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四百万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资料被来自中国的骇客窃取，这是两天前在社区“邻里守望”晚餐聚会上一位美国同行，美国媒体退休编辑告诉我的。『四百万』!他重复回答我说，『是从美国掌管国家安全的人事部门资料中窃取的。』这显然不是个人行为，是国家行为。我问他，『美国政府如何对应这种情况?』他摇摇头，不置可否。一个邻人突然大咳不知，呛下气管的水喷在他近旁的折叠椅上，但是他的目光没有离开我的脸，略带客气的微笑着，似乎在我的表情中上寻找答案：这是谁的麻烦?谁的过?我也笑笑，有些尴尬，把『「别了，司徒雷登」其实是你们自己造成的』这个句到嘴边的话，跟沙拉一起吞回去了。
事后我从英文媒体上确认了此讯，同时看见另一个相关的信息令人添堵：纽约时报在报导白宫发布的这一消息时说，国家安全部已经扩大了对外国骇客的无证监控范围。所谓『无证监控』(warrantless surveillance)意思是，在没有法院授权的情况下收集他人信息。一般而言，在公共场所收集私人信息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涉及隐私，就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手续。没有这种手续而涉猎他人隐私的监控，在美国是违法行为。但是自『911』之后，为保卫国民安全，经国会批准，美国政府成立国土安全部，扩大了无证监控的范围。毫无疑问，不这样做，难以追查那些在公民中潜藏的恐怖分子。谁都知道，911恐怖分子们当年是以合法身份在美国相关机构受训的，换言之，美国以自己的科技力量和公民空间培养了恐怖分子，增强了他们的实力。为此，美国公民在享有自由的时候付出的是生命代价。美国政府因此开始合法地实施原本非法的手段，监控范围扩大到任何他们认为可疑的空间。针对这次的再扩大，6月4日的纽约时报报导说：此一努力，将网罗无辜的美国人的信息。意思是说，美国公民的隐私权为此将暴露在政府监控下。
自由是美国的传世珍宝。但是当自由与生存安全发生冲突时，自由受到的挑战相当严峻，矛盾非常尖锐。纳粹时代，一位两个孩子的犹太母亲曾经被迫在焚尸炉前做出选择：舍弃哪一个孩子纳粹扔进焚尸炉?这样的抉择残酷得令人窒息。而被迫在人身自由与人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对于这个珍爱自由同样珍视生命的民族而言，理论可以做到，实际上同等残酷。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都毫不犹豫地选择扩大监控范围，以便在国土安全上防患于未然。政府的职责之一是保证国民安全，而且政府有扩大自己权力的天然冲动。
可是我清晰地记得美国老百姓的声音。我的一位美国朋友，是位专业心理医学护工，记得在911之后的一次聚会上，她激烈地反对政府建立国土安全部：『我们的权利会被政府蚕食!』这位如维纳斯一样美丽温柔的女性，在那次聚会上突然变成了愤怒女神吕萨，她大声辩驳说：这个政府没有权利监视我们，更不能进入我们的私人生活领域!烧烤箱的周围是一群来自另一个大陆的流亡学者和作家，习惯了以麻木对付无所不在的政府监控，对她的敏感不大以为然：你不让政府扩大监控范围，它怎么保护你的安全?人身安全没了，自由就是空头支票。毕竟美国政府是选票选出来，它的权力受制于国会。那次美国朋友激愤的话题与烧烤之后的烤箱炉一起，被搁置在后院，没有成为屋里餐桌上的话题。
不过政府不光扩大监视范围，也要求人们相互监督。『See it, say it.······』(看见就说······)，这是911之后不久，华盛顿市区地铁站里经常播放的警讯的开头，后面的大意是，若看见车厢里有物品比如说提包或手提箱等无人照料，你不要去触动，而要立即报告铁路当局采取措施。我两年前遇见过这类事情，不过不是在地铁上，是在华盛顿市区美国PBS电视新闻总部门前。那天我从『See it say it』地铁出站不久，来到这里，发现整条个街区都被封锁了，两条黄线隔离，警员把守，街道两头所有行人不能进入，街区两边所有建筑内的任何人不得出。接着我看见光秃秃的街面上陈着两个大手提包。显然是手提包惹得祸。几辆警车已经横在街心，警员们面色冷峻，来回穿梭，无线对讲不断，有警员小心翼翼对那提包做排险处理。看来一时半会无法可想，所有人都做无奈状。大约两个小时过去，直到三、四辆警车、一大堆警察把那两个神秘的大包解除“武装”，终于放行，人们获悉是一场虚惊。不知道哪个粗心的摄制队员出行前忘了把摄影器材装上车!这次瞎忙，无疑是反恐意识深入人心，路人举报的结果。结果是草木皆兵，因为你不知道行李无人认领或地铁突然冒烟是不是恐怖行动;也必须假定那些时而出现这里那里的全副武装的军警情报准确。
牵扯我神经的是市区景观的变化。911之后不久，华盛顿市区宪法大道(Constitution Ave)一侧的各政府机关办公建筑前，出现了一排排水泥隔离墩，拉起了防护铁链，不久我又注意到，隔离墩和防护链之内，还有暗藏着看不见的铁坨墩，能够发出隆隆的响声，从地下上升到突然裂开的地面，它尖角可以调整方向，有效阻止任行迹不轨的车辆。一些政府大楼前，还有警车和警察24小时值班，警灯闪烁不熄。所有一切都严阵以待、分秒必争、警惕着平地不安、祸从天降的危机。无论白天夜晚、清晨黄昏，每次我路过这些『敌战区』，望着闪烁不断的警灯，我就情不自禁地尝试着想像如此景观能够常态化为路边的树木或街上的交通灯，每次努力都失败：这是水下潜泳时的屏吸状态和开枪瞄准前的高度凝神状态，何以长久?可是，这种景象自从出现就没再中断过，延续至今已经不是一周两周、一个月一季度、一年数年，而是十数年了，它已经长入宪法大道政府各机关大楼，成为它们的一部分了。要到世界恐怖主义寿终正寝才能结束，可是恐怖主义正方兴未艾。
世界自由之都华盛顿的气脉汇聚之地，它的庄严、安详、美丽、自信，被这些丑陋的安全设施碾碎了，而且似乎永远碾碎了。
波士顿爆炸案可能与盖达组织或伊斯兰恐怖分子有关
不久我听见了美国人的反应。一位美国外地游客写信给《华盛顿快报》(Washington Express)说：······多年后我再度访问华盛顿首府，感觉难以名状：我们的政府建起了自我隔离的屏障，而我们的警察竟随时可以叫住路上任何一个公民，询问他的来历，检查他的身份证!他们凭什么这么做?仅仅是因为他们看着他可疑吗?这个城市变得如此粗鄙丑陋蛮横。这位游客最后伤感而愤怒地表示：我在这里没有安全感。不，这不再是的祖国，这不再是我的首都!
我是在地铁上读到这封读者来信的全文的，感觉仅次于遭到一次真正的恐怖袭击，突然想起布什总统在纽约双子塔倒塌后不久发表的声明，其中说：恐怖主义是对我们自由生活方式的诋毁。这句简单陈述句当时就烙进我心，却没有进入我大脑。分享美国公民的愤怒，我才突然意识到，这是一句带血的呻吟!只有生于自由，创造自由、护卫自由，与自由融为一体的人们，才能在恐怖袭击后的第一分钟发出这样的呻吟。
从前，在美国航班的空中航线上，驾驶舱是开着的，平稳飞行时，悠闲的乘客可以走进去跟机长聊天，好奇的孩子可以站在驾驶位置后，观望白云在舱外漂浮，光线在前方闪烁，提出各种好奇的问题让机长叔叔解答。现在，驾驶舱永远对乘客关闭了!你甚至不再知道机长长什么样，只能听见他从话筒传来的指令。美国政府任何建筑包括那些政府资助的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永远不能自由进出了，你必须交出所有携带的物件接受检查!登机的检查最严格，不仅所有流质物品必须装进透明塑料袋封闭才能过安检，大衣、外套、夹克等须脱掉，首饰、鞋子、甚至腰间皮带也得解开卸下，不管你是何方神圣，只能光着脚丫子，提着裤腰，悻悻然通过检查区，到了中间还得放下裤腰，举起双臂，岔开两腿，以投降状接受仪器扫描，好像你就是他们等候已久的恐怖分子。末了你过关了，箱子没过。他们把你的箱子打开翻乱，一一捏弄，板着面孔问你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再把所有物什一团乱麻地塞回去，盖不上盖也要使劲盖上。你一手捏住护照和机票，一手拎提着两只鞋、一只眼睛盯住传送带上的手表手机首饰手提电脑，另一只眼睛盯住你的呲牙裂嘴的箱子，扭着身子骨，抻着脖子，等候安检放行。有时候等来的不是放行，是重头再来一次。安检警员很客气，有时候还微笑，不过仔细一看，他们无论男女，眼睛里全是不信任的凶光。有一次在杜勒斯国际机场安检处，我看见我后面那个男人几次不过关：每次搜查完毕，无论他怎样规规矩矩再做投降状，重新扫描的图像总显示他的前胸后背布满阴影。他上身就一件衬衣，翻来覆去仔细摸索，还是那件衬衣。安检员们把那男人折腾得没了脾气也没了表情，最后勉强放行。那男人不是恐怖分子，我肯定他的胸腔没装自杀炸弹而全是对这个国家的敬意，他的心脏也没按装金属瓣膜只有对自由的向往，因为那人是我家人郑义。我问警员为啥你的扫描机总显示阴影?警员耸耸肩说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恐怖主义何时攻击、专制主义怎样渗透，我们再也不能确定我们的手机是否正被监听?信件是否已被检查。有一次一位援华抗战的美国老兵告诉我，他的信箱被监控了。我以为是因为与我往来导致中共当局涉入，结果他说天知道!他说更可能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他说，他们的逻辑很奇怪。又说，可是你有什么办法!
为了保证人身安全，人们必须交出部分自由。否则，你就得承受恐怖分子随时出现的恐惧，做好丧命的准备。
这个年轻的、只有胜利只有欢乐以至于在古老中国眼里单纯到傻模傻样的民族，从此有了忧伤，有了怀疑，有了困惑，他们的可口可乐再也不全是从胃口直冲鼻腔的摇滚怪味，也有了榨干身体钙质的苦涩。麦卡锡时代，即便为了清除共产因素而公开自我审查后又自我批判，美国也没有这样的伤感过。岁月不是年龄的唯一标识，恐怖袭击的间接后果是美国开始挥别青年时代。步入中年的美国，文学不再是清一色的英雄主义，情节不总是遵循胜利法则，结局开始摆脱大团圆俗套，典型的例子是广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国土安全》，那是他们咀嚼苦涩、慢慢吞咽的津液，也是这个民族性格开始走向老成的标志。
在那个夕照下的周六，为纪念二战胜利七十周年，我穿梭于中国抗日的战火硝烟，在近三百名被遗忘的国军殉国将领故事里，把心情烤的焦黄，本想加入林荫草坪间男女长幼，分享美国院落的清爽与安详，却不期然再度看见从远处逼近的焦愁，911后不久美国院落的那个烤箱炉没有被遗忘，现在它冒着烟，摆在美国家里了。这烟熏火燎的痛苦多年前就被变成『吕萨』的『维纳斯』不幸言中，再也无法忽略了。而这次的冤家不是中东恐怖主义，却是东方专制主义，这个主义不仅遮盖本国历史，也偷窃他国现实。
亨廷顿从上个世纪末就发出过文化冲突的预言，其一是说儒家文化将与西方文化分庭抗礼。冷战结束这些年了，他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威胁除了直接来自恐怖主义，中国专制主义始终不肯从所谓的经济增长中消停，持续对自由世界构成卑鄙的威胁。而它在世界各地推销『孔子学院』的可疑行动，类似魔鬼的『死吻』(余英时语)，不过再度让中国传统儒学蒙受不白之冤罢了。
冷战远去了，意识形态的冲突从美国左派们的纸面上烟消云散了，专制中国因此逃过一劫，而且赚取了大把红利起死回生。美国这个全世界最有力也相当低效的政府，除了扩大非证监控范围，除了消极防范，如今面对来自中国的卑劣蚕食，依然需要回答近七十年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返美后国会一度辩论的那个苦涩之题：谁丢失了中国?这个问题不应该永远咽在肚了里，四百万政府现任和前任工作人员信息被偷窃，吕萨的愤怒和冒着烟的烧烤炉一起从院子进家门了，此题衔接美国外交和内政、历史和今天，是美国对华政策乃至东亚政策从长久徘徊于『三八线』，从凯旋走向失败的关键。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即使对中国的质疑成为一道当今美国学界的景观，美国也难以找到更有力的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守住国民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