿子死后不久，刘世英也因劳累过度成了残废。
在此次驱逐和发配他乡过程中，当局的打手刘世应等人还扬言要把这些人统统杀死，在恐怖笼罩下有些单身青年就吓得远走他乡躲了起来，但是命运也是很凄惨，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一家四口，逃到四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后来被那里的农民知道他是刘文彩家族成员，就把他们四口都杀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大的两岁，小的还在吃奶)被斧头劈死，刘世伟被绳索勒死。
《收租院》泥塑展览——伪造艺术的出笼
中洪当局妖魔化刘文彩的闹剧，除了冷月英，罗二娘及个别被收买的人配合演出外，均遭到刘文彩长工佃户和安仁镇民众的一致抵制。于是他们想到用泥巴捏出一个《收租院》，由泥巴人替代本地民众充当证人，只有它们最听话，不会翻供，永远不会揭露真相。并能把阶级斗争运动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1965年5月11日，他们向四川美术学院发出邀请函，请求派人支援雕塑《收租院》的创作。川院派出了当时刚30岁的雕塑系教师王官乙，和另一位青年教师赵树同，领着五名毕业班学生奔赴大邑。他们与陈列馆的两名美工、一名文化馆干部和一位半农半艺的民间艺人，组成了一支11人的创作队伍。
经过四个月的流水作业，土洋结合的庞大泥塑群像《收租院》终于赶在1965年的国庆节向公众预展。《收租院》共塑造了114个人物，其中82个男人，32个女人;17个老人，18个孩子;正面人物96个，反面人物18个(外加一条狗)。还有50多件实物道具。
根据设计思念“既要表现地主阶级的残酷凶狠，也要表现他们的虚弱;既要表现农民受压迫的悲惨痛苦，也要表现他们的反抗精神;既要表现当时当地的冷酷现实，又要预示前途和未来”，因此设计了“送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怒火”几组情节。以一个拄棍蹒跚前来交租的瘦弱老妇开篇，一个紧握扁担、怒火中烧的蹙眉壮年收结。在一百多个雕塑人物中，只有一个是“真人”“但不是真事”——那就是刘文彩。
于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雕塑人像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一个凶险的汉子，头戴草帽，身穿短衫，手执弹簧钢鞭，腰挎驳壳枪，身旁是一只狗仗人势的恶狗。他面对的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佃户，男的肩挑手推，女的背着竹篓，孩子替大人拉着独轮车……人流向着收租院源源不断地涌去……
——手拿念珠的刘文彩，强迫老大爷在儿子的卖壮丁的文书上按手印，老大爷不答应，刘文彩一脚踢倒老人，儿子扑了上去，准备跟大地主拼了，但寡不敌众，被狗腿子抓了起来。老大爷眼中喷火，愤怒地指着刘文彩大骂……
——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儿子被抓了壮丁，儿媳也被折磨致死，只靠小孙女服侍过日子。但是刘文彩硬逼着老人在卖身契上按了手印，把孙女抢了去，活活把骨肉拆散……
——一家人把打下的粮食都缴了租，但是刘文彩硬说他们没有按期缴纳，指使保长、乡丁把他们的家抄了，连家中的菜刀、饭锅都给抢走了。刘文彩还不甘心，还要把孩子的爸爸拉去当壮丁。只见孩子抱住爸爸的大腿哭喊着，妈妈抱着不到满月的孩子，焦急地追了出来，被狗腿子一脚踢倒在地……
——一群拿着扁担的农民正离开收租院，有的手握拳头，圆瞪双眼;有的抓起斧头，想要拼命;有的迈着坚定的步伐，像是下定了跟着洪铲镋闹革命的决心……
如果说《地主庄园陈列馆》中陈列的内容是虚构的话，还是打着“真人真事”的名义来进行诈骗的。换句话说，内容上“不必真人真事”，但是形式上却要讲得像“真人真事”才行。而《收租院》泥塑则不同，因为它是艺术作品，所以可以调动各种艺术手段，进行夸张、虚构。这就是说《收租院》里的刘文彩，可以不是真实的刘文彩，而是艺术上的刘文彩，《收租院》中的刘文彩，是旧中国全部恶势力的一个典型。于是所有的罪恶都可以往刘文彩身上按，因为这是艺术。
看了展览后，真想把地主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
当《收租院》泥塑即将完成时，9月13日全国美协负责人华君武、王朝闻等领导人前来参观，返回后在媒体报刊杂志上，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宣传《收租院》《地主庄园陈列馆》和“水牢”的高潮，并对收租院做出高度评价——“这是美术界原子弹”。同时把作品复制了40个真人大小的泥像，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出后盛况空前，观众如潮，两个多月时间，就有近50万人参观。它不仅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致赞誉，而且受到了外国朋友的一致好评，都感到受了一次阶级斗争的教育。
印尼新闻代表团蒂都特女士参观时激动非常，涕泪滂沱，抽泣地说：“看了这个展览，我也想起了被出卖做人家童养媳的情景。那个地主刘文彩早死了，太便宜了他!应该让人民斗争他，一片一片地割他的肉来泄恨!”
泥塑《收租院》达到了空前的效果和政治目的，《收租院》从此走向了世界，并远渡重洋前赴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展出。一个土老冒刘文彩，变成了中国大地主阶级和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人物和罪魁祸首。
制造展览的人也下了地狱
但是谁能想得到，这个极左路线产生的东西，却被它呼之出来的极左力量所打倒。《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第一代拳头产品是17尊蜡铸模型和《百罪图》，曾名震川西，第二代拳头产品“水牢”曾誉满全国，第三代拳头产品《收租院》曾走向世界。可惜好景不常，一场文革风暴，几乎把他们卷入了灭顶之灾。当陈列馆及主管部门以“阶级斗争尖兵”自居，以旧世界的批判者自居时，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把他们像狂风卷落叶一样，统统被横扫了。在比他们更革命更新锐的小将们面前，他们变成了被批判者，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同样被审判、被拷问、被打倒，他们也和被他们下了地狱的刘文彩一样，也下了地狱!
从1966年10月来了第一支北京红卫兵队伍后，陆续又来了数十支从北京和各地来的大中院校红卫兵队伍，如果把他们组织的名字罗列出来，也能反映出当时文革的一大特色。这些组织的名字有：轻骑兵、百万雄师、井冈山、平型关、红雷、红旗、长征、战犹酣、逐浪、黄继光、红缨在手、主沉浮、南征北战等等战斗队，还有各种串联队、宣传队。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包围了陈列馆，大字报贴满了所有的墙和门，没地方贴时，就拉起了一根根绳子，像万国旗一样迎风飘扬在街上在大院内。高音喇叭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喧嚷，大院中天天有红卫兵集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当权派”声浪中，当地政府和领导们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只好任由小将们去猛轰猛冲。
最先横扫的是馆名，它不但是由黑线人物陈毅所写，而且这《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馆名就像是给刘文彩当纪念馆一样。名不正言不顺怎能谈得上教育，马上改名。于是易名为《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
经过千万名红卫兵小将用“MZD思想照妖镜”逐个地一照，竟照出了许许多多的妖魔鬼怪。接着就是万炮齐轰，把各个展馆和各个展品都进行了炮轰和油炸。
“序馆”被小将们批判成为是“给大地主刘文彩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没有反映农民反抗史，没有突出阶级斗争史，没有突出毛主席领导的农民斗争”的反动馆。第二馆原是“刘文彩罪恶生活复原馆”，被红卫兵一棍打死，批为“放毒”。听到一位老大娘曾讲过，水牢是解放军打开的，打开时里面都是血肉浆和人骨头，掏出了26桶血水，7大筐人骨，于是第二馆变成了“剧毒”馆。第三馆是“地主的剥削手段”馆，被小将们批成“为反动派涂脂抹粉、美化敌人”馆。第四馆是“反抗斗争”馆，被批为“无视毛主席和党的领导”馆。第五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馆，它是紧跟阶级斗争形势制作出来的，应该是无懈可击吧!不料这一馆却是拷问得最厉害的馆，小将们列举了许多罪状，说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阶级敌人复辟史”，是在美化敌人，看不到工农兵的伟大力量!
就这样，革命的领导者们原先想用展览的形式，来揭露阶级敌人大地主刘文彩的罪恶一生，结果相反，在红卫兵的眼里，这些革命的领导人统统是走资派，修正主义的黑帮，他们举办的展览也变成了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黑店”、“黑馆”、“黑巢”了。
红卫兵们不但要批判《地主庄园陈列馆》，而且要抓鬼，把原先曾积极建立陈列馆的县委省委的领导们，一个个地抓来揪斗，有的打成了“走资派”，有的打成了“反革命”。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想要好好地革刘文彩的命，结果自己倒被革了命。
后来发生的一起事件，更使《地主庄园陈列馆》里的阶级敌人增加了许多。1970年1月24日中午12点30分，陈列馆广播员张同松打开扩音机后到外边吃饭去了，不料扩音机自动跳台，跳到了“苏修”台上。那全镇都能听到的高音喇叭，竟出现了苏修电台的声音，这还了得。就这样，15分钟的“敌台事件”，换来了张同松15年徒刑，81名馆员有30多人受到各种罪名的处分。
这也许是上苍的报应吧!这些曾经是纯朴善良的孩子，如今一个个变成了凶狠好斗、残忍嗜血而泯灭人性的红卫兵，难道没有他们的“功劳”吗?他们展览的目的，不就是要教育孩子“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吗?不就是要告诉孩子们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吗?
篡改地主刘文彩历史越改越离谱
在文革期间，为了适应文革的需要，《收租院》增加了“造反夺权”和“继续革命”两个部分。整个文革期间，《收租院》共有四次大规模修改。它还受到江青的青睐，《收租院》打上了钦定的印记，成为文革文艺舞台上除八个《样板戏》之外的唯一文艺作品——雕塑《收租院》。
而在《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经过1971年的大整大改，添加了文革内容。于是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就越改越离谱，越改越荒诞。刘文彩之死就是这荒诞中的荒诞!
刘文彩原死于四川解放前夕，因肺病而自然死亡，1964年改馆时被改为被革命胜利而吓死。红卫兵批判说，这样一个反动透顶顽固反抗的大恶霸大地主，怎么会一吓而死呢?这不是掩盖地主阶级的凶恶本质吗?得改!于是在《武装斗争迎解放》一组塑像中，刘文彩在大邑县解放时，被解放军和游击队抓住，最后被公审枪毙!解放军战士也被塑造得高大魁梧，那时的解放军头上没有红星帽徽，双肩更没有肩章，但是为了充分体现江青的艺术创作“三突出“原则，出现了“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塑像。
对于刘文彩的《解说词》写得更是喷饭：“看，刘文彩这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被革命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刘阎王，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的末日已经到了，地主阶级的政权彻底完蛋了，以前的奴隶，今天要宣判你死刑。你大斗进，小斗出;你抢夺房屋、霸占田地;你勾结官府、私设刑堂;你苛捐杂税、高利盘剥;你逼得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喝尽我们穷人的血，吸干我们穷人的汗;你压断我们穷人的腰，你害死我们多少苦难的同胞;你杀人不眨眼，你吃人不吐骨头。这一件件，一桩桩，都记在我们穷人的心上，这千年的仇要报，这万年的冤要伸，我们穷人要把你千刀万剐撕成千万条，要把这万恶的旧世界连根拔掉。”
这篇充满血淋淋和杀气腾腾的阶级斗争宣言书，在它的结尾部分，还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要求，经过了一次一次地更改。
文革初期，为了把刘文彩打成刘少奇的同党，所以结尾部分是这样写的：“刘文彩依法处决，人心大快，可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却拼命鼓吹‘剥削有功’、‘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为一切剥削阶级翻案，真是罪该万死。打倒刘少奇!打倒地主阶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到了林彪垮台时，刘文彩就与林彪和孔子同党了。于是《解说词》改成：“刘文彩被依法处决，人心大快，可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却大肆宣扬‘德、仁义、忠恕’，妄图为一切剥削阶级翻案，我们坚决不答应!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等到“四人帮”被打倒时，《解说词》又更改了：“同志们，像这样罪恶的收租院，在旧社会何止千万个，整个旧社会就是一个最大的收租院”，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劳动人民再受交租苦，重吃二茬罪，使收租院的罪恶重演，我们决不答应!”
于是解放前就得肺病自然死去的刘文彩，文革中还要忙个不停，一会儿给刘少奇陪斗，一会儿给林彪陪斗，一会儿给邓小平陪斗，一会儿给“王张江姚”陪斗，刘文彩成了“变脸”专家。不但死去的刘文彩挨斗，刘氏整个家族更是不好受，还有那无数与刘氏家族并无瓜葛的无辜者，竟也被卷了进去，死得不明不白。
真实的地主刘文彩是怎样的人
那么刘文彩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又是怎样成为大地主的呢?他真的是那样杀人放火坑害百姓鱼肉乡里的、罪大恶极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人物吗?
刘文彩的祖父育有三子，都是“公”字辈，二子刘公敬的儿子有出息，那就是后来任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和四川省主席的刘湘。第三子就是刘文彩的父亲刘公赞，育有6个男孩，都是“文”字辈。6个孩子中，老大刘文渊最有出息，考中秀才，曾任四川省谘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可惜从官多年，仍两袖清风。在乡里为弟子侄设私塾授课，父母死后，他成了族长，在兄弟中威信极高。老二刘文运生下8个虎仔，其中有3人有虎气，一名是屯殖司令，两名当了刘文辉的副军长和师长。老三只生一子，自己与世无争，性淡如水。老四刘文成靠刘文辉发迹，曾任机械修理厂厂长，后来此厂办成为造币厂，厂长的财源也滚滚而来，很快有良田万亩，街房成群，还有三辆汽车。
老五刘文彩家贫失学，在家照看比他小8岁的弟弟刘文辉。他与上面的几个哥哥年龄相距甚大，与大哥相差达23岁，当兄长们成家立业时，刘文彩跟弟弟还小着哩。他与刘文辉朝夕相处，感情也非常融洽。父亲老来得子，对刘文辉备受宠爱，上学时，由刘文彩陪着他，因此刘文彩也跟着学到了不少字，总算是个半文盲。刘文彩与刘文辉相差八岁，当刘文辉能自己上学时，刘文彩已成了一个小伙子了。他开始经商做买卖，开烧酒房做生意，亦农亦商，离乡不离土。等到小弟刘文辉发迹时，凭着弟弟的权势，也凭着他从小的摸爬滚打，一跃成为刘氏家族巨舰中的主要力量之一。
最小的刘文辉13岁冒充16岁报考成都陆军小学，这并不是父亲想让子孙挤进军阀行列，混个官职，而是读陆军小学可以享受公费，对于穷人来讲可以省下不少费用。当试题发下来后，刘文辉一片茫然。他不着急，另作议题发挥——“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将兆瓜分之祸。裕国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兴工固农，救民之道在因势利导……”——离题万里，夸夸其谈，却引起校长的拍案惊奇，当即破格录取。后来保送到西安陆军中学，继入保定陆军学校。毕业时，正是军阀混战。不到三年，他在川军中当上了团长，靠着刘湘又当上了旅长、四川省军务帮办。他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有一笔资金，而他的五哥刘文彩又是个经商奇才，于是把他接到宜宾，委任他当上了船捐局局长、百货统捐局局长、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刘文辉三十岁时，已成为全省军务帮办、第九师师长兼领第三十一师，地位仅次于头号军阀刘湘。为了盘踞四川腹地，他把三十一师师部设到了成都，从此兄弟俩人天各一方，一文一武，在四川舞台上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
经过刘文彩的苦心经营，他竟能驾驭当地民团武装“团总雷爷”。宜宾90多个乡镇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团总，都是“雷爷”的心腹，从而四路团总也认刘文彩为干爸爸，并一个个地获得了官位。他还巴结文化名流。所以不管是文是武，是商是政，是庙堂还是江湖，都有刘文彩的触角在延伸。
刘文辉对五哥的业绩很为满意，对敛财有关的要职都让他来担任，曾委任他十几个官职，其中官至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到哪，刘文彩的财权到哪。在担任川南护商大队时，他自己购买军火，建立自己的武装。所以在《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宣传册中，称他集地主、军阀、官僚、恶霸四位于一体。不过称他为军阀是不太符合事实的，因为当一个军阀必须出身职业军人，具有独立的军队和地盘，这几项刘文彩均不具备。至于称他是滥杀无辜，更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
刘文彩是个经商奇才倒是很贴切。当他刚到宜宾时，拿出了5万大洋开了第一家商号——“义和”银号，仅两年时间本钱就翻了几番。把“义和”改名为“人和”时，资金已突破百万，很快地飚升千万大关，当他离开宜宾时，已积累了2000万资金。依仗着印把子和枪杆子，他的财源更是滚滚而来。他做盐巴买卖，每年购盐达2000万斤，需要几百艘百吨大船来运输。为此他既垄断了盐巴市场，还垄断了水上运输市场。他经营的山货、药材、棉纱、高利贷、信用放款，基本上是财源茂盛达三江。
他做买卖赚钱，做税捐大员搜刮民脂民膏为刘氏家族捞到不少。他当“川南禁烟查缉总处总办”时期，名为查禁烟土，实为垄断鸦片。当时重庆是川土、黔土、云土主要出口通道，又是国内最大的鸦片集散地，宜宾的大小烟馆多达百余家，云南全省三分之一的出口烟土都是由刘文彩包销，他从鸦片的垄断中捞足了油水。
刘文彩虽是敛财能手，却并未富甲四方，他的财富还没有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步。据1949年3月18日《大公报》刊登《四川省富户名单》中，共有85人榜上有名。在刘氏家族8名大款中，刘文辉位列第2位，而刘文彩则位列第33位，刘氏家族8位大款，他是倒数第一。
当代文物无价之宝的刘公馆
刘文彩的财富分为田产、房产和珠宝三部分。田产有12000亩。房产在各地建有公馆，最堪称道的是安仁镇的刘文彩老公馆。该馆占地28亩，有大门7道，房屋100多间。处处高墙夹道，厚门铁锁，密室复径，有若迷宫。与它相连的还有刘文渊、刘文昭、刘文成公馆，并肩抵足，形成一组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的庄园建筑群。1992年5月7日经专家考察，称它为“当代文物，无价之宝”。
老公馆对面是新公馆，面积是老公馆的两倍，是一式两座连体式的中西合璧近代庄园建筑。房屋轩敞，布局对称，共有27个天井，160间房屋，4个花园、花圃，2个网球场，还有望月台和戏台。这是刘文彩出资送给刘文辉的，由于刘文辉的两位太太水火不相容，互不来往，所以为刘文辉建造了这一式两座的孪生连体建筑。
新公馆还建有秘密金库，当年刘文辉在西康时曾有两大支柱产业，除了鸦片之外，就是黄金开采，虽然“万贯黄金”与刘文彩无关，但是却替弟弟想得很周到，特地建立秘密金库。
后来两位兄弟与刘湘侄子发生内讧，打起仗来，变成四川两大军阀间的“二刘大战”。战后刘文辉集团元气大丧，刘文彩的职务变成了守住家园。1937年11月，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率军出川投入南京保卫战，还未与日寇决一死战，就与世长辞，终年48岁。刘湘一死，四川政坛空缺，刘文辉又恢复元气，准备重整山河，东山再起，但毕竟已不如从前，早已失去了当年不可一世的豪气了。
拥有十万弟兄的袍哥大佬刘文彩
此时的刘文彩最大的杰作是建立了“公益协进社”，这是袍哥组织，袍哥又称哥老会，是以农民、手工业者、挑夫、水手、商贩、下层衙役和无业游民组成的秘密会党。后来这组织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竟可以与国民政府的军警相抗衡，当时有人曾称它为“小延安”。刘文彩所组建的“公益协进社”，曾有10万弟兄，1万多条枪。袍哥大爷都建有自己的茶馆，作为活动中心。刘文彩也建有自己的一幢气势辉宏的三层楼“同庆茶馆”，并兴建戏院，建立协进剧部。
他高薪聘请魔术师和川剧名角，并对名角进行人身保护。有一次一个流氓调戏名角菊芬，并打伤戏班的人。刘文彩闻讯后，立即召来精通武术的绿林高手任总指挥，率领千军万马包围了流氓的住地，流氓吓得屁滚尿流，不得不摆上几十桌酒席，设宴道歉。
“公益协进社”与封建组织又不太相同，它按政府体制来设立组织，下设有慈善、调解、水利、教育、治安、总务、财务、交际等股。使封建会道门组织的职能具有现代化和社会化。刘文彩的“同庆茶楼”就像是个小朝庭，一年四季都是车水马龙。各路码头的袍哥大爷，四面八方的恶霸地主，三山五岳的流氓土匪，还有国民政府大小官员、军阀政客，都要来向他这个土皇帝请宴上寿，禀报请示。在蒋介石控制的川西农村，建立了刘文辉家族的“国中之国”，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消灭刘氏家族，却是怎么也下不了手。
乐善好施慷慨行侠的刘文彩
这个组织成员都讲仁义，讲忠孝、讲哥们义气。它规定会员不许对父母忤逆，不准对兄弟失礼，要尊重妇女，不准“串灶”。所谓“串灶”，就是不能乱伦。如果弟淫兄嫂，或是兄淫弟媳，就要抛江灭尸。他们都是“急人之急，解人之困”，“救民若渴，赴义若饥”。在《文彩中学新落成纪念碑记》中称刘文彩“慷慨好义”“能急人之急，有燕赵豪侠风”。
每逢隆冬年节，刘文彩都要向穷乡亲发放钱财衣物，揭不开锅的还发给大米两石。对公益事业更是热心之至，修桥铺路，建立市场，使安仁镇街区面积数年内增加4倍，三流小镇一跃成为一流大镇。他还为乡里排解人事纠纷，他的威信比法官还高，数年不能解决的问题和案件，凭他的一句话就可以马上了断。刘文彩恩威并用，所有的会众们莫不俯首听命，10万个罗宾汉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创建四川第一流中学的刘文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