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推特推荐说明：维吾尔本是部落制，不是西藏，没有统一的王朝及宗教领袖。维吾尔族的民族意识是共产党逼出来的
艾尔肯是我在纽约认识的维吾尔小伙子。他今年27岁，来自新疆，长得高鼻深目，典型的突厥人俊朗面孔。两年前，他留学来到美国。今年以来，从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起，维吾尔人和新疆话题屡屡登上新闻，我们也会时不时交换一些看法。
生活中的艾尔肯温和而腼腆，但讨论历史、政治、维吾尔社会等话题时，他又会变得自信而滔滔不绝。虽然在我看来，他的成长经历中，超越民族的普世性远远多过维吾尔民族的特殊性，但他却很注意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时常把“我们这个民族”挂在嘴边，伴以自豪的神情。并且他不喜欢“维族”这个汉语的简称，坚持要我用“维吾尔”的全称，因为这个简称已经“多少带有一点歧视的味道”。我有时会笑他太“民族主义”，于是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给你讲讲我的经历吧，告诉你我的‘民族主义’是怎么形成的。”
经过前后八次采访，艾尔肯向我详细讲述了他的成长经历。也许因为身在海外，他在讲述中相当坦诚，几乎毫不回避地涉及了与新疆有关的各种敏感议题：大到双语教育、七五事件、宗教信仰的养成、汉维民族之间的隔阂，小到穆斯林喝酒、“新疆小偷”、被人误会的体味问题，甚至他自己纠结的跨民族情感故事。他严厉抨击体制与中共现行民族政策，同时也对维吾尔人的自身问题和自己本人有诸多反思。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经过艾尔肯本人审核、修改。由于家人仍然在新疆境内从事体制内的工作生活，他要求文章隐去他的部分个人信息。至于名字，他的汉族朋友们喜欢叫他“阿穆”，但他给自己选择了这个名字——“艾尔肯”，因为在维吾尔语中，它的意思是“自由”。“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认真地说。
我出生在世俗化的维吾尔家庭
我家在北疆，父母都是党员干部。甚至我爷爷就是毛主席的忠实粉丝，他生前每次家庭聚会都要跟我们讲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他教育我们的时候最爱说的话就是，我们小时候连白面馕都吃不上，你们现在还有啥不满意的？
爷爷是1930年代出生的人，青春年少的时候赶上共和国成立、打地主、土改。他很幸运，本来是穷苦农民出身，又赶上共产党选拔本地干部，他就被选上去乌鲁木齐受教育。识字、上学，回来之后先在教育系统里做老师，很快成了政府干部，一直在地区里做到挺高的位置。因为共产党，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
我父亲兄弟姐妹七人，全是党员。但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就没有再选择走他们这条路。我们大家族兄弟姐妹们十几个人，一个党员都没有。父母还是希望我能去政府工作，找一个铁饭碗，但我们对体制都比较失望了。我们的成长记忆就不一样，我们没挨过饿，可能会更想去追求一点精神上的东西。
我父亲是政府的干部，我母亲是幼师。他们都是“民考民”（指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学习并参加高考，与“民考汉”相对），汉语基础都不是很好，我们在家里还是讲维语，但完全不会谈什么民族问题。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宗教的因素，做礼拜也只有在过节的时候才去清真寺跟大部队意思一下。可以说，在爷爷的影响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我的家庭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世俗家庭。
足球队，汉族同学才能做队长
我们小时候，还没有实施“双语教育”，每个维吾尔家庭在孩子上学的时候都面临两种选择——上汉语学校还是维语学校。
我家两个孩子，哥哥是“民考民”。我跟我哥从小就对着干，他怎么样我就偏不怎么样，所以我要上学时就坚决要上汉语学校。从此，我就成为了一名“民考汉”（少数民族学生用汉语接受教育并参加汉语高考）。
上学第一天，我就被叫家长了。那时候我一点儿汉语也不会，我就记得几个汉族同学笑我，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血一热就冲上去跟他们打起来。其实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记不清了，但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父亲都还会跟他的同事、朋友哈哈大笑着讲这件事。他很自豪，觉得男孩子嘛，想不通了就要站出来，“儿子娃娃”应该有骨气。
整个小学，我的成绩一直非常好，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我小学四年级，那年发生了伊犁事件（1997年2月5日至8日，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市，一系列维吾尔人的抗议示威引发骚乱和严重暴力事件，最终酿成七五前新疆境内最大规模的社会震荡）。我到现在也忘不了这事儿，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受反分裂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了，爆炸的、很可怕的图片都会给我们看。当时我们能想什么呢，老师说什么我们都觉得对。我很震惊、很气愤，觉得这些搞破坏的民族分子确实太坏了，怎么能这样！
学校把我们这些维吾尔学生，也就是“民考汉”，叫在一起单独接受民族团结和反分裂教育，汉族同学则完全不用。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好像就开始被注入了一种意识，“你们是少数民族，你们跟别人不一样。”我家里从来没有对我做什么民族认同的教导，这样一种民族观念是在学校养成的。
我喜欢踢球，很快就进入了足球队。我们是汉族学校，“民考汉”的学生比例很低，但我们足球队的主力11个人，八个维吾尔，两个回族，一个汉族。我们这个民族还是继承了突厥民族血热的性格，恰好足球就要求你有这种素质，因为它要有碰撞、有激情，这是我们的优势。
问题是，我们踢球不管怎么好，那一个汉族同学就是队长。老师就这么指定的，虽然那个孩子踢得一般般。我们长大后发现，不管这个地区维吾尔人比例有多少，一把手的书记都是汉族，唉，这种情况好像挺熟悉的啊！
我对汉文化开始反感
小学快结束的时候，我的家庭开始出问题。我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开始当官、往上走了。原来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特别喜欢跟家人在一起。突然升迁以后，酒席应酬增多，经常喝酒。父亲渐渐开始跟我母亲不说话，以工作为理由经常在外面不回家。初二那年，2001年9月17日，我父母离异了。法院裁决，我哥哥跟母亲生活，我跟我父亲。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分成了两个家庭。
我开始感到自卑，也很孤独，青春期的脆弱心理全部都出来了，学习学不进去，上课睡觉，下课踢球发泄，好像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而且因为父母离异，我觉得别人看不起我，开始有一种很深的羞辱感。
又赶上我初三那一年，由于“双语教学”的实施（自本世纪初开始，新疆大力推行中小学双语教学政策，其基本模式为理科课程，如数理化、生物等，以及汉语语文、外语、政治等使用汉语授课，其他课程，如民语语文、体育、艺术等使用民语授课；小学一年级同时开设汉语文和民族语文课，汉语文每周7节，民语文每周5节——编注），维汉学校开始大规模合并。原先维语学校的同学跟汉语学校合并，那些维吾尔同学就成为了所谓的“双语班”。
合并之后，班级调整，我父亲帮忙走关系，把我调进了尖子班。他希望我能好好努力，考进地区重点高中。但那时候我学习成绩已经很差了。而且从进尖子班开始，我对汉文化的反感也开始出现了。我是指这种成绩就是全部、培养书呆子的教育文化。同时我也觉得，相比维吾尔文化的热情活力，汉文化比较缺乏“人情味”。
成绩决定一切，班上甚至用学习成绩排座位，我就一直坐在最后面。大家就在不停地做卷子、做卷子，我只好找个同学抄一下。中考的成绩果然也非常差，只够上普通高中。但我父亲又四处走动，把我送进地区最重点的高中。我们的高中是重点学校，全疆有名，每年上大陆名牌大学的学生都有不少。
我们这个年级有四个汉语班，四个双语班，在整个楼层里一边一半。双语班里绝大部分都是维吾尔同学。我从原先基本上是纯汉语文化的环境里，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民族同学。初中时，我最好的两个哥们儿一个是维吾尔同学，一个是回族同学，但我们在一起都讲汉语。一些民考汉的孩子，要是家里不怎么讲维吾尔语，自己几乎都说不了几句母语。
高中时我最好的三个朋友都是维吾尔人了。其中一个朋友最后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他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是，在所有条件几乎同等、他甚至略微优于一位汉族同学的情况下，他没能被录取为飞行员学员。
高二有一次年级化学月考，最高成绩是一个双语班的维吾尔同学，他得了100分。那个双语班的化学老师——他是汉族，同时也带我们班，他来上课时说：“连民族同学都能考100分，你们怎么回事？”
结果那句话说完，坐在我身边的汉族同学们就哈哈笑起来，还笑着跟我说：“噢——你们都能考100分啦，那我们确实应该努力啊！”我当时就觉得，你们这不是歧视人家的智商吗？我当时就跟那几个开玩笑的哥们儿飙了脏话，甩脸给他们看——要知道，他们本来是这个班上我仅剩的几个好朋友。
下课我还去老师办公室抗议，我说：“老师，你刚才那句话说得太不负责任了，你知道你说完之后同学们怎么嘲笑我吗？好像是在嘲笑我们民族同学本来就笨！”老师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误会我了。”
化学老师下次上课还专门跟同学们解释，“民族同学用自己的非母语听课，都能不犯错误，我是为了鼓励你们，不要曲解我的意思！”那几个当时笑我的哥们儿说，“不会吧，艾尔肯，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你这么认真！”现在想想，我也不知道当时干嘛那么较真，好像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对自己民族的保护意识。
高三时，语文老师，他也是汉族，有一次进来说了一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孩子们，我又看到了你们的英语成绩比语文成绩高，可能因为你们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吧。但我真心想告诉你们，不管你们以后走到哪里，别人的语言学得再怎么好，只要你母语学不好，别人也会瞧不起你。”
这句话当时对我刺激太大了，因为我的母语我基本就不会。直到高三，我的维吾尔语只能听说，读写方面我完全不会，等于是文盲水准。那位语文老师是想鼓励大家学好汉语的语文，但他没意识到，班上还坐着我这样的“民族分子”呢。他的这些话成为了我日后自学母语的最大动力。
我的高中就这样过去了。我的高考成绩很一般，但赶上了中国大学扩招，我被南方的一所三本大学录取了，它招收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民族学生。新疆很多自治区领导的孩子，成绩不好的，或者其他有点钱的家庭，孩子都送那儿去了。
我的宗教观开始形成
父母离婚之后，我母亲面临着巨大的心理问题。加上后来外公去世，母亲像是一下坠入了人生最低谷。她几乎变成了祥林嫂，天天哭，不停跟所有人讲述自己的悲惨人生。很快她身体也不行了，腰椎间盘突出，站都站不起来，被迫手术。手术一下花了十几万，经济上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2004年冬天，手术后，她回到乡下静养、恢复身体，外婆也方便照顾她。
在那之前，母亲是完全世俗化的维吾尔女性，跟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除了饮食方面，几乎跟非穆斯林没什么区别。但看到她糟糕的状态，在她恢复身体的同时，我外婆就把她送到一个阿訇那里去做心理辅导，当时主要是想重新塑造她对生活的信心。
在新疆，对宗教有正确理解、能够很好诠释的真正的宗教人士太少了，这里可能就有政府的政策失误。政府总想把控一切，很多清真寺的阿訇变得政治性很强，南疆有的清真寺里还要升国旗，讲民族团结、计划生育。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民众对官方代表的宗教人士，就不信任了。可这样下去，当维吾尔人遇到困难，心灵感到空虚，想要主动寻求宗教帮助的时候怎么办呢？宗教极端分子就有市场了。
我母亲的幸运之处在于碰到一个好的阿訇。这位阿訇家里祖祖辈辈就从事宗教研究，自己受过高等教育，还在国外学习过。母亲的思想慢慢开始转变，比如领悟“惟有忍耐与克己方能能领悟人生的真谛”，等等。她学会了读古兰经，学会了做礼拜，但这些我当时并不知道。她从乡下回来以后，我常常去母亲那里住几天，那时候哥哥已经去上大学了。我突然感觉母亲好像变了一个人。她明显对父亲开始有了宽恕和谅解，对生活的态度也乐观起来。父亲还是世俗化的态度，甚至会诋毁母亲，来保护他自己，为他自己的选择做辩护。母亲则从脆弱状态中走出来，变成了一位大方、坚强的女性。
她并没有强迫我、要求我跟她一样去虔诚信教。但高二那年的斋月，盖德尔夜那天对我很重要。根据我们的宗教，虔诚的穆斯林在盖德尔夜要通宵礼拜、祈福。当时我很好奇，就对母亲说，不如我也跟你学习一下怎么做礼拜吧。她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想自愿做礼拜。自愿很重要，强迫、占有一个人就会让人产生反感。
一夜祈福、洗礼、礼拜之后，我突然觉得心里特别舒服，思想特别清晰，早上去上课的时候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
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清真寺，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我们高中的时候做礼拜是地下状态的，如果学校知道，肯定德育处会找麻烦，搞不好要处分、开除（尽管中国并无明确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禁入清真寺，但根据中共党纪规定的精神，1990年起，新疆很多地方设立行政规定，禁制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活动；在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被视为是引导学生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举措——编注）。
学校的老师们一直教育我们，宗教是封建迷信——这几乎是学校的正式教条，我们要崇尚科学，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但阿訇跟我们说什么了呢？“一个撒旦不惧怕一百个无知的人，但一百个撒旦会惧怕一个有识之士。”“你们应该去学习、去求知，不论是《古兰经》还是科学。”他还举例说，你不会看到一个教授在街上拿刀砍人，不会看到教师在当街大小便。我内心觉得，唉，阿訇好像在教育我们好好学习、不要做坏事，这也不算什么封建迷信吧？加上母亲的改变，宗教在我内心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了。
但新疆有些人总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定义宗教，要别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让人很不舒服。有的阿訇甚至把电视也当做撒旦。有的阿訇把《古兰经》都背下来了，但他们没有去钻研。如果问他们某段经文的原意，他们解答不了。这样容易产生两种后果：要么让人完全远离宗教，要么容易让人变得特别狭隘，容易走极端。
在新疆，谈到宗教，大家下意识都觉得宗教是保守、传统的状态，排斥现代文明。如果问这些阿訇们，为什么有一段这样的讲法？由于自身对伊斯兰认识太肤浅，他们就只会告诉你，《古兰经》就是这么说的，没有为什么。你要稍微多问几句，他马上就会给你扣帽子，批判你。这些阿訇们也有一种独裁的意识。很多独立思考意识比较弱的人也不敢去反抗，只有服从。这时候如果遇到一个有私心、想其他事的阿訇，就很容易带领一批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这也是新疆很多问题的原因之一。在我的认识中，一方面，新疆各地世俗化的进程在加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刻板而严格，再加上地方官员的腐败、诸多事务上的大汉族主义等因素，确实有一大批非官方的阿訇形成了带有民族情绪的极端伊斯兰思想。但我说的这种极端思想，主要是对伊斯兰教的狭隘理解和误读，而不是简单的恐怖主义思想。
虔诚的信徒为何如此暴力？
目前新疆这样的宗教环境下，很多信徒对宗教的理解能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遇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大四在乌鲁木齐实习时，有一次和朋友去网吧，在二道桥附近一个维吾尔人开的，条件很好。我去用了一会儿电脑之后，想去找厕所，前台的人给我指了一个方向，我就往里走。但当时光线有点暗，我一直往里，路过一个门口时，不小心踩到一个东西。一看，坏了，是一个人做礼拜用的毡毯，原来门里面居然有一个维吾尔小伙子在做礼拜。
破坏人做礼拜仪式是冒犯别人的“罪过”。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道歉的话，小伙子冲过来一拳打到我脸上，我直接就懵了。还没来得及说话，他人高马大，一套动作奇快的组合拳落在我眼睛、鼻子、嘴巴上，直接把我打出门去。一边打他还冲我大吼，你脑子有病吗？我在做礼拜！
我返回去找到厕所一照镜子，发现自己嘴巴肿了，鼻子流血，眼睛变成了熊猫眼。我洗了洗脸才缓过神来，我要去找他理论，但他和网吧的老板都赶我走，根本不给我讲理的机会。我直接走出网吧给我叔叔打电话。叔叔是这个区政府的干部。我说，叔叔，我被人打了，他们还不给我讲道理的机会，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叔叔很快带着这片派出所的所长和两个警察过来了。叔叔把那个打我的小伙子揪过来，冲他一通怒吼，“还敢打人？你们这儿有没有王法了！这是什么地方，网吧、台球厅，这是做礼拜的地方吗？你们这是搞非法地下宗教，知道吗？”那个老板和小伙子都吓坏了，扣这个罪名，整个网吧都可以封掉的。
叔叔悄悄问我说，你想怎么处理？他说，你可以自己先去把那个小伙子揍一顿，然后让警察把他抓回派出所关10天。我说，千万别，叔叔，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就是想给他讲我的道理，他们不给我机会说话而已。
我就把小伙子叫到旁边的房间跟他说，我打断了你的礼拜是我不好，对不起，但你没必要这样冲动吧？我们的宗教是仁慈的宗教，暴力不符合真正的伊斯兰教义。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很害怕的样子。这样的人，看起来很虔诚，认真做礼拜，但对古兰经的理解实在太肤浅了。我跟他谈了半天，他似懂非懂地点头。
我就让叔叔把警察一起叫走了，那个所长还跟叔叔开玩笑说，叫我们来，啥事都没干啊，你这个侄子简直是“圣人”嘛！后来，那个网吧老板给叔叔打电话，说自己把那个小伙子打了一顿，算是严肃处理了。我也觉得很无奈。
在新疆，很多人对《古兰经》的领悟还停留在十世纪以前的阶段。如果加上头脑简单，又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煽动，做一些极端的事。归根结底，他们几乎没有正规的渠道去真正学习宗教，没能适应现代社会。
其实维吾尔民族是突厥世界中最早实现农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民族，相比其他突厥民族，我们可能是最温和的。而且只要接触到先进文化和新鲜事物，我们总是乐于接受。就连宗教这样难以变更的东西，我们也先后接受过萨满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我们不是一个保守的民族。
而且维吾尔族在接受伊斯兰信仰的时候也保留了大量我们自己的文化，比如我们有麦西来甫(Meshrep)，这是一种男女都可以参加的大型歌舞聚会，其中还包含诗歌、游戏、教导，等等，这完全是我们维吾尔的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差别很大。我们没有被阿拉伯人同化，相反，我们为伊斯兰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总之，学校附近清真寺的主麻礼拜成了我高中时主动学习的一个课堂。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我觉得特好的阿訇，是在德黑兰学习宗教知识回来的。他教给我们尊敬长辈、不要杀生。我从他这里感受到了很多正能量，我学到了要做善事，要给予，等等。两年期间，那个清真寺人来得越来越多，甚至清真寺里面坐满了都会做到街道上。但人多了，政府就紧张了，我高三快毕业的时候，政府找了个借口说这个阿訇有问题，不让他讲了。
这个阿訇有什么错呢？无非是没有按照要求宣讲政府的政策、纲领，他就是要独立地讲解自己对《古兰经》的理解。拿我的人格保证，他绝没有讲过任何反抗政府什么的敏感的话。完全没有政治的话题，他就是在讲道德，讲处世之道。
新换的阿訇我也去听过，但特别没意思，几乎就是随便读读经文，到时间就赶紧散场了。我个人认为，这个系统有一种让人悲哀的思维，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管是维吾尔干部、学者还是宗教人士，只要在民间得民心了，政府好像就要找借口把他打下去。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父亲就是政府的官员，一心想做好工作，但怎么也得不到组织信任。信任问题始终是一个雷区。
假如官方还是以打击极端为由，继续打压正常的宗教活动，我认为矛盾会愈演愈烈。这种打压甚至已经触及到了很多世俗化生活状态的穆斯林的底线。比如“黑袍”现象的出现，就是一些本来很世俗化的女孩子，可能因为对社会整体的失落感，开始以“黑袍”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立场。
现在大家都觉得民族关系有问题，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电脑，它的系统坏了。你不重装系统，永远就是卡机，各种卡，怎么也顺不了。这是最让人郁闷的事。
我们被当成了“新疆小偷”
2006年秋天，我上大学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疆以外的土地。在这座南方的城市，气候非常湿润，到处郁郁葱葱，跟大西北满眼黄土色的景色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色调。城市也非常繁华，来到这里我当然很兴奋。学校招收了很多少数民族，有40多个民族的学生。
大学第一年的五一假期，我们五六个维吾尔学生一起进城去逛街。学校在郊区，我们去城里一趟并不太容易，本来是很开心的事。逛了一天，我们碰到一个挺大的超市，就进去买水喝。但也就十几分钟的功夫，警察来了。
两男一女，三位警察直接走到我们身边，要求查我们的身份证。我们先是特别惊讶，为什么超市那么多人，要来找我们查？警察说，“有人报警，说你们偷东西。”
我脸一下就红了，特别尴尬。我的一个哥们儿比较冲动，哗啦一下把自己的包扯开喊，“你们来检查呀！我们偷什么东西了！”我们赶紧拉住他，跟警察抗议说，怎么能这样！我们都是XX大学的学生！我们还给警察看了学生证。警察一下也很尴尬，只好说，可能报警的人误会了。但我那个比较冲动的哥们儿不依不饶，在超市里大喊大叫，警察也很下不来台，只好一直说不好意思，最后还用警车帮着把我们送回学校。
真的很气愤，也很无奈。其实我也知道，的确在这个城市里有维吾尔人做不法生意。我去过一些维吾尔餐厅，知道他们同时在做大麻和白粉的生意。我们学校里的美国留学生都知道找维吾尔学生来这里买大麻。
我还记得，2008年5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班主任老师的电话，说学生会有老师希望我去给他们帮一个忙。我赶紧过去后才知道，当地片区的派出所抓到一个维吾尔小孩子偷东西，但他完全不会汉语，需要我去帮忙做翻译。我赶紧去派出所，看到这个小男孩才八九岁，但一点也不害怕，很淡定很老练的样子。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别害怕，我会尽量帮助你。他却只跟我说，哥哥，你让他们放我走吧。
他只知道自己老家是喀什的，但哪个县都不知道。他说自己很小的时候，一个“叔叔”说带他来大陆转转，他睡了一觉就到了这个城市，具体是什么时间他也不知道。我只好请警察一定要把他送回新疆去，如果这样放他走，他肯定回去找他的“叔叔”，然后接着偷东西。
有一年暑期回新疆的时候，我们在火车上还碰到过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们两人十五六岁，都是小时候被拐骗来大陆偷东西的，然后一起被警察抓住，送他们回新疆。那个女孩子后来给我们讲了她的遭遇，包括她被控制他们的人强暴。我真的特别憎恨这些人，他们做的事彻彻底底违背了我们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
很多开新疆餐厅的人也都从事非法营生。他们利用民族问题比较敏感的情况，钻政策的漏洞，出了事就跟警察“私下解决”。有的干脆是黑道白道都有关系。这些人败坏了我们民族的声誉，也败坏了新疆的声誉。
很多大陆人对新疆的印象就是小偷和沙漠，近几年还加上了恐怖分子。我们一开始还会全力解释，认真地讲要区分个别人和整个民族、地区，但时间久了真的有点麻木。碰上一些张口就骂的人，我们也无能为力。
几乎90%以上的聚会都会打架
虽然是在大陆，但跟以前“民考汉”的环境相比，我几乎是生活在完全维吾尔的环境里。哥儿们在一起喝酒、踢球、弹吉他，加上有点盲目和狭隘的心理，民族自豪感一下就起来了。
但第一次老乡会，就有人打起来了。后来我才发现，几乎每次维吾尔同学聚会、喝酒，90%的可能都是最后都有人打架。这次是一个库尔勒的学弟和一个和田的学长打起来，然后他们各自的老乡就冲上去。他们打到门外，门外是一条酒吧街，有不少人围过来看热闹，还大声喊，“新疆人打架了！快来看啊！”特尴尬。女孩子们很快就散了，聚会也就这么狼狈地结束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本身就血热，而且民族性之外还有地域性的问题，就很容易在酒后冲动、摩擦。维吾尔同学之间打，维吾尔人和西藏、内蒙的同学也打。我当然也得参与。不去又不行，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面子上下不来。
有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在酒吧里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结果，大家果然不出所料地又打起来了。几个“民考汉”的同学跟“民考民”的打。我去拉架，也被踹了几脚。我非常失望，好不容易等打完把大家叫在一起说话。我说，你们能不能讲点民族感情？这个样子，让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个民族？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彼此伤害，以后我们会成什么样子？讲到后来，有的哥们儿都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