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教是刘氏家族的家风，刘文辉在成都创办《建国中学》，刘湘病故后根据遗族之意创建了《甫澄中学》，刘文彩则要建立第一流的中学。为了创建《文彩中学》，1941年初秋的晚上，他召集乡绅和谋士们商议，决定创办一所省里的第一流中学。在选址征地时，为了鼓励农民搬迁，特地制定了一套优惠政策，用自己的两亩地来换规划区的一亩地，用自己的两间屋来换规划区的一间屋。有一个农民有10亩规划区的地，应该换给他20亩地，当时刘文彩只有一张40亩的地契，为了怕麻烦，他把这40亩地都给了这个农民。可惜这个农民却因福而得祸，解放后被划为地主，孩子的腿被别人打断。
为了设计出第一流学校，他高薪聘请专家。从1941年秋到1944年学校建成的三年时间里，将近60岁的刘文彩，几乎天天都在学校工地上，每天为建校而奔波。虽然资金短缺，但他仍不减一砖一瓦，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宁亏自己，不亏学校。他要求礼堂建得越大越好，大到长28米，宽23米，总面积达644平方米，样式采用华西大学礼堂，房顶不用一根横梁，全部用钢材焊接。为此请了最好的技术工人，采用质量最好的钢材。
这座耗资达3亿5千多万法币(当时折合美金200万)的“文彩中学”终于横空出世，拔地而起。1945年3月，文彩中学在一片欢呼声中举行了开学典礼。主席台上，端坐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达官名流。台下300名学生服饰整齐，精神抖擞。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西康省政府主席、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均送来贺辞、贺匾。庆典蔚为壮观。刘文彩在首任校长陪同下，检阅了学生方队。
庆典后，来宾们参观了校园，只见那古朴典雅的钟楼，雄踞门洞，巍然屹立;宽敞的饭厅，八仙桌相距排立，俨然如几何图案;崇丽且宏大跨度的礼堂，仿佛还余音绕梁;堂侧庄严肃穆的图书馆，座落在花圃丛中，令人心旷神怡;两翼各三间划一的教室，窗静几明，温馨宜人;广阔平坦的操场，可容万人集会。周边围墙内栽种的各种树木，形成绿色屏障，仿佛与世隔绝，令学子专心致志。操场右侧，过数扇门洞，便是绿荫覆盖、流水环绕、单门独户的教员院，其内花台、鱼池、书房、客厅、宿舍、厨房一应俱全，幽静别致。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称：四川有630多座学校，但那些学校都是旧房扩建而成，或是古庙改建的，真正属于私人兴建的学校，纵观规模和形式，文彩中学当数全川第一。连刘家私人的老公馆和新公馆，无论是面积还是配套设施，都是与文彩中学无法相比的，它是刘文彩晚年的心血结晶。
刘文彩并没有把学校看作自己的私产，而是把它看成神圣的知识殿堂。学校建成后，他特别声明刘氏家族对校产只有监督权，没有使用权，更没有所有权。但他还是放心不下，特意将他的训示刻在石碑上，放在校园中，使人人皆知，以防刘氏家族的后代们变卦篡改，这就是说，他耗尽一生心血建成的学校，无私地献给了公益事业。
除了校舍方面，在师资方面、仪器方面都是第一流的。他从来不考虑办学的经济效益，所招的学生第一批300人全部免费，以后所招学生，也只付学费6斗米而已。而且还设立了“清寒补助金”，资助贫困学生。
刘文彩作为守护者也是称职的。1947年夏，安仁镇发大水，全镇被淹，其中一股水从安仁街涌进文彩中学，寝室、教室积水一尺多深。退水之后，他调集人马，把整个街道下挖了半尺到三尺，来保住学校不再被水淹。但是街道将要变成泽国了，虽然百姓们怨声载道，但是损失最大的还是刘文彩，因为街道是他出资修成的，街道两旁的建筑也都是刘文彩的。
为了让学校用上电，他三次选址三次装发电机，从此全镇居民也和学校一样都使用电灯照明。
为了不让神圣的殿堂有任何的玷污，学校虽男女同校，但是他在男女之间层层设防。他规定：应聘的教师年龄在中年以上，学生宿舍分为男生部和女生部，中间用一堵砖墙隔开。女生部只有一门可进，门上大书：“男生非经许可，不得擅入此门。”
在保护学生方面也是很周到，有一次女学生路遇流氓调戏，女生一路狂奔，大声呼救后总算脱险。刘文彩闻讯后大怒，立即让手下人把流氓抓来，打了个半死，四乡流氓无不闻之变色。后来指令学生一律佩带校徵，校徵成了护身符，学生外出，受到社会的特别尊重。
教师也是高薪聘请名师名流，其工资是普通中学教师的两倍，教师回家探亲，都有专车接送。还在成都专门设立了学校的办事处，老师到成都时，免费吃住。
积德行善被中洪打成罪恶之渊
这座耗费刘文彩四千四百亩土地的“文彩中学”威名远播，好评如潮。曾受到国民政府和教育部长的嘉奖令。但是刘文彩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被洪铲镋打成了中国地主的万恶之源，成为残酷压迫农民残杀无辜百姓的刽子手!他更没有想到这座耗尽他一生心血的学校，却招来无尽的骂名，文彩中学成了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甚至称刘文彩霸占了农民的房屋田地，是在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立起来的。称这座学校向学生灌溉的是孔孟之道和法西斯思想，欺骗和麻痹青年，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妄图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除了一通谩骂之外，还编造了无耻的谎言，挑起人们的阶级仇恨。死去的刘文彩遭了难，不能说话的学校遭了难，还有那学校的教职员工们更是遭了殃。在“阶级斗争高倍显微镜”照射下，文彩中学的教员有一半划为“敌我矛盾”，等到文革狂飚袭来后，文彩中学变成了“黑校园”，成了流毒全国的典型中学，成了培养地主阶级爪牙的温床。刘文彩为学校购买的11421册线装书，按当时的黑市汇率折算合两万多美金，但是在红卫兵手下被焚烧得一干二净，所有的门桌板凳全被砸得稀巴烂，全体教员被赶到乡下“劳动改造”，而且还要从文彩中学的毕业生中，来抓出坏的典型人物。
1971年春，文彩中学破败的校园迎来了变相的囚徒——“五七干校学生”，于是学校成了“黑五类”的囚笼，“黑窝里关押着一伙黑帮分子”，昔日的知识殿堂，变成了知识的炼狱。人类的文明沦落和践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说，他们用假的水牢和牢狱来污蔑刘文彩的话，那么在这些革命派的折腾下，全四川第一流的学校，真正变成一座人间地狱!
污蔑别人制造地狱的人，却是地狱的真正制造者。
刘文彩简朴的日常生活
那么刘文彩的私生活又是如何呢?
在旧中国，一旦跻身于上流社会，就难以抗拒上流社会的风气和习俗，抽鸦片、赌博、玩女人就是这个社会的特点。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特点，反倒成为不正常的一个人，在上流圈子里就会混不下去。尤其是妻妾成群是当时光荣的象征。
刘文彩一生娶过五个妻妾：元配夫人是包办婚姻产物，可惜不到三十岁就死去。三年后娶了一个杨夫人，小日子过得还算美满。但是刘文彩到了宜宾后，变成腰缠万贯人物，一位官员把美貌绝顶的凌君如拱手献给了他，从此家中风波迭起。后来又娶了凌的表妹梁慧灵，原来凌君如想要摆脱安仁乡下土佬似的生活，一心想到成都过花花世界生活，于是就把表妹扔给了刘文彩，让她来料理家务事。经过一番折腾，刘文彩已是风光不再，回家如进冰窖。于是又萌生了娶第五房太太的打算。
刘文彩这一回选太太，长得花容月貌美若天仙的他不要，嫌不会管家;长得秀气的女学生不要，嫌她胆小。他却看中了一个大胆打蛇的姑娘——一个相貌平平一副老实相的乡巴佬女子——王玉清。她嫁到刘家第一天，竟跑到田里去拔草干活了。虽然长得土头土脑，一口乡音，但却是料理家务的能手，把家中摆弄得井井有条。给晚年中的刘文彩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刘文彩穿的是普通衣服，吃的是普通家常饭菜。常备菜只是几碗萝卜和红烧肉。弟弟刘文辉为了他吃好喝好，给他引荐了一位名厨，但是只用了几个星期，就被他辞退了。原来这名厨师只会做高级菜，不会做普通的家常菜。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在革命派所写的《解说词》中，却把刘文彩描绘成“大鱼大肉，山珍海味顿顿不离，他吃的像猪一样胖，还要吃洋参、鹿茸等补品。”
对乡巴佬太太王玉清的描写更是离谱，说她“勾结恶霸、地主、官僚和伪乡长等太太、小姐们，到她家吃烟打牌，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还有一段，她吃鸭子蹼(鸭脚)的事，更是把她糟蹋得罪大恶极的地主婆人物。说她“一餐要吃三十几个鸭子，而且只吃鸭子脚上的蹼。”“命她的厨师取下鸭子脚后，用人奶文火煨给她吃。王玉清吃饭用的是珊瑚筷子、玉石碗，早上喝的是燕窝汤。”几十年后，当记者问王玉清有没有这回事时，她笑了起来，说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原来有钱人家吃鸭子是件极普通的事，刘家的公子和小姐是不吃鸭脚板的，一是嫌不干净太脏，二是嫌没有肉。王玉清是农村姑娘，不忍心把鸭脚扔掉，就留下来把鸭脚吃了。这一吃被革命者经过艺术渲染和夸大，王玉清既然是中国头号的地主婆，那么什么坏事也自然都能干出来了，用人奶和文火来煨煮三十只鸭蹼，成为地主婆奢侈生活的写照。因此当刘文彩的《地主庄园陈列馆》进行大批特批的时候，这四位太太也就历尽种种的磨难了。
1947年刘文彩已是六十高寿，身体已是每况愈下，1948年2月吐血，1949年10月17日因患肺病不治而死，此时他已变成了一具瘦得皮包骨头的空皮囊。这时MZD北京政权刚刚建立，但四川尚未解放。幸亏他自然早死，否则落入洪铲镋的手中，是死是活就难说了。
刘家有功之臣全被中洪害死
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是西康省政府主席，为了迎接解放军入川，躲开蒋介石的严密监视，1949年12月9日晨在彭县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吓得蒋介石急忙乘飞机从成都逃到台湾。蒋介石下令胡宗南将刘文辉撤职查办，并向刘氏家族下了毒手。洗劫住宅、埋设炸弹、追捕家眷，要将刘氏家族斩草除根。
杨夫人自从丈夫娶了小妾凌君如后，就一气之下搬到成都与子孙们一起单独过，在那兵荒马乱之际，她想带着子孙们到海外去避乱世，就把此事告诉刘文辉，刘文辉劝她不要走，一起去投洪铲镋，并要她装得像没事一样，不要让蒋介石方面看出异样。刘文辉起义的当天就派人通知杨夫人马上撤离。刘文辉通电起义后，蒋介石部队就立即查抄了刘氏家族在成都的所有公馆，并四处追捕刘氏家族成员。杨夫人吓坏了，她带着儿媳张皇出逃。半小脚女人竟一口气走了130华里。
蒋介石派飞机对刘文辉家族狂轰乱炸，幸好没人被炸死，但是所属的部下副官们都当了替死鬼。房子虽被炸，物品也被席卷一空。
所幸在他们起义投共前夕，为防止蒋介石的报复，曾把家中贵重物品都藏了起来。但是中洪在十多年妖魔化刘氏家族宣传中，却把刘氏家族为防备蒋介石抄家而转移财产之事，说成是为了逃避洪铲镋的没收。真是血口喷人!如果为了逃避中洪的没收，刘文辉还会来自投罗网吗?
这位起义将领早在1942年2月就与周恩来接上了秘密关系，并在他的身边设立了一个洪铲镋秘密电台，每天向延安中央发报，报告川康情况，每份情报刘文辉都一一过目。他的儿子也是地下党员，当他得知洪铲镋有一部秘密电台在父亲身边时，才知父亲比他还早“赤化”了。
刘文辉自投奔洪铲镋，从他本人到他的整个家族无一人逃脱中洪的迫害。刘文辉刚投入中洪的怀抱没几天，贺龙就对他说：我们要给你戒烟。又说：请你到重庆去帮助我们组建西南军政委员会。说白了就是要软禁他，到重庆就是让他离开昔日部下架空他。其实刘文辉早就自己主动架空了自己，他起义投共时，已经把他的军队和行政班子全数交给了中洪。
中洪只让刘文辉一人去重庆，夫人杨温光不让去，让她一人留在成都，管理刘文辉在成都的家产。四川和西康全境解放后，刘文辉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中洪马识途一伙已经开始对刘氏家族下了毒手。1951年，刘文辉因公从重庆到成都，主管部门在他到达之际，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恶霸地主刘文彩”展览，这是中洪首次对刘家进行妖魔化宣传活动。此时的刘文彩家里早已被蒋介石抄得一干二净，所以所有展品都不是刘文彩家的，中洪当局举办这个展览，就是侮辱刘文辉而来，刹刹他的威风。1955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撤消，中洪当局又把刘文辉用花言巧语骗到成都，给了他一个省政协副主席席位。在他到达之际，当局再次在成都文化宫举办“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宣传展览，其用心何其毒也!
从此刘文辉近在咫尺的老家安仁镇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实在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有家不能归，落叶没了根!1958年四川筹建《地主庄园陈列馆》，中央把刘文辉调到北京，当了林业部部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和民革中央常委委员。虽然他做了洪铲镋里的大官，却对自己的家族和兄弟刘文彩都不能保护，眼睁睁地看着全家人在阶级斗争烈火中受煎熬。
刘文彩刘文辉被蒋介石抄家后，接着又遭土改共产，但中洪当局还逼着他们要钱，说刘文辉手中还剩有一笔钱，原来土改结束时，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返还了一些金条给刘文辉，说是给他捐献财产的奖励。在成都的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集团立即对刘文辉所有亲人们施用酷刑，他们先把刘的管家关押起来，让其交待刘的财产情况，然后向刘文辉的夫人杨温光逼要。逼他们给刘文辉写信用金条赎他们。信的内容由当局事先拟好，然后念一句，逼着他们写一句，大刑就在旁边伺候着，写好的信由他们官方渠道转交。刘文辉为了救自己的亲人，只好乖乖地献出这些金条。半年下来，把刘文辉的财产弄得干干净净，这时才让刘文辉来接她的太太。从此刘文辉成了无产阶级。他住的是公房，家俱也都是公产，每月领取400余元的工资。接着，李井泉就宣布大邑县为四川省的土改试点，这都是冲着刘文辉的哥哥们来了。
刘氏家族都被中洪当局整得很惨，有的活活地被整死。
1965年文革还没有发动，但是中洪当局已经在疯狂地迫害刘文辉的家属了，他们把住在成都的年逾六旬的刘文辉夫人李助乾强行押解到农村去监督劳动，还想把她弄去游街批斗。刘文辉长女刘元恺去找四川省委统战部，他们未予理睬，直到刘文辉找了中央统战部后才把她放了回来。身心受到伤害的李助乾于数月后郁郁死去。
刘文辉的长女婿主要起义將领伍培英，曾是二十四军副军长兼师长。因起义有功，受到温江军分区的表扬。被改编后，出任新编师师长。后调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因教学工作勤奋，当选为江苏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958年转业回到四川，看到《地主庄园陈列馆》开张，他眼看生存无望，在绝望中自杀身亡。
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瑄,因为他是主要的起义将领，24军代军长，当局抓不动他，就把他的女儿女婿抓了起来，女婿是正在华西大学读书的学生李国康，他们把他吊起来打，用尽酷刑。
刘元瑄的四妹刘元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不堪凌辱被逼自杀，当晚9岁的小女失踪，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見尸。
抗日將领刘湘的侄子刘世海因自習英语，当局怕他向外国來宾用英语泄露真相，连任何借口都没有就把他抓进髙山劳教所关押，文革后才放出来，但刘世海已被逼疯。一天夜里一辆公安系统的车把他拉走，从此他从当地永远消失了。
刘文彩的小儿子刘元贵被抓去劳动改造，死在那里。
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一家四口逃到新疆，被当地人活活打死。
刘元琮是刘文辉二哥刘文运的儿子，曾任二十四军副军长兼师长，1950年6月，第二十四军与解放军合并改编后任六十二军的师长。他作战勇敢，以猛张飞著称，并对刘文辉的联共反蒋倾心拥护。为此他立下了三大功绩：一是配合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二是协助军代表改造了旧军队;三是参加了川西的剿匪，并且对起义叛变的叛徒亲手把他枪毙，维护了起义部队的荣誉。
但这位起义将领不久就只身留在成都等着挨斗了，由于他出身大地主，他成为洪铲镋改造和清算的对象。开始他老老实实配合土改运动卖掉房子，交清公粮，拿出金银首饰退租退押，为此受到领导表扬。
但是当时的个别领导却不依不饶，李井泉安排群众对他狠斗狠批，整个会场变成了批斗会、控诉会。在李井泉亲自主持下，人们要他跪下，他作为一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领，哪受过这种屈辱，他把准备退赔的首饰银元扔在地上，一把撕下身上佩戴的“川西行署”符号(他兼任川西行政署的委员)，高呼着“洪铲镋万岁!毛主席万岁!”“川西农民有偏差”的口号，猛然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毒药，一口吞下，当即不治身亡。这就是李井泉的土改试点。
刘元琮死后，有关部门继续对他猛批猛打，将他的妻子吕介英逮捕，失去人身自由达30年之久。在《地主庄园陈列馆》中，由于刘文辉情况特殊，不便让他公开挨斗，只能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一提而已。却把已经死去了的刘元琮押了上来，成为刘文彩之后的第二号凶犯。他由平定川西暴动的功臣，也一下子变成了川西暴动的参与者。
刘元琮的侄女华西大学的学生刘世英，当年被逼跳楼自杀。其夫李章骥气得触电身亡，留下一个几月大的女婴。
1973年刘文彩的次子刘元华到北京去见叔叔刘文辉，此时正是文革期间，这个林业部长早已当作走资派被打倒。刘文辉当场就伤心地哭了，他挥手让自己孩子们离开，只留下侄子刘元华在身边，并对他说了一句话，这句只有三个人——刘元华、刘元华爱人和刘元华儿子刘小飞知道的话，现在就可以公示于众中。刘文辉伤心地哭着对刘元华说：“老二，我对不起你们，早知道是这个样子，我就带你们走了!”当刘文辉看清中洪这个恶魔时，已经悔之晚矣!
最后刘文辉也在1976年6月24日文革结束前夕患癌症死去。
就这样，历史人物在洪铲镋的手里，可以随意地揉捏，想捏什么就可以捏成什么。一个起义的将军变成了罪恶滔天的罪犯!
马识途集团的血淋淋造假运动
从刘文辉起义投奔中洪以后所遭遇到的一系列迫害中，就清楚地看到中洪就是一伙不讲仁义信用，没有任何廉耻道德的禽兽集团，它连土匪强盗都不如，土匪强盗还讲点帮派中的原则，而中洪它什么都不讲，它连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父母子女都敢杀的吃人野兽。从中洪的党魁MZD所作所为中就能看出中洪是个什么东西，MZD在坐上当朝皇帝后就把他左膀右臂的同僚们一个个地都收拾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不但是毛的战友同志，而且是湖南的老乡和兄弟，但这三个人被毛焚尸灭迹，最后连名字都没有，以刘卫黄、王川、王玉名字代替。
可见对大魔王崇拜得五体投地中洪党员们又是一些什么货色了。在这场规模巨大的对刘文彩妖魔化造假运动中，最卖力的就是掌握四川党军政大权的李井泉及掌握四川文化宣教大权的马识途(马识途曾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马识途集团是个忘恩负义倒打一耙的凶恶残忍集团。
这些老革命老干部曾是解放前流窜活跃在四川境内造国民党反的中洪游击队和地下武装集团。1949年中洪取得政权，他们以胜利者自居，成为“打天下，坐天下”的当然者。在他们看来国家是他们的，所以在他们眼里人民只是他们的奴隶，那真是“率土之滨，莫非党土”“率土之臣，莫非党臣”——“党天下”!为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大开杀戒，反攻倒算，杀人如麻”。
过去他们处于地下时，为了暗聚力量，购买武器，收买人心，他们不得不低下头来，依附在当时有势有钱的地主阶级，从而他们有了活动经费，地主们还要以开明绅士的身份掩护他们。但是一旦他们掌握大权，他们就立即变脸不认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洪第一批土改运动的领导成员和骨干分子，他们都是镇压地主资本家的罪魁祸首，他们只要一声命令，一句口号，一个暗示，就能把一场场土改动员大会变成腥风血雨的屠杀场，他们把帮助过资助过他们的恩人一个个地押上审判台，公开处死，其凶狠和残暴更是闻所未闻。
1949年5月，民革地下党组织川西地区主要负责人王蕴兹领导的地下武装四千余人，因过早暴露，仓促提前起义，被国民党王陵基保安部队击溃，王蕴兹和另外几位领导人带领余众百余人，欲往雅安去依靠刘文辉，但沿途关卡盘查很严，势难飞渡，他们来到安仁镇请求当地的刘文彩胞哥组织“公益协进社”帮助，此时刘文彩已去成都养病，由李育滋代理总社长，处理日常事务。李育滋见事关重大，并且这支武装又陆续地来了近千人，仅生活供给都成了问题。于是李育滋一面安置来人，又修书两封，一封给刘文彩，一封给他兄弟李光普(西康财政厅长)，请他转呈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这两封信交给总社的管事杨茂全火速送到成都。经过许多周折，通过各种人际关系，终于打通各路关节，把这支溃败的部队安全地送到了雅安刘文辉的地盘。
解放后周鼎文把曾救过他们一千多人命的杨茂全定为狗腿子地主，判刑两年。而帮助过他们越过险阻的曾称之为“小延安”的反蒋组织“公益协进社”却被他们打成了反共组织。这伙人好了伤疤忘了痛，立即倒打了一耙。
马识途集团还制造过一起“恶霸地主”李育滋用绳索勒死穷人李国清的故事。这是他们一手制造的天大冤案，事实是李国清是个十足的地痞流氓，是他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在教育他相互对骂时失手把他勒死的，当时李育滋远在两公里之外的镇上喝茶。
而李育滋在解放前曾一直把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集团里的一大批洪铲镋骨干份子保护起来，并曾救过他们命的。解放后这些洪铲镋员恩将仇报，反咬一口说他是大地主大恶霸，镇压过洪铲镋，把他抓起来后施以酷刑，逼他承认镇压了“二·五减租”运动。先是捆住他的两个大姆指吊起来毒打，手臂吊断后又强迫他跪瓦砾，在群众大会上当众把他的左眼球用步枪上的钢条活活地挖出来。在枪杀他的现场，周鼎文还高高地坐在审判台上，连李育滋的亲家也被抓到刑场来一起枪杀，李育滋一家八口人被整死了五口。李育滋死后，他的尸体公开示众，他的心脏肝脏都被挖掉，连生殖器都被挖了，肠子流了一地(现在安仁镇还能找到上百个见证人)。而周鼎文在解放后竟被任命为大邑县法院院长。
当年国民党在通缉周鼎文的时候，是刘文彩收留了他，刘文彩把周鼎文安排到刘绍武家当家庭教师保护起来，刘绍武是本地乡长，供他吃，给他钱，就这样一个国民党的乡长暗地里却掩藏着一个洪铲镋要犯。但是中洪取得政权后周鼎文却把刘绍武定为恶霸地主，还说他是反共救国军而把他枪毙了，连他的大小姐都被周鼎文逼得自杀身亡。
到了妖魔化刘文彩年代，马识途集团又把这件惨案的制造者栽赃到刘文彩头上，把被害者李育滋换成徐应芳的父亲。于是大善人刘文彩一下子变成了凶残的杀人狂了。他们把这假货塞进《收租院》里作为地主阶级的罪恶来展出。
在《刘文彩到底是不是恶霸地主?》一文中，萧雨说刘文彩把他二叔“刑讯后枪杀”，徐应芳说刘文彩把他父亲“打得半死，然后枪杀示众”，还说他“父亲的睾丸都被割了”。现在的安仁镇老人都知道这些都是当局移花接木栽赃陷害的假货。
在《收租院》里还有一个恶覇地主陈玉堂的故亊。解放前陈玉堂的家是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集团活动据点，长年无赏提供给他们食宿，像亲人一样掩护他们，还把自己仅有的30多亩好田全部送给这支洪铲镋游击队。土改时周鼎文等人为了杀人灭口，恩將仇报，说他是恶覇地主，把他抓来受尽酷刑和侮辱后枪杀灭口了。陈家全家五口全被整死。
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集团屠杀恩人远远不止李，陈两人，也不限于在大邑安仁境内，至少在成都和宜宾两地也曾干过。因为他们是土改工作队的领导成员。
周鼎文长年在外抢碾子、抢银行、贩卖鸦片，私印假币及杀人抢人，然后把到手的钱拿去购置田产给自己留条后路。土改时他自然是个地主富农，但因为他是大邑县土改运动的负责人，于是利用权力，张冠李戴，把富农份子的帽子转移到他老婆头上。在妖魔化刘文彩时，他逼着原配夫人离婚，全身心地投入到疯狂伪造历史的运动之中。他们把两块印制假币的石印版，作为刘文彩的罪行展出，说“刘文彩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他还私印伪钞，铸造假币，榨取劳动人民血汗”。
马识途集团的主要成员李维嘉(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也是一位忘恩负义之人。当年刘文彩的侄子刘元瑄曾在危险时刻救过他的命，并一直保护着他们。解放前潜伏在成都的李维嘉中洪党员身份暴露，危急之际刘元瑄把他藏在家里，还把他送到雅安保护起来，于是李维嘉就介绍刘元瑄加入洪铲镋，让刘为他们工作，刘同时还向李维嘉交过几次党费。这些党费都是一笔笔巨款，可以作为洪铲镋的活动经费之用。解放后李维嘉翻脸不认帐，刘元瑄的党籍自行作废，李维嘉骗去的那一笔笔巨款“党费”更是分文不退。李维嘉对刘元瑄不敢动手，因为他是起义将领，24军代军长，但却把他的女儿女婿抓了起来。
马识途集团是个无比凶残的团伙，他们伪造历史把自己所干的坏事全都栽到刘文彩的头上，把刘文彩打成一个杀人越货杀人不眨眼的恶霸地主。“杀人霸产”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杜撰的。
在地主庄园墙角陈列着一件血衣。《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杀人霸产的地方，说当年刘文彩指使狗腿子曹克明把正在田里栽秧的三个贫下中农打死。在《轰天绝唱——〈收租院〉泥塑奇观》(王治安著天地出版社2001年出版)一书中写道：“1942年5月13日，刘益山请来的亲戚杨健民、杨久安、杨合宜正在田里栽秧，刘文彩命令几位乡丁对着刘益山等人射击，一阵枪响，3人丧命倒在秧田里。”文中写的杨健民、杨久安、杨合宜三人是抢劫杀人的凶犯，当年周鼎文利用土改运动杀人灭口时，利用此事制造了一起冤案，把长期保护他的刘绍武杀了灭口，在妖魔化刘文彩时又栽在刘文彩的头上。
曹克明不是他们所说的是刘文彩的长工，他是乡政府治安队员，与刘文彩毫不相干。曹克明之子曹登贵说：“当时有三个四处流窜作案的土匪在唐场抢了绸缎铺，并把老板家的人枪杀了，县里正在通缉捉拿这三个凶犯。有一天这三个凶犯跑到亲戚刘益山家中掩藏起来。看到此事的农民就跑到乡政府去报告，乡长刘绍武立即召集人员前去捉拿，他叫治安队员曹克明进去探探虚实，曹进去后土匪就拔枪准备打他，为了自卫曹便立即拔枪射击，当场打死两人。一人逃出房外后被外面的治安队员开枪打死。
曹克明因此事被抓起来关押了两年，后查明对方确系土匪才获释，但却给他戴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杀土匪者却成了反革命，可笑不可笑?
到了六十年代，当局为了阶级斗争需要，指使当时的镇长安海山找曹克明谈话，强迫他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狗腿子，打死的是三个贫下中农，不然的话就要反吊起来打他，并要他去充当“杀人霸产”故事的泥塑模特。等到他们在泥塑完成之后，1966年5月的一天曹克明被当局五花大绑抓走，其罪名说曹克明造谣，居然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县法院于是以造谣罪判处曹克明十五年徒刑。等曹克明关入牢狱后，刘文彩指使曹克明“杀人霸产”的展览也堂而皇之的展出了。
文革后法院以量刑过重改判五年而释放了曹克明，那时他已经被关了十四年。出来后曹克明不服，为此到各级地方法院去申诉，结果都遭到了拒绝。法院的办案人员对他说：“我们知道是冤案，知道是假的，但《收租院》不平反，我们就不敢给你平反。”在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鸣情况下，悲愤交加的曹克明便在县法院门口服毒自杀，以生命来作最后的抗争!生前他一再对儿子曹登贵说：“你要为我申冤啊!”
…………
例子举不胜举，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在他们的举办的两个展览中，每句话每个解说词中没有一句是真的，在他们所陈列的物件中没有一件不是假的。为了打倒一个人，为了搞臭一个人，他们可以利用一切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可以——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移花接木，弄虚作假;张冠李戴，嫁祸于人;欺世盗名，黑白颠倒;捕风捉影，借题发挥;鱼目混珠，欲盖弥彰——那真是血口喷人，倒打一耙!
如今马识途集团这些人还在继续丑化妖魔化刘文彩，他们所写的文章所举的例子几乎没有一件是真实的。他们还在文章中署名为“原中洪川西南地下武装及大邑土改工作团成员”，他们以为这是他们的光荣，是他们的荣誉花环。其实恰恰证明了本文上述所说的：他们是一伙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豺狼，他们也是大乱中国大搞阶级斗争的骨干分子和打手，是疯狂崇拜“当代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御林军和党卫军。正是这些人镇压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代表阶级——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也是他们把千千万万个无辜者打入了比水牢更为阴森更为恐怖的十八层地狱，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同志战友亲朋好友家属骨肉都推进了断头台。
如果没有他们，中国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成为中美英苏法五国之首，后来也不会有年年搞的阶级斗争了，知识分子也不会变成牛鬼蛇神了，四千万人也不会活活地饿死了，十年浩劫的文革也不会发生了，更没有“亚洲四小龙”“亚洲五小龙”了。中国早就成为东方巨龙，出现在亚洲和世界的东方舞台。
结语
这些曾是四川中洪土八路地下游击队如今是高薪高职的离退休干部们，文革后还在不断地制造妖魔化刘文彩的假货，他们出书写文章满篇谎言，全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与此同时，一些艺术家们也在参与瞎起哄，一个叫蔡国强的旅美
艺术家把《收租院》搬到了意大利威尼斯参加双年展，他聘请曾参加
过1965年创作的川院学生龙绪理和几个中央美院雕塑系的毕业生做助理，远赴意大利水城复制《收租院》，蔡对自己的作品是：把“做雕塑”变成“看做雕塑”。有人认为这是乱搞艺术。威尼斯大奖委员会把金质奖章授给了蔡国强，给蔡国强带来的名利的双丰收。
龙绪理就像有一种“被欺骗”感，尤其是更愤怒。原以为自己受雇去威尼斯，就是单纯搞《收租院》复制，没想到竟搞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作品。更大的刺激是蔡国强拒绝将奖金与11名助手们分享，龙绪理控诉说：“我感觉蔡国强才是在所谓行为艺术下剥削农民的大地主刘文彩。”于是双方对簿公堂打起了官司。
2011年3月8日至5月18日，《收租院》时隔45年后再次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出，取名为《再现〈收租院〉大型雕塑展》。一位老太太在给学龄前孙女讲解：“看见了吗，这就是地主!他收租，用的是大斗进小斗出!”而另一对老夫妇驻足良久，唉唉在叹着气。
艺术家在造假，继续在鼓吹阶级斗争，继续给下一代制造仇恨!
一个把整个中华民族推向灾难和毁灭的艺术家，能算是艺术家吗?像这样的作品除了制造阶级仇恨制造血腥和恐怖外，丝毫不能起到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能算是艺术品吗?
为了树立起一个地主阶级的反面教员形象，MZD和中洪就连续上演了一场场阶级斗争悲剧。亿万人民被激起的疯狂和狂热，自己也受到了历史的嘲弄和惩罚。曾被誉为创造历史动力和推动历史的人，却成了历史悲剧的创造者和历史的倒退者。英雄主义的壮举行为，变成了摧毁人性和人类文明的作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变成了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毁灭;浪漫主义的斑斓光环，变成了对整个民族文化的摧残。它制造出来的人间仇恨，使中华民族一下子变成了暴戾残忍嗜血成性的民族，它为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点起熊熊的烈火。
为了让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阶级斗争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为了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永远记住十年文革所带来的屠杀和灾难，因此我们不能再掩盖真相了，再也不能家丑不可外场了。只有这样才能反省自己，才能从惨痛的历史中得到经验教训。一个民族只有认认真真地对待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以往的真实历史负责，才能真正地向前奋进，自立于世界之林。
在小学课本上曾收有电影《收租院》导演陈汉元写的《解说词》，用阶级仇恨来教育下一代，《解说词》写道：
“斗啊斗，你在刘文彩的手，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你喝尽了我们穷人的血，你刮尽了我们穷人旳肉。可你，你装不完地主的罪，你量不尽穷人的仇!”
这第一个“斗”字就是指地主收租时的一种量具，地主用大斗进小斗出表明地主剥削穷人的狠与毒!但是地主的斗也比不过中洪斗人的斗、“阶级斗争”的斗啊!中洪的“斗”，举凡上下五千年历史，环视世界各国，都没有像它那样凶恶、残暴、毒辣的。
所以把陈汉元的《斗啊斗》解说词应该改成这样：
“斗啊斗，你是斗人为乐的手，你是阶级斗争的狗，你是专制独裁的丑：你把千万无辜打成敌人斗，你把中国人民当作奴隶抽。可你，你写不尽滔天的罪，你书不尽罄竹的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