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九月一群中大学生向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抗议所谓“三条不平等条约”，翌年中大学生会率先提出“民族回归，民主建港”，这三十二年来香港无论是民主派，还是保皇的土共，两者有一套相同的论述，即所谓的“民主回归论”——香港应终结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回归”中国后的一个“民主”城市。
中共利用拼合的“民主回归”
年初香港记协主席麦燕庭，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访问了当年有份向撒切尔夫人抗议的罗永生(笔名安徒)的反思，指出民主回归的论述，只是中共以统战手法渗透或影响学生去推动，使之配合共产党政权的政策;马岳在《香港八十年代民主运动口述历史》一书访问了罗永生，罗永生承认：“其他人事后才知道…那些人现在你发觉他和官方机构很多联系，这些人其实都在你身边，起着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由中共直接或间接“植入”学生的思想，却渗透了香港民主运动三十年，影响了几个世代的香港民主派，甚至影响了新生代的社运者，如果不是“为祸甚烈”的话，最起码也是“影响深远”。
八月份浸大教授曾澍基病逝，《苹果日报》记者陈沛敏在论坛版指出，罗永生在面书留言：“‘民主回归’理念的缔造人(曾澍基)，离世于‘民主回归’濒于正式全面终结的时候……。”此时此刻，让我想起，几年前同属那代学生领袖的一位前辈，分享他近年的自省：“那时候，回归讲得太多，民主讲得太少。”——这句评语道出了真相，这些七、八十年代活跃的学生领袖，一厢情愿地相信中共会容许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能够以民主的方式。然而中国共产党可信吗?为何这些人会盲目相信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驱使这些人如此盲目呢?
马岳访问罗永生提供了答案：“我们当时推所谓‘民主回归’这个理念，其实很大程度是一个拼凑，将一个年代交替中前前后后不同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部份，拼合为一个纲领，但这个纲领其实今日回看是没有内容的。可以说是一些很抽象，比较一厢情愿去拼合的东西。”罗永生说：“我回忆当时社会上的人，譬如你用民族主义来批判香港殖民政府，似乎很多人接受”;“所以民族主义当时是强势的”，“纵使是反共那一批人，也是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完全放在人权之上，是非常决绝的!七十年代整个思想构成是这样，是牢不可破的!”
香港七八十年代社会运动局限
这就是香港七、八十年代社会运动的局限，即香港的知识份子、学运领袖以及民主派人士，无论亲共或者反共，都大多数深信民族主义，相信“大家都是中国人”。由于这种思想的局限，以及一些英国政府更改国籍法等的行为，令香港不似直布罗陀或福克兰群岛般，坚持自己是英国人;或向英国政府请愿，要求英政府承担更多的义务，如“八九六四”后英国政府所给予五万个香港人家庭“居英权”般。
另一方面，“民主回归论”盲目相信中国共产党“袋住先”的承诺，竟相信“先回归，后民主”，结果二○一四年即三十年后中共图穷匕现，以人大代表议决的方式，实行伊朗式的假普选，把参选特首的门槛，由八分一的提名委员会，改为超过一半，即六○一个选委;而提委会的组成不变，即绝大多数成员都变相由中国共产党钦点。所谓“民主回归”、“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等，全部都是骗局一场。
事实上，中共的统战以及维稳机器，一直都依赖民族主义这个法宝;中共不需要党外之人爱党，只需要大家爱国。一旦认同爱国，则控制国家的共产党必定手到拿来，令人甘心为中共所利用。正如蔡子强于《明报》所写：《路走到这里分手：民主回归派的落幕》：“这也是民主回归派落幕的时候，由新一代，或许更激烈、更强硬、更对抗的社运所取代。”“但他们当中不少人，却大有可能因此退隐，不问政事，不再苦口婆心。”承认错误，肯认自己当年太天真，这当然是比起死不认错好，但道德更高尚者，理应改正、纠正自己有份造成的错误，为香港人争取一个更公正的命运，阻止香港年轻一代，再沉沦于民族主义的洗脑之下，才是当务之急。
《动向》2014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