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汪精卫的行动，除了著名的派遣原改组派成员戴星炳(静园)打入汪伪特工集团潜伏、伺机刺汪，后暴露被杀之外，戴笠还曾试图策反李士群，借以除汪。因李之为人“有政治野心，并具侠义行为”，且汪“全仗其护卫”。后得知“李逆无反正可能”，遂决议对李也予以制裁。戴笠还曾以4万元买通汪的保镖，试图对汪进行暗杀，并嘱咐“事成后应用中华铁血锄奸团名义留字条为证，万不可用中央名义。”汪精卫在致陈璧君电文中曾特别叮嘱：“蒋严令戴笠动作，数日来乱杀人，盼妹等严防。勿出门，勿见客，出门彼必以汽车相撞，见客尤不可测，至要。”凡此都可见，汪精卫在所谓“和平运动”中的处境是极端险恶的。
夹缝中的尴尬
在这种形势下，汪精卫终于在日本人的安排、陪护之下，来到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一步步走向了“汉奸”的深渊。在去往上海的途中，据犬养健回忆，那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舟行于茫茫大海之上，汪精卫“很高兴”，在甲板上，直率地表白了自己的“内心思想”：和平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
就理想层面而言，汪精卫无疑对自己的“和平运动”寄予了很高的热情和期望。犬养健回忆说，在从河内赴上海的途中，汪精卫告诉他，“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分别以不同形式热爱国家”。汪精卫说：
在我们和平的征途上会遭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经做了挨骂的思想准备。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那时，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我们在那个时候，才能与抗日的青年们见面，互相笑着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一切都是为了落后的亚洲的繁荣。这是我的唯一的乐趣。(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如果日本政府同意建立“和平政府”以展开“和平运动”，汪精卫说：“我有一些请求和希望。首先，切盼近卫声明不是日本表面上的宣言，要确确实实实行，如果不能确实实行近卫声明，我必免不了被责备说受了日本人之骗……如果真正能够名副其实地实行近卫声明，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必将落空。其次……希望日本能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和平政府的发展。”汪还提出，建立和平政府之后，必须拥有兵力，但这个兵力要绝对避免与重庆作战，绝不能发生民族间流血的惨剧。总之，汪所希望的，是通过建立和平政府，“与日本人树立和平合作的模范，以事实向重庆政府和一般民众证明，和平论并非没有根据、从而诱导重庆政府走向和平，使其与日本从事全面的和平合作。”(影佐祯昭《我走过来的路》，陈鹏仁译著《汪精卫降日秘档》，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
然而，无论是日本人对汪精卫及其“和平运动”的态度，还是“和平运动”内部的情形，都远离了汪精卫所表达的这一理想。汪来到上海之后，“和运”中的人明显分成了两派，以陈璧君、周佛海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成立新政府;而陈公博一派，则力陈“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原则，坚决反对。从汪精卫在赴沪途中的谈话可知，汪支持陈璧君、周佛海组织政府的主张。
1939年5月1日，“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高宗武行将赴沪之前，戴笠特意托付杜月笙来到香港，会晤高宗武，从中探知了“和运”中人已分化为两派的消息。高告诉杜月笙，这两派，“一派主张蛮干到底，即为汉奸亦所不辞，一派只主张和平，减少国家损失，绝不参加卖国行动”，他自己属于后者。高表示，若汪将来果去南京组织所谓的联邦政府，他将“就报端表示态度，决不同流合污”。高还说：“和平两字，必先平，而后能和，欲求其平，须有武力作为后盾”，汪既无后盾，又身入虎穴，纵获和平，而苛酷条件无法避免，“是等于亡国，绝非本人所能赞同。”后来，高宗武、陶希圣果然脱离了“和平运动”，从高与杜的此番谈话看来，“高陶事件”的发生早已埋下伏笔。
事实上，当汪精卫孤注一掷地离渝出走，把自己放置在重庆政府和整个中国抗战阵营的对立面上时，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一切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不但成了民族和国家的敌人，也受不到日本人的重视。汪精卫一到上海，孔祥熙就向蒋介石报告了汪所处逆境的消息：
(1)汪确于5月11日乘日本军舰来沪，寓东体育会路土肥原贤二旧宅，唯土肥原本人已赴满洲任某军司令职，并未参加诱汪工作，故现由影佐祯昭前来负责接洽。汪等正在积极筹组伪政权，“恐总须热闹一场，但决无能力”。
(2)汪自命为日本之交涉对手，现在却完全陷入日本的掌握之中，“深被牢笼，不啻身手全被束缚之囚犯，一切听命于人，毫无自由……”
(3)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官喜多诚一表示，他对汪精卫的活动并不赞成，仍希望与重庆方面联络。孔祥熙则表示，若喜多有诚意，应该首先使汪精卫自行撤销其活动，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此才有商量余地。(《孔祥熙呈蒋中正》，1939年5月30日)
这些消息都表明，汪此时已陷入重庆与日本夹攻的尴尬处境中。
关于这一阶段汪精卫的对日交涉情况，根据戴笠派驻上海特务探听得来的消息：
第一，汪精卫所答应日本的条件，比较重要的有：1、承认满洲国;2、加入防共协定;3、日本定五年内撤完在华驻军(汪坚持二年内撤完，日方许于防共协定签订后考虑);4、日本在平津内蒙长期驻兵;5、双方不互相赔款，但青岛日商损失应赔偿，日本另拨款项救济中国难民;6、中日满经济合作。
第二，汪精卫自称，目前对产生中央政权的步骤问题，颇费踌躇。有人主张，先召集一国民党代表大会，授权汪着手组织政府，但代表大会无法凑集法定人数，仍不能取得合法地位;另有人主张，先成立中央政治会议，由此会议产生国民政府，又恐此种政府无法律根据。周佛海主张，两者合力进行，一面召集代表大会，不计法定人数，只要有会就行，一面组织中政会产生政府，然后提交代表大会追认。
第三，连日与日本间谍接触所得消息，海军将领须贺彦次郎、汪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影佐祯昭、陆军将领和知鹰二、兴亚院调查官楠本实隆等人，对汪精卫的努力均无良好印象。须贺认为，汪精卫的做法极少有成功的希望，因汪至今坚持使用国民党旗及国旗，“这叫日本如何向前敌将士解释”;楠本称，汪之实力乃“纸老虎”，不可靠，欲日本取消华北、华中两伪政权，则“太不识相”;影佐表示，汪应亲自到东京一行。(《戴笠呈蒋中正》，1939年5月31日，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伪组织动态》)
戴笠还报告蒋介石说：日本已召开五相会议，商讨对汪办法及所提条件，此条件待国会通过后，将由内阁发表“拥汪宣言”，然后，汪精卫在国内某地召集国民党代表大会，产生“拥汪政府”。汪向日本所提条件“甚大”，要求“所改组政府须有绝对自由”，不容随意指派日本顾问，“且仍欲保持青天白日旗”，此乃“敌人对汪条件首感困难者”。
据马超俊所派密探自港传回的消息，在汪赴东京之前，陈公博等人曾联名电汪，劝阻其东渡，电文中称：“某等对此未敢苟同，天下知赵孟所贵，赵孟能贱。”汪复电称，此行目的“在试探敌方主和真意”，执意赴东京一行。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携高宗武、周佛海、梅思平、董道宁等人，从上海搭乘日本海军飞机，飞往横须贺追滨的海军机场，6月10日起，汪分别与日平沼首相和陆海军、外务、大藏等各大臣会面，开始了“日汪密约”的谈判。
汪日密约的交涉过程，在日方有关人员的回忆录中，有生动的记录。汪精卫离开东京后，周佛海等人留下来继续同日方交涉，这场从6月延续至12月的谈判，彻底粉碎了汪精卫的“理想”，将他从一国之政治领袖，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的傀儡。
犬养健回忆录中说，参与谈判的影佐祯昭、堀场中佐等人都认为，兴亚院向汪精卫提出了过于苛刻的条件，其中“恬不知耻、蛮横无理”之处甚多，“完全强化了占领政策”。如果实行了这个提案，华北将从中国独立出来，海南岛也变成了日本海军的地盘。“恐怕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甚的傀儡政权了”。
今井武夫则认为，本来在重光堂会谈中，高宗武主张在建立政权时，要避开日本军占领地区，选择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日本未占领地区，由汪派军队占领，建立与重庆对立的和平政府。现在却改变方针，要在日本占领下的南京建立政府，“这就堕落成为所谓傀儡政权，与以前的临时、维新两政府没有什么区别了。”纵然如汪所主张的那样，可以促使重庆改变抗日政策，但汪政权本身已变成傀儡政权，“连他本人也将被视为卖国贼而为国民大众所唾弃”。
1927年国共分裂后，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受到共产党与蒋介石政权的双重打击，那时汪曾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今天，汪又一次陷入了被“夹攻”的境地。日本人在看清汪的软弱并把他当成傀儡来对待的同时，又加紧了对重庆的直接媾和。事实上，正如犬养健所说，在日本陆军的头脑中本来就有一种成见，认为汪是日本为掩盖近卫“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失言而被提出作“代理人”的，因此，“和平条约的交涉委员，在谈判中丝毫不想给汪精卫以最佳条件。他们认为，这一道好菜，是蒋介石本人出场时的‘供品’，若给汪，有些可惜。”(犬养健《诱降汪精卫秘录》)
日方派遣的秘密谈判代表刘大山告知戴笠，日本陆军将官和知鹰二表示，日本对华作战诸将官均认为，“汪无力量打倒蒋委员长”，日本天皇认为，“非与蒋委员长直接谋和平，中日和平断难实现，与汪精卫言中日和平，乃是自欺……中日和平之进展办法，最好中日两方先行停战一月，由国民政府派遣代表提出条件，日本亦派出代表磋商接纳，最好请蒋委员长派遣白崇禧为代表，在桂林会商。”
戴笠则明确告知刘大山，中日之间“并非无和平可言”，但是日本若不能将汪精卫驱逐出国，“中日断无和平可言”。至于所谓和平条件，“应由日本提出，中国看日本是否真有和平诚意，是否真能尊重中国主权之独立、领土之完整，方有和平之可言。”戴笠也曾对其手下毛人凤等人强调：“敌决无力延长对华战争，但敌亦不至轻易言和。如敌方不放弃汪，不驱逐汪，中日断无和平可言。如敌不能以平等互惠为交涉原则，中日亦无和平可言。”
“一杯毒酒”
在这种腹背受击的险恶形势中，1940年1月初，“和平运动”的两个核心人物——高宗武、陶希圣突然脱离汪精卫，秘密逃离上海，来到香港。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全文刊出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汪与日本“梅机关”签订的《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揭露了汪日谈判经过和密约内容。同日，高、陶又联名致电汪精卫夫妇及褚民谊、周佛海诸人，奉劝诸人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重庆《大公报》亦全文刊载了《高陶电汪等盼望悬崖勒马》的电文。这对于已陷入困顿的“和平运动”，无疑是雪上加霜。
“密约”的公布，使日本的侵略野心与“和平运动”的软弱本质昭然若揭，汪精卫等人百口莫辩。事发后，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愤极之余，彻夜未睡……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汪也痛恨不已，对陈璧君说：“我等忠厚太过，深为愧愤。”
高、陶脱离上海后，1940年1月6日，曾联名致电汪精卫夫妇，阐明反对成立伪政府的几点原因，其中包括新政权不能解决中日问题，日方对汪政权之成立已不重视等。在联名电汪之外，高、陶各自也都曾通过各种渠道，劝汪悔悟。然而，汪精卫丝毫没有因高、陶之言行而有所动摇，更坚决地迈出了组织政府的步伐。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终于在南京成立，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集团粉墨登场。对于汪的选择，陶希圣将之解释为汪偏执而决绝的性格。他说：“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
但是，真正影响汪精卫之政治选择的，与其说是性格，毋宁说是其政治主张和政治诉求。作为一个高层政治领导人，即使在“和平”运动已经变质，完全背离最初的理想时，汪精卫仍不肯放弃。在获悉高、陶秘密离沪之后，汪曾致电高、陶，表明心迹：
去年11月杪至12月中，弟坚持不让，致谈话停顿，两兄见之。其后，对方有所让步，弟遂亦让步，两兄亦见之。弟不苟于上台，亦不苟于不上台。以国家今日，惟战与和，既不能战，则为和辟一条道路。战不能必胜，和亦不能必成。有战败而死之民族英雄，亦有和不成而死之呆子。弟能任其一，而不能徘徊两者之间、袖手而旁观，以坐待国之亡。此弟所与两兄异趣，而不能苟同者也。
可见，决定汪精卫一意组织新政府的真正原因，首先在于对中国之“不能战”的根本认识。既不能战，则唯有和，凡事有成亦有败，战不能必胜，和亦不能必成，汪既然选择了“和”的道路，也就准备好了承担失败的代价。其次，对于重庆政府和蒋介石个人的仇恨，在你死我活的斗争形势中，不断被激发。事实上，以汪的身份和处境，在1940年初的形势下，除了成立新政府，硬干到底，已无路可走。
周佛海是汪精卫“和平运动”中组织伪政府态度最积极、行动最得力之人，也是汪伪政府最重要的官员。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的“和平救国”理想破灭的整个过程。1941年2月27日，他写道：“深感过去在汉，在渝，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对于我国估计过低，而于美国动向认识不清，因观察误谬，至有和平运动之产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
悲剧的落幕
汪精卫的晚年，心情是悲苦的。褚民谊在他的“自白书”中说：“往事如烟，不堪回首。汪先生……既为救民而来，而又不能有强过临时、维新两政府之表现，有时受日人迫胁，竟至闭门痛哭。”(褚民谊《自白书》，《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1944年1月，汪精卫走入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43年12月19日的一场手术，取出了1935年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弹片，但诱发了一系列感染。1月8日，汪身体忽然发热，背部剧痛，初疑为伤口复发，后又诊断为风湿神经痛。1月29日，汪精卫致电周佛海：“弟伤口已完全平复，数日来寒热疼痛，乃系着冷以致风湿，竟至不能行动……下届院议，当请思平或民谊任代主席，公博兄如能来代国防会议主席最好。清乡会议则展期。”(《汪兆铭电周副院长佛海》，1944年1月29日，台湾“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算是对重要人事问题做了一个安排。
此后两个月中，汪精卫一直不能站立与行走，精神至为焦虑。3月4日，汪再次接受了手术治疗，但自此一病不起。1944年11月10日，日本人致电汪精卫的长子汪文婴：“汪兆铭今晨6时体温40度，脉搏128，说呓语。”当天下午4时，汪精卫在新愁旧痛中，客死东瀛，走完了其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生。耿耿“护林心事”，付与东流。此后，作为一个“汉奸”的符号，他在中国人的政治理解和历史情感中，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