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很混乱。我每天早上做一次礼拜，但晚上常常又跟朋友们喝酒。喝完了早上再起来忏悔。在学习过程中，我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学了很多新知识。我还记得自己看了《伍尔夫日记》后开始写日记，对社会、人性等等有一些反思。我也开始想做一些对我们这个民族有意义的事。比如，至少能改变一些别人对新疆人粗俗、野蛮的坏印象，也是一种贡献。
被人误解的体味问题
我从大二起就被选作我们班的班长，我对自己要求更高了，好像事事考虑要代表维吾尔人的形象和名声。班上有捣蛋的同学，我把他们叫到宿舍里来，喝酒，谈心，要求至少给我撑面子，他们还真都做到了。
学校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成了不同的班来上专业课，只有选修课大家才有一起上课这样的接触机会。汉族同学常常问一些对新疆特别缺乏常识的问题，比如你们平时上学是不是骑骆驼的，有的是半开玩笑，有的还挺认真。学校可能觉得少数民族同学底子薄，于是给我们施行特殊政策，45分及格。汉族同学是要到60分才及格的。
这种45分政策，很多人，尤其是汉族同学会觉得是一种给我们的照顾、优惠，但后来我学社会学的课程时才意识到，它应该叫做“反向歧视”。当时我没有这种认识，但也去找辅导员抗议过。我说，老师，这种政策不是歧视少数民族同学，暗示他们本来就能力低吗？老师很吃惊，她说，“啊，第一次有人这样想这个问题呢！……嗯，那你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会去反应一下！”
后来？后来就跟很多其他的事情一样，没了下文。其实我鼓起勇气去找老师反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同时面临着很多同胞们的压力。我的一个哥们儿就很生气我这样做，他觉得是我成绩好，太自私了，不考虑他们这些成绩比较差的同学。“你这样搞，要是我们不及格了怎么办？”他们是维吾尔人里的“保守派”，不想失去这些已有的“优惠政策”，但他们不明白，这样的政策只会让少数民族的同学不好好学习，那毕业了怎么办呢？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谁会给我们优待呢？
班主任老师有一次特别小心翼翼地想跟我谈一件事，她反复强调，艾尔肯，你千万不要生气啊，我就是问一问。她是害怕伤害我的民族自尊。她说，你们这个民族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卫生习俗？我这里有几个同学反映，他们宿舍的维吾尔同学体味太大，很影响宿舍里的味道。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我说，老师您千万不要误会，这个跟我们的民族习俗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要求，我们穆斯林是要求每天洗礼的，从生理到心理都要求绝对的纯净。
我问清了老师，是哪几位同学味道特别不好，并且保证自己会去跟他们谈谈。但从老师的办公室走出来，我也很发愁要怎么做。我们这个民族生理上有特殊性，可能汗腺比较发达。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不注意清洁卫生，的确会味道很不好。但我要直接去讲的话，太伤害这几个哥们儿的自尊了。
我找了一位学长，跟他说了这样的情况，然后一起商量要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后来，我们把这几个同学找在一起喝酒，喝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和学长互相使了一个颜色，他就开始讲述自己比较懊恼的事。他说，“我一度不太注意卫生，身上味道让其他同学们很不喜欢，后来特别后悔这样的事……”
然后我趁机就表示，这样的事太可惜了，我们一定自己要多注意，不能因为这种事损害维吾尔族的民族形象。其他几个同学好像想到了什么，纷纷表示赞同。
过了几天，老师特别高兴地找到我。“艾尔肯，太神奇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啊？”她说，“我找那几个反映情况的同学了解了一下，他们居然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说维吾尔同学都已经很注意个人卫生了，之前是自己太小气了！”
难产的维吾尔文报纸
大二那年，我之前高涨的自信和热情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我们新闻学院里，汉族同学们风风火火地做起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工作，电视台、报纸，尤其他们一份报纸，经常报道学校和我们周边的新闻，让我特别羡慕。我突然想，不如我们办一份维吾尔语、或者维汉双语的报纸怎么样？
办一份维吾尔文报纸，免费发放，也确实能给我们这个群体有很多启发，比如我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好好学到东西，才能让自己的民族强大起来。至于经费应该也不是大问题，全市的维吾尔生意人有不少，我觉得可以拉到赞助。我身边的哥们儿们都很支持这个想法，一个个跃跃欲试。
于是，我兴冲冲地去找我们辅导员谈了这个想法，她当场表示很好、很支持，让我去找新闻学院的副院长，也是“中国新闻史”的老师谈谈。我做了很多准备，写了一个提案，信心充足地找到副院长谈。他听完后说，小伙子，很不错嘛！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总要有个“但是”，我觉得我在短短的人生里碰到了太多的“但是”，好话一大堆，后面来个“但是”，就全完了。
副院长也是怕打击我的热情，“但是”后面只是提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懂维语的指导老师啊，出了政治问题谁来把关呢？
“学校从来没有这种先例嘛，”他补充道。这倒是实话，我当时查过，在新疆以外，似乎全国只有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有学生办过维语报纸。最后副院长让我做两件事，一是去找学校的民族部，问问有哪些相关规定；二是去找文学院的一位汉族老师，他以前在兵团生活过，懂一些维语，看能不能找他做指导老师。
我就马不停蹄地去找民族部，民族部的腔调也很为难，“啊……这个嘛⋯⋯这个不好办啊，我们没有这种先例，要不然，你们再去找找院领导具体谈谈？”兵团生活过的汉族老师也差不多，热情支持我的想法，但又很为难，特别委婉地表示，自己维语的语言程度没到给报纸把关的水准，最后把我很客气地送出了门。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儿失落了，原来新闻这个东西，很敏感啊！可是看那些汉族同学们，很容易副院长就给签字同意，拉来赞助，报纸就办起来了，还是每周都出的。为什么我们想办一份自己语言的报纸就这么困难呢？
我又找了院长助理——这位助理人非常好，经常跟我们一起踢球，也特别喜欢我。他表达了支持，并且帮我想办法约到了院长（兼书记）的时间，让我直接去说服领导。我做了最大的努力去准备，想到的理由包括，报纸帮助疏导学生们的民族情绪、理性正确看待民族问题、锻炼民族学生的媒体运作能力，有利于毕业后找工作，等等。
但听我啰嗦了一大堆之后，书记的第一个问题问出口，我的心都凉了。他居然问我：“你们这个民族的语言，在电脑上可以打出来吗？”
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让人心寒的话。我都有点不想回答，但还是只好说，“可以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几十年了，一直有维吾尔文报纸。”他也有点不好意思，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嗯，年轻人，你的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促进民族团结嘛。但是——”得了，“但是”又来了。
就这样，新闻院、民族部、团委，各种领导和老师把我推来推去。几个回合下来，我的热情也没了，放弃吧。虽然从始至终也没有人给我解释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办一张维吾尔文的学生报纸。
那个压抑的夏天
2009年6月26日，广东韶关事件发生了。（2009年6月26日，在广东韶关市旭日玩具厂厂区，维吾尔员工与汉族员工发生冲突并引发大规模集体斗殴。当局出动400名警力平息事态，但据官方统计，事件仍造成120人受伤，其中新疆籍81人，以及2名维吾尔员工死亡。事件起因为约10天前，有网帖谣传该厂两名汉族女工被维吾尔工人强奸。）我记得是法学院的一个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他宿舍，说出大事了。我到的时候，发现好多维吾尔同学都围在一起看YouTube视频。
我们看到的视频里，有一群汉族工人拿棍棒什么的打死一个维吾尔人之后在欢呼，旁边有保安样子的人就只是看着。血淋淋的画面太惨了，我法学院的哥们儿立即血往上涌，他当时就喊，我们学校有没有广东韶关的同学，我要去找他打一架！我们赶忙把他劝住。
之后很快，网络上各种激烈的言论碰撞就开始出现了。汉族人骂“新疆小偷”，“这样的民族就应该从地球上消失！”维吾尔人就骂汉族人猪、“黑大衣”（Hitay，原为俄语中对“契丹”的称呼，后统指“中国人”，现维语使用中带贬义），说他们掠夺新疆资源。从组织维吾尔人到外地用工的政策，到自治区政府在事件后的不作为，大家不断争吵，各种肮脏激烈的话都不断出现。
再到后来，所有的语言似乎都失效了——7月5日那天，我们能看到的语言就变成了“今天下午3点，自治区政府门前集合，讨回说法。只要你是维吾尔人，就把这条信息转发20个人。”对，这是我们收到的短信，而且这条短信最后还附上了那首著名的德国牧师的短诗《起初他们》，他是在忏悔，二战前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时自己没有说话，“等他们来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收到这条信息时我是在暑假回新疆的火车上，信息来自我一个中学同学、后来在新疆读大学的一个朋友。当然，信息我很快也转发了20条。没有多想，当时就是觉得大家该出来说话的时间到了。
7月5日下午我下了火车，回到家。我还给父亲带了两本《凤凰周刊》杂志，一期是讲热比娅，一期是讲喀什老城改造。他也想不到中国还有杂志用这样的视角来报道新疆问题——不那么官方，比较真实客观。我和父亲、叔叔坐在家里看杂志，还一边聊着相关的问题。
突然，表哥来到我家，气喘吁吁地说，大学生集会了，可能要出事。我们赶紧上网看，发现人人网、QQ空间上很多图片都已经出来了。从下午3点集会开始，三个多小时，自治区没有任何人出来回应。人群却在不断聚集，旁边的警察也在增加。
我有一个维吾尔族的中学同学事后告诉我，他在新疆财大上学，本来也在集会现场的。他说原本人群以学生为主，后来很多无业青年、混混、社会渣滓模样的人都进来了，而且开始喊民族口号，人群也越来越激动。他就开始害怕了，觉得不对，就抽身跑回学校。他真是幸运，离开不久，就出大事了。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杀人、抢劫、砸店，整个世界都疯狂了。彻彻底底的悲剧。那些杀人的人是完完全全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古兰经》清楚地说过，凡枉杀一人者，如杀众人。更别提那些强奸女性，杀害女性的暴徒了。更悲剧的是，这样的事一发生，两个民族直接的对立和仇恨就深到难以想象了。
不过，直到后来我也不相信如政府所说，这是境外势力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我个人觉得，如果有组织有计划，那些人不是更应该直接冲击政府或者电视台，宣布什么政治主张吗？当时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了。我觉得就是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爆发，然后无法无天的状态让那些社会渣滓为所欲为了。
整个夏天，新疆都处在紧张和动荡的气氛中。网络全部断了，短信每天也只能发15条。倒是每天都能收不少政府提示的短信。政府也几乎完全失去了公信力。身边的很多人，都宁可听信谣言也不信政府；甚至政府说了什么，大家就会把消息猜测一番，他们是想掩饰什么呢？新增装了数字电视盒之后，很多维吾尔人都认为电视盒里有监听器，不敢在家里讲什么不好的话。
我有一个哥们儿，维吾尔人，他的女朋友是一个汉族姑娘，这个姑娘的父亲是自治区公安厅的，他在七五之后痛恨维吾尔人，要求家里馕都不许吃。姑娘偷偷告诉我哥们儿之后，哥们儿不但没有安慰她，反而两人大吵一架，分手了。
对于新疆人来说，这个夏天很压抑。
我的这个民族也不是那么完美
大学里，我对自己的民族命运有了新的认识。最早是在2007年5月，我记得那时YouTube和Facebook都还可以使用，我们有一次在网吧上网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给我们一个链接，是热比娅女士的演讲。我们当时都被震撼了。一排维吾尔学生坐在网吧里，屏幕上全是一个内容。她在讲话里讲到了“东突厥斯坦”这个词，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太震撼了！几乎呼吸都屏住了，非常激动。我们以前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当时只觉得这名字好牛逼！当然，事后我们有争论，有人觉得她很了不起，有人觉得她本身没有能力代表我们的民族。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根本不了解政治，也没什么更多的知识，只是好奇。还有哥们儿找来了库莱西-苏力坦（Kurash Sultan，1980年代新疆著名歌手，后因政治原因被软禁，最终流亡海外）的一首歌，非常民族主义的歌曲，歌词里大致有这样的意思，“今天，我们迈向为自由而奋斗的道路，要让自由的火炬点亮所有地方。”在我们宿舍里用大音箱播放，那感觉太酷了。每次踢球比赛前都要听这首歌曲，然后就感觉好像是在为整个民族踢球，特别有冲劲儿。
热血之余，我也开始主动搜寻一些“三区革命”（1944年9月，在苏联的支持下，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爆发对抗国民政府统治的民族革命和武装割据，并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那段时间的历史资料来看。那年暑假我回到家里，还特地问我父亲和爷爷，咱们维吾尔人是不是还有这么一段“东突厥斯坦”的历史？父亲拍了我脑袋一下说，唉，小子不错啊，你还知道学习这些！于是父亲就给我找来了祖尔东-萨比尔(Zordun Sabir)的小说《故乡》(Anayurt)的无删节版（祖尔东生于1937年，为维吾尔文学史中地位极其重要的当代作家，他的代表作、三卷历史小说《故乡》描写的正是“三区革命”前后的历史），让我来阅读。这部小说特别棒，像是我们民族的史诗。
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我却受了一次打击。有一次，哥们儿们聚会喝酒，大家本来应该平摊费用，但有几个哥们儿当时提出没钱了，让我先垫上，我就掏钱垫了。第二天，谁也没有主动还钱的意思，害得我跑去不同的学院找他们要。有的人就半开玩笑，阴阳怪气地说，唉，艾尔肯-江（“江”在维吾尔男性名字中后缀，本来表尊敬之意），就这么几个钱你翻山越岭地跑来要，至于么？还有人就磨磨蹭蹭说，暂时没钱。
我特失望，觉得人真是自私的动物！我当时每个月父亲都会从银行账户给我转账生活费，一下没钱了，我不好意思问他去提前要。我也怕他知道我们喝酒什么的会失望。但这样一来，到月底之前，我的经济一下就困难了，我算了算，每天只能吃一顿饭。
于是我中午下课不吃饭就回到宿舍，喝点水，在床上趟一会儿，节省体力。长期挨饿的感觉真是太让人难忘了，整个人先是身体变得虚弱，然后意志力也渐渐消退。那是非常难过的感觉，我似乎明一下白了爷爷那一辈人为什么对共产党充满感激之情，从战乱动荡、“连白面馕都吃不上”的时代到吃饱肚子，这真是一种巨大的恩情，给你饭吃的人你永远也忘不了。
这时候，给我饭吃的人出现了。这是一个我同班的女孩子，我们关系非常好。她是一个回族的姑娘，她注意到我连续好几天中午不去食堂吃饭，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当然是不好意思说的。她很敏感，可能是猜到了什么，就说她要请我吃饭，我就更不干了。要请也应该是男孩子请，怎么能让女生付钱？
结果第二天中午，她给我打电话，让我从宿舍下楼一趟，说她就在宿舍楼门口。我下来之后，她递给我一个饭盒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宿舍试着做饭，没别的意思，请你尝尝，给我提点意见。你别多想，不好吃可以扔了。”说完她就笑着走了，连反应的时间都没给我。我回到宿舍里，大口大口地吃，那种幸福的感觉真的是用语言无法表达。这个月直到月底，我一直靠爱心午餐过活，我那些平时喝酒聊天的哥们儿们，居然没有一个出来关心一下我、帮助一下我。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这个民族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完美，这些人也不是完美的同胞和亲人。加上这期间我看了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影片讲述了“九一一”之后穆斯林在美国遭遇的各种歧视，以及主人公如何证明，穆斯林不等于恐怖分子。看完后我懂得一个道理，世界上的人只能分为两种，好人和坏人。我也反思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之前实在是太民族主义了。我常常抱怨汉人歧视，但不知不觉，自己也在以偏概全地去看待汉人，对汉人、甚至所有其他民族都形成了一种“异族”的对立感。
后来我也意识到，其实新疆的很多问题跟大陆是类似的，比如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但很多维吾尔同胞把汉人等同为政府、共产党，把大陆同样存在的社会矛盾变成了民族矛盾。
不可能的跨民族恋情
那位给我爱心午餐的姑娘是回族人，来自甘肃。我们很快就无话不谈，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吃饭、逛街、看电影，我们做了所有恋人做的事，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但我们就是没能成为真正的恋人。
原因很简单，民族问题。我是维吾尔族，她是回族，在现在的情况下，维吾尔男孩跟其他民族的姑娘恋爱、结婚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其他突厥民族，比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等，还要被别人指指点点、私下议论。我们本来在人性方面是完美的相配，但我必须在她和我的族群之间做出一种选择。
我们彼此离不开对方，但又不能公开恋爱，本来走在一起的时候，一看到远处有其他维吾尔人，她就得赶紧躲在后面，装作跟我不认识的样子。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我真是又自私又混蛋。为这段感情，我也曾经失眠、憎恨、饱受折磨，她也骂过我，也跟我抱头痛哭。我们考虑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什么物质生活，什么买车买房，但我们要面临的障碍好像更难逾越。
大四的第一学期是实习期，我们可以选择留在家乡实习，也可以选择回到学校所在地实习。她为了想见我，决定回学校。而我那时想躲避、想结束这段不可能的恋情，就决定留在家乡实习。
这段时间我在新疆也很不愉快，经常跟朋友们喝酒。有一天在朋友家喝酒，喝多了，第二天早晨，同屋的一位老乡已经早起在床边做礼拜了，但我却翻身开始吐酒，把脏东西吐在了他做礼拜用的毡毯上。当我看到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吓得几乎浑身发抖，喝酒本身就已经是罪了，我居然还把污秽的东西吐在别人的礼拜毯子上。我到洗手间反复洗脸清醒，回来赶紧忏悔。之后我非常生气，把昨晚一起喝酒的哥们儿们都吼了一遍，我说，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你们要觉得不喝酒就没法做朋友的话，咱们这朋友就别做了！说完就气冲冲地回家。从那时起，好几年了，我真的没再喝过酒。
大四下学期，我赶紧回到学校去跟姑娘相见。那天晚上，我们在饭馆一起吃饭，本来我打算当面了结我们这段感情，但说到祝福她今后幸福的时候，她突然大哭起来，身体直发抖。她一哭我也受不了了，非常难受。我们决定先不谈论离别，在一起好好过一学期。
带着一种末日一般的感伤，我彻底把一直戴着的虚伪面具撕下来了。我开始不再躲避其他维吾尔同学，我甚至带她一起去参加我的维吾尔朋友们的聚会。她特别感动，觉得我终于愿意把她带进自己的生活圈子了。她甚至自学了一些维语，就为了能够更好融入我的生活。我的哥们儿们一开始有点不自然，好像有点别扭，但后来他们也接受了。
我一个哥们儿还给她起了个维吾尔名字“迪丽乎玛尔”(Dilhumar)，她更是喜出望外。也许到现在，她偶尔也会挂念这个名字吧。后来这哥们儿私下还跟我表示，支持我俩在一起，但他给出的理由却非常“民族主义情绪”。他说：“相对女孩嫁异族，男孩取异族更能同化妻子，可以有助于我们民族的扩张。”我只好一笑而过。
不过，这样幸福的时光太短暂了，怎么都不得不面对的就是毕业分手。火车站告别的时候，我先上火车，火车都开动了，她在站台上开始跟着火车跑，边跑边哭。
毕业后，我们试着不再联络，但又总是忍不住联系。那时，我在大陆的一家文化公司工作。他们想跟土耳其进行合拍片，以新疆风土人情为主，就让我出差去新疆，做一些翻译、联系的工作。我跟同事去乌鲁木齐出差，事情不顺利，待了很久。这时候快到十一国庆节了，她突然联系我说，她和父母都想来新疆走一走，问我可不可以陪他们一起看一看？
我怎么能拒绝呢？我怎么忍心拒绝呢？
我鼓起勇气，回家跟我父亲讲。在开始讲这件事之前，我连说了几遍“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一边身体发抖，一遍讲述了这段感情。父亲很感慨，但他冷静地给我分析了几点。他说，“如果你要跟她在一起，首先我得花时间来接受这个现实，我跟她也会有一些磨合的时间；接下来，咱们得一起试着让全部大家族的人接受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最后你要有心理准备，也许你们最终会无法被我们这个社群接受，过相对独立和隔离的生活，这些是你要为感情付出的代价。当然，最终的选择权在你。”
我们谈了很久，我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感情。当时的我无法冒风险去跟整个维吾尔族群隔离。我觉得，相比爱她，我可能爱我的家人和民族多那么一点点。当然，父亲答应我好好接待他们一家人。那时候我刚刚工作，没有积蓄，父亲如果不帮助我，我是没有办法招待客人的。
在父亲和叔叔的帮助下，我尽全力招待他们一家三口，展示家乡的美好一面。不但安排食宿、交通，还请他们来我家里做客。看得出，她父母也特别喜欢我，甚至还故意留出时间给我们单独相处。抱着如果我们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希望，她母亲还问到当地的房价，但我几乎不敢看她们的眼睛。
告别时，我开叔叔的车送她们去火车站。告别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她给我发短信说，她妈妈给我留了一个信封在车后座。我赶紧去看，天，原来她妈妈装了几千块钱，还有一封信给我。钱算是这些天他们的花销，他们知道我好面子，不肯让他们花钱，所以当面没有跟我争着付账。信里妈妈说，特别感谢我这几年照顾她的女儿。还说不管以后我们会怎么样，都祝福我。
我心里百感交集。我一度埋怨、憎恨邪恶的政治，觉得是它把我们这个民族变得自我保护意识过强——与其他民族共处的困难也是因为过度自我保护，怕被同化、怕受伤害。但现在看，不管怎样，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的冷酷和自私。
我来到了美国：“维吾尔，那是什么？”
大学的后半段，我渐渐开始对电影着迷，同时对美国文化也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我也越来越热爱英语，甚至把奥巴马选举获胜的演讲背得滚瓜烂熟。
我迷恋看的美剧有一大堆，《越狱》什么的都看，最喜欢的电影则是《教父》。我选修了电影课，自己拍摄了一部作业短片，得了96分的高分。自那时起，我就想毕业后投身电影事业。我最大的梦想是做电影导演，拍摄一部以维吾尔人为主题的电影。
我喜欢美国文化，美剧里那种人道主义、英雄主义的东西我很喜欢。维吾尔人不是不接受外来事物。相反，我认为维吾尔社会很容易对外来文化产生认同感，只要这种外来文化有足够的软实力来征服我们。比如，俄罗斯文化一度被广泛认同。但汉族文化的软实力一直没能征服我们，我们常常会想到文革、饥荒、现在官场的腐败横行等等，这些事都是汉人带来的。这常常让我们有一些排斥心理。
相比汉文化，现在维吾尔人显然更接受西方文化。在新疆，维吾尔人之间聊天，要是维语里夹杂几个英文单词，别人会觉得你挺棒、挺有格调的，但你要是夹几个中文词，肯定会招来一通嘲笑：是不是维吾尔人啊，连维吾尔话都不会说了吗？
大学毕业后，我的工作也很不顺心。在新疆出差的过程中，要跟文化口、宣传口的各种机关部门打交道，结果让人非常失望。非常简单的事情，他们拖来拖去，互相推诿。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满口讲一些虚伪无用的话。公司请各种官员吃喝了很多次，也没有结果。耗了几个月也没有批下来合拍片的许可，公司只好决定让我们回去。文化领域的非常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太让人失望了。
我决定重新考托福，申请去美国读书。很幸运，我居然被美国一所大学新闻专业的硕士项目录取了！而且更加幸运的是，由于我在大学里表现很好，又是优秀毕业生，老师和学校给我开具了证明，让我比较顺利地拿到了护照。
于是就从公司辞职，回家准备。我把消息告诉了迪丽乎玛尔。她吃惊过后，既替我高兴——她知道我一直梦想去美国学电影，又很难过、不舍。
在我回到新疆家里不久，真正让我震撼的消息来了。她突然短信告诉我，她要结婚了。自从他们一家从新疆回来，确定我们无法在一起之后，她的父母给她安排了相亲。她告诉我，那个男生比她大几岁，人很好，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她结婚之前那天，QQ状态变成：“真主保佑我吧，希望这次我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我的心都要碎了。
于是，两年前，我终于来到美国。一切都是全新的，我的情感也结束了。
在海外的感触很多，但首先一条是，这个世界对维吾尔人的了解太少了。我们在新疆的时候，大家都非常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骄傲，也总觉得全世界应该都了解我们。但在美国发现，完全不是这样。跟藏族人比，我们太默默无闻了。
我跟很多美国朋友聊天，他们问我哪儿来的，我说我来自中国，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开玩笑——毕竟我长得太不像他们印象里的中国人了。我只好说我是少数民族，我是维吾尔人。但“Uyghur（维吾尔）”这个词说出口之后，美国人最常见的反应是：“Uyghur？What is that？（维吾尔？那是什么？）”
这时候我简直尴尬极了。我只好问美国朋友，你知道西藏吗？他们会说，Yes！然后，我就不情愿地说，“好吧，我们在西藏旁边，我们的问题都是类似的。”
为了让美国人能多了解一点我们，我甚至和维吾尔朋友们做过一些傻事，比如，我们跑到第五大道的苹果旗舰店去，把所有的几十台电脑桌面上的Wikipedia（维基百科）都打开，在里面输入Uyghur(维吾尔)，然后悄悄走开。说不准就有一两个顾客用电脑的时候，会停下来看一眼呢。这样，不就多一两个人对维吾尔人和我的家乡多一点点了解吗？
这段时间里，我对美国文化，对我们的宗教，对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比如，我学会了分析问题，而不是简单地选边站。我不会带着那么狭隘的民族情绪去看这个世界和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我也慢慢体会到了天赋人权的含义。我相信我现在的民族观更加健康、更加完善。我也越来越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都是有原因的。当然，我做电影的梦想没有改变，希望有一天，我能为我的民族，做好这件事。
张哲是前《南方周末》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居住在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