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重回北京，又开始了一段不同的生活。班上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和最小的差十几岁。如果不是因为"文革"十年和"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这些人是绝不可能编到一个班里学习的。在宿舍的双层床上，很可能上边一位的经历只是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平坦得像"儿童乐园"中的滑滑梯，下面一位可能正相反，干过五行六业，经过大苦大难。
有一次，一个小同学疑疑惑惑地问我："你，还下过乡?你真的干过很多活儿?"
原来，人家以为我只会不声不响地坐在教室里埋头记笔记，或者，只会规规矩矩地按照老师的要求背书、做题、考试。
这是人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想像力受到经验的限制，用一己的思想框子来推测别人。我听他们谈过他们的经历：考试制度一恢复，高考参加者就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成绩好的学生，尤其如此。在中学校里，老师为他们尽心尽力，放学回家，吃完晚饭碗都不洗，九点钟，母亲轻轻走到书桌旁，放下一碗糖鸡蛋，或者银耳汤……。
可是我没有念完中学，后来当了六年农民，在离北京八千里远的地方，常年过着盐水下饭的日子，到原始森林里开过荒，开荒受过伤，伤疤至今还留在手背上……。对我的同龄人来说，这算不上是特别的经历。没想到，才过去了几年，对另一代人来说已经难以想像。
然而，经历的区别还不仅仅只是这些，还有别的。比如，我还看过，站得很近地看过，看同学们毒打老师，后来，我们的校长被打死了。
在今天，听听这样的事情，也会觉得可怕。可是当时，人们感到无所谓，也许，这就是最可怕的所在。
说出这种事来，当然不是为了向小同学吹嘘我们这些年长者的阅历丰富或与众不同，以弥补因虚度年华而产生的内心空虚。回想起来，我们也有过那种简单幼稚，甚至娇生惯养的年代，但从这一步走到打人甚至打死人，似乎并不相隔遥远的距离。正是这种不过几步之隔的感觉，使我在此后十多年的悠长岁月中，一旦忆及，总觉得危哉危哉。如果不能有意识地建立防御机制，各种野蛮的事情，都并非不可能发生 。
当年我上的那所中学，是女校，是当时北京最有名气的中学之一。打死老师，就是这些并非小偷流氓也非顽劣学生，在十四岁和十九岁之间的女学生做的。
现在有一种原谅性的说法，说那是因为"年幼无知"。这给一代人提供了一条精神的解脱之路。如果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当然太好不过，即发生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而缺少智慧又是因为我们太年轻。
然而，即使隔着二十年的岁月，即使记忆已经淡漠，我也仍不敢这样相信。
1966年6月。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电台广播后，我们中学里马上也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不只是对北大的大字报表示一般性的支持，而是像北大大字报给北大领导无限上纲上线一样，也给我们中学的领导无限上纲上线。几天以后，学校里已经贴满了类似的大字报，很快用完了学校存有的旧报纸，又从文具店买来大张的白报纸。这些大字报的思维方式，是先把中学校的老师、领导定成坏人，然后，再来"揭发"他们的"罪行"，这样，种种小事都可以夸张附会，成为"罪证"。一些普通的中学教师或学校领导，被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这样耸人听闻而且在当时被视作弥天大罪的恶名。也许可以由此说明中学生的愚昧，然而，愚昧只能说明一种被动的、糊涂的状态，这种状态为什么向某一方向急转直下而不向另一方向转化，却还必须有别方面的解释。比如，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最早写大字报的同学，"高干"出身，她们这样说了，大家就认为是这样了，这是大势所趋，区区几个中学教职员是无力阻挡的，中学生也许还不是那么自觉的"势利眼"，但也有那种把自己个人的渺小生命依附于某种胜利性潮流的意向，对权力的服从远甚于思索的作用和感情的惯性。平素间被人尊重、被人服从的教师们，一下子变得狗屎不如。毫无理由，他们一下子被社会抛弃了，无法声辩，无法反抗，一个个处于孤立无援的无助状态，除了忍耐下去等待可能到来的大赦，别无他法。很多年后，当一位老者向我的朋友感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竟还叫过他一声"老师"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酸楚的感觉。然而，只是在身经辛酸并经过长久的思考之后，我才渐渐懂得这种随意把有些人从公众生活中遗弃和那种"紧跟"潮流的做法，是我们生活中的两个大的毒瘤。在平常的生活中，它们也侵蚀着肌体的健康。当它们恶性发作的时候，就造成巨大的灾难。
7月。开过校领导的批斗大会，在操场上，被批斗者站着、低头。揭来揭去，如果说他们有罪，那么很多很多别的干部也有罪，因为他们除了执行上级指示、处理日常工作之外，都没有什么独特的个人思想或行为，但最先挨斗的偏是这些中学校长们。命运好像掷骰子，轮到了他们，他们便先作了牺牲。就在即使无限上纲上线也挖不出更多材料的时候，外边传来一个消息，说有过一个搞"兵变"或"政变"的阴谋。于是，又有大字报贴出，说校长也是"兵变"、"政变"参与者，"文革"前借" 战备疏散"为名，到北京郊区察看地形……。站在墨汁淋漓的大字报前，我，一个普通的十四岁的中学生，心里也曾闪过一丝疑惑。因为我起码读过小说什么的，知道"兵变"、"政变"之类，都是极机密极迅速的行动，如果连一个中学校长都知道了，还可能吗?……然而这种推理只进行了几分钟，立即消失了。我知道自己甚至不会把这种一闪即逝的疑问说出来，因为别人谁也不说，他们也不会比我愚蠢。智慧需要勇气的维护和扶持，微弱的智慧更容易被怯懦所吞噬。如果缺乏道德感，那么，维护事实，坚持逻辑性，都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反过来，看到有人因作出这类"揭发"而变得慷慨激昂，高度亢奋，俨然成为一种充满英雄感的人物，不能否认，我的心里其实是怀着某种羡慕感情的。盲从其实往往并不出于全然盲目，除了受到指导者的吸引之外，盲从者还受到利益、虚荣等等的暗中支配。同时，对教师们蛮不讲理的指控和辱骂，也已经直接向学生们作出了持不同意见者可能遭遇什么的示范，尽管被斗争的是教师，但斗争者们也会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恐怖气氛。狂热、虚荣心、自保心理、恐惧感，等等，最后都通过一个最冠冕堂皇的渠道——"革命热情"喷涌出来了，我们既不能从事实、从逻辑出发来理性地思考问题并矫正自己的行为，也丧失了可能从直觉出发而产生的同情心。当我们兴高采烈或随随便便地把各种罪名像扔垃圾一样向校长、教师们头上扔去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去考虑他们的感受如何。
8月。曾领导了中学运动一个多月的工作组撤走了。控制学校局势的是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组成"红卫兵"的"阶级路线"是一副称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由某个学生的"老子"身份决定是否接纳其参加组织。但由于对工作组的看法不同，红卫兵又分两派。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当一群红卫兵慷慨激昂而又气势汹汹地奔出教室时，心里可能是充满了对"黑帮"的仇恨和对"文革"的热情的，然而，也不可否认地带着个人的情绪，这种带着个人私欲甚至恶意的情绪，并不曾被克制，却反而在大嗡大轰的"革命"口号下被鼓励，而且被那些口号掩饰起来了。而这种私欲的实现方式，只是摧残侮辱那些手无寸铁、根本无法自卫的人们，不必付出艰苦的劳动代价，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并不冒什么风险，而是得到了某种默许、纵容。凭藉人多势众，顺应潮流，向几个中学领导发泄怨毒、施加虐待，实在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再没有比这更容易、更廉价的"革命"了。这是天下最合算的买卖，因为不管代价多高，甚至贵如生命，付出的永远是别人。所以，这种行为总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诱惑着所有坚强的和不坚强的人 。
我不是红卫兵，不是因为我拒绝当，而只是因为没有资格。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五个"黑帮"，五个学校的领导，从厕所被揪到了操场。他们正在打扫厕所。当时，这是各单位普遍使用的对揪出来的"牛鬼蛇神"的一种惩罚，一种侮辱。一方面大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一方面又把劳动当作惩罚和侮辱手段，这种"革命"，实在是自相矛盾的。"文革"的主要打击对象都是非体力劳动者，然而它不但不设法改善体力劳动者的状况，甚至还摧残了体力劳动本身的尊严。在我们中学对门的中央高等教育部里，部长们也曾被剃了头发罚作清洁工，常有人来围观这些大人物扫地、拔草，而臂缠红袖章、看管"专政队"的人，其时无比威风，无比得意。这一景象所蕴含的文化含义，令人深思。
操场上聚拢了很多闻声而来的学生，把五个"黑帮"围了起来，其中一个副校长，还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北京新市委有指示，运动还是要有领导地进行——间接的意思是不能这样随便斗人。但这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这时哪里还谈得上谁有揪斗权的问题，"合法性"早已无人考虑，何况这种揪斗会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有的学生拿着扫帚，拿着纸篓糊的"高帽子"来了，有个高个子的女生，拿了一大瓶墨汁，从那位副校长的头上，浇了下去。正值盛夏，人们都穿着素白的单衣。浓黑的墨汁顺着头发流下来，一条一条，落在衣服上，迅速洇化开去，粘腻的，湿漉漉的，墨迹象巨大的黑蜘蛛，在黑白强烈反差中蔓延扩大，很快就白少黑多了。"走，到木工房拿棍子去。"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知道那一间小屋。因为这是一所有很长历史的中学，所以那里堆放着很多因年深日久而断腿缺脚的破桌椅。
我站在操场上，看着这一切。我什么也没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当时我想了些什么?我想不清楚。是跃跃欲试?是幸灾乐祸?是冷眼旁观?是兴奋激昂?多年以来，在我脑海中最为强烈、最为清晰的意象，只是那墨汁浇在人身上的情景。我对"现代派"绘画中一种似乎是把颜料随意渲染洇化而成的作品，总是觉得反感，觉得看了难受，也许，这跟我脑子里那个墨汁横流的可怖意象有最大的关系。搜肠刮肚，我可以找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当时所怀有的"正面"想法，然而，充其量不过是对打人所感到的惊恐。我在一种温情的环境中长大，毕竟对此极不习惯。然而，除非我厚着脸皮向自己说谎，我找不到正义感、仁慈心一类的东西，甚至于这种对法律和人道精神的践踏必将报应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之上，也全无思考，全无意识。在深的意义上说，学生们后来身遭不幸，那也是咎由自取，理受报应，因为他们自己先奉行了那种残忍不公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