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
（石磊社一户精准扶贫户的新房）
笔者获悉一份2013年底阿姑山村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花名册，其中，第四社，即石磊社，共有9户建档。分别为李进先，李守忠，李进刚，李春生，李海荣，李进忠，李克基，王白秀，李进安。
曾担任阿姑山村主任助理、石磊社驻村帮扶队成员的石兴旺，向笔者证实了名单上的9人，排在第一位的李进先是石磊社社长。名单上的李进忠，为阿姑山村党支部书记李进军的亲哥哥，李进忠的儿子李克基，即李进军的亲侄子。父子两人均在名单上。
笔者走访了名单中的七户，看到每家都是近年新盖的砖瓦房，均是参加了危旧房改造项目，或者精准扶贫项目中的兜底建设，盖起的新房。
王白秀，即李克英的母亲，一边流泪一边讲述儿子的生前琐事。家里堂屋是李克英继父在世的时候盖起来的，三间外墙贴了瓷片的新房，院子里两边是旧屋。李克英在老爷湾住的土屋，比起“娘家”的房子，差了太多。李克英弟弟李克清说，盖房子时继父还在世，但是没有去报销建房补贴款，自己也不清楚原因。
李进安家，2013年，参加危旧房改造，盖起了左边四间，加上政府补贴建房款，一共花了六万。2014年和2015年，分别盖起另外两面房，一共11间，加起来花了十六七万，用的是多年打工的积蓄。
花了十几万盖起新房之后，2016年初，李进安拿到了精准扶贫的五万贴息贷款，买了1头牛，3只羊，扩大了种植面积，除了冬麦豌豆，又种了三亩当归。
李进安家里3口人，一个女儿已经嫁人，一个儿子还没结婚，在兰州打工。自己也是常年在外打工，从每天“工钱13块”时候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小工的工钱变成了每天130块。通常，李进安和儿子一年打工的收入各有一万多，老婆留守，伺候家里的十来亩地，农忙时候李进安也回来干活儿，地里能挣上一万。加起来，一共有将近四万块的收入。
关于投票评议，李进安说他从来没有开会投票过，是乡上村里直接告诉他，要办精准扶贫，就办下来了，自己不清楚程序。
53岁的李守忠则说，自己去参加过投票表决，举手表决名单通过。他今年拿到了一万块的贴息贷款，怕还不上，没有多申请。家里房子也是去年新盖的，三间房，地板是水泥铺的，没贴瓷砖，院子也是水泥地，大门和院墙崭新。政府兜底建设，李守忠自己没出钱。同样是兜底建设的李海荣，给房子贴了瓷砖，自己花了三四千。厢房还贴着喜字，刚办完儿子婚事。
（阿姑山村精准扶贫资料袋）
李守忠家扶贫手册显示，2015年帮扶措施为，养殖1万元，农资补贴318.5元，低保金3420元，贫困户贷款1万元，无自建能力户35000元，共计58738.5元。
笔者离开李守忠家之后，听到他立刻给村书记打电话通报，有人来问扶贫的事情。
非建档立卡户的村民李某健，是自家户主，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年初，一直在村里，没出去打工，他表示，从来没听说过一家一个代表去开会投票的事情。
李克基家中堂屋陈列着一张照片，是李进忠与李进安一起外出到松鸣岩游玩的合影。
70岁的孙某英，不是建档立卡户，住在阿姑山的一处山顶，是石磊社住得最高的人家。他每个月有90块的养老补助，指着拄着双拐的老母亲，说她办了残疾证，但是没领到钱。孙某英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在念叨，自己家没路子，没低保，没扶贫，去乡里闹过，没要到。
儿子没在家，两个年近20岁的孙子“瓜不楞登”，咿咿呀呀，看起来有智力障碍。唯一正常的孙女，打算给她招上门女婿，男方要求盖起二层楼才结婚。用了危旧房改造项目的一万二补贴款，又花了五六万，不够用，家里倾尽所有，从去年盖到今年，仍然没有盖完，二楼的瓷砖还没贴上，婚事也遥遥无期。
（为了招赘，孙某英家盖起一半的房子）
招赘风俗
阿姑山里，无论村民年收入如何，住的房子怎么样，是不是精准扶贫户，发愁的都是同一件事，娶媳妇。
石磊社的李克涌（化名），34岁，仍然单身，或者说，离异。房子倒是盖得不错，09年立起，花了七八万，那年小妹妹出嫁，男方给了四万彩礼。大妹妹02年就嫁了，彩礼八千块。
最近两三年，彩礼突然涨上来，村里人娶媳妇，彩礼没有低于十万的，十五万算正常。李进安说，花下来要二十八九万，给媒人的答谢金也要三四千。
李克涌还是阿姑山村学历最高的人，读完中专，又读了成人大专，2011年，村干部找上门，给他办了农转非户口，还办了城市低保。按理说条件尚可。并且，作为家中独子，一般不能去别家入赘。
2013年，经人介绍，李克涌还是和景古镇上一个女的结婚了。女人比他大一岁，老公死了，留下一儿一女，公婆不想让她离家，决定招上门女婿。结婚一年半，公婆和李克涌矛盾重重，公婆并不喜欢他，要把他赶出家门。最后闹到法院，判了离婚。2015年9月，办了离婚证。
结婚时，连彩礼，李克涌一共花了六万八，最后公婆一分钱不退，“净身出户”。说起来，仍是愤怒无奈。
李克涌觉得跟前妻还是有感情，也很喜欢继女，在念小学，每次都考第一名，现在说起来，还一脸自豪。孩子不慎伤到脑袋，送去医院缝针，心疼得不得了。
离婚前和妻子商量，搬回石磊社住，两个人一起过生活，妻子嫌山高路远，不肯来。李克涌又想，在景古镇上租房子住，把妈妈接过去，可以照看两个孩子，妻子还是没同意，跟原来的公婆抬头不见低头见，麻烦。最后，李克涌只得净身出户。
李克涌算了算，石磊社23户人家里，像他这样，儿子给人做上门女婿的，有4户。三个80后，一个90后。上一辈人里，有谁做上门女婿，他不清楚。
李克涌还常见到李克英，作为堂哥，时不时聊两句，他觉得俩人处境相似，当家作主的都是“婆婆”和奶奶。百分之八十的上门女婿都过不好，受气，包括李克英。
李克英小时候上过两年小学，总逃学，不爱读书，留级，读了两年一年级。晃悠到十几岁，相差三岁的弟弟读完了小学，两人一起外出打工。在弟弟的照应下，去过江苏的棉纺厂，结婚之后再没出过远门，有时去兰州的工地，拉钢筋，做电，做小工。结婚前人还很“精干”，嫁了之后，越来越不爱说话，头发也长长的，不怎么理。
做上门女婿是被动无奈的选择，在家里和村里，都没什么地位。
为什么别家没有像杨改兰这样呢？“因为日子好过点吧”，没这么穷。
为什么受气的是李克英，先出事的是杨改兰呢？“压力都在她身上吧”。
这只是李克英“娘家人”的猜测。
家内矛盾
（早起后烧水洗脸的杨兰芳）
李克英死后一周，来杨家的干部和媒体络绎不绝。七点钟，住在堂屋的杨兰芳起床，新的一天开始。杨满堂抱着干草喂牛，拿起斧子劈柴。杨兰芳烧了热水，洗脸，冲茶，拿出馍馍，吃早饭，招待外面来的“领导”。
杨兰芳不停诉苦，孙女婿李克英结婚前，她不满意，结婚之后，李克英报复她，藏起来八十块钱，说是她偷的。结婚第二年分家，乡里和派出所来调解。她自己另过，杨改兰和李克英带着孩子过。杨满堂在两边吃饭。
杨兰芳说，李克英嫌弃她，还打过她，打了十二三次。同村另一位本家杨万荣却表示，杨兰芳经常和李克英吵架，打过李克英，拿鞋底扇过他耳光，杨满堂也打过李克英，后者从不还手。2014年，李克英继父脑溢血去世，弟弟李克清看到李克英眼睛被打出血，要去家里闹，被李克英拦下了。
8月30号，从兰州回来的李克英被李克清接回了“娘家”，李克清听说杨兰芳在家骂人，“还没过百天呢”，怎么就走了。1号，他又把哥哥送了回去。2号早上，他又想去接哥哥，李克英没同意跟他回。下午，他和妹妹在景古镇又见到李克英，哥哥骑着摩托车，买的东西绑在箱子里，看见他们，加了一把油，没停下。
警方调查显示，2号下午，李克英去景古镇买了油菜籽，杀虫剂甲拌磷，礼炮，冥纸。
4号下午，李克英的尸体被发现，夜里1点，被装进棺材前一刻，愤怒的堂弟李克义，冲上去打了杨满堂几耳光，随即被警察制止，放倒。
棺材是李克清花三千块买的，阿姑山村干部说给他一千五，他一直没收到，也不在乎。四个孩子下葬时，放在哥哥的嫁妆柜里，没棺材。
夹在奶奶和丈夫中间的杨改兰，在李克清的描述中，性格“很温柔”，尽力调解。基本上不和奶奶吵架，也不和丈夫吵架。即使是对调皮的孩子，也不过打几巴掌，不凶。
校长秦祥忠对杨改兰的印象是“贤良”。接送孩子的时候，杨改兰对老师非常有礼貌，总会主动打招呼，问好。出事当天，村里人见到杨改兰，觉得她毫无异常，见人该喊啥喊啥，婶婶奶奶，一个不落。在他们眼中，杨改兰温顺克制，在路上跟长辈打招呼，“有空上我家歇着呀”。
李克英死前，和弟弟一起住了两晚上，跟弟弟李克清说，杨兰芳总是打骂杨一帆下面的三个孩子，他和杨改兰心疼，但是没办法。
杨兰芳说过孙女杨改兰18岁开始，有时会自言自语，杨雪丽则说从没发现这一点。事发前一个月，杨雪丽和杨改兰还一起去景古镇买肉。
无法离开的山村
（阿姑山村山顶的大树）
今年五月，杨改青和杨雪丽一起去兰州玩，看望各自的老公和男友，知道杨改兰走不开，也没想过叫她一起去。
杨改兰最远只去过景古镇，要走上一个小时。平时活动范围除了种地，就是送孩子上学，也是走一个小时。从家里上去公路，从公路下去到学校，都要走一段土路，下雨便泥泞不堪。通常一下雨，杨一帆就不去学校了。
杨雪丽说，杨改兰手机里只有三个人的电话，杨改青，杨雪丽，杨万年。杨改兰和李克英用的都是“老人机”，黑色，便宜，一两百块钱，只是打电话发短信。没有微信。不像杨雪丽，会在手机上戳个不停，每个月要用两百多块钱话费，套餐流量总不够用。
村里只有一户人家盖了洗澡间。一般人洗澡要去景古镇，杨雪丽十天半个月去洗一次。她没见杨改兰去过澡堂，也不知道她在村里有什么朋友。电视在奶奶住的堂屋，杨改兰很少看电视，不用智能手机，每天的劳作是下地，做饭，看孩子。
李克英偶尔会骑着摩托车接孩子，会帮杨改兰干地里的活儿，孩子主要是杨改兰一个人照看。有时因为家务农活太多，勉强一天吃两顿饭。杨兰芳只照管大重孙女杨一帆。
杨雪丽记得杨改兰闲聊时说过，别那么早结婚，太受苦。
杨改兰有时候做了好吃的，会来叫杨雪丽过去吃。辈分上，杨改兰是侄女，情感上，她像杨雪丽的姐姐，又像妈妈。杨雪丽连续好几天梦见杨一帆，也会梦见杨改兰，两个人都好好的，没事。而杨改青从来没梦见过姐姐。
17岁的杨雪丽，男朋友也要上门来做女婿，爸爸希望她今年就结婚。她也是在13岁，奶奶去世后，开始做饭，打理家务。
杨改兰的妹妹杨改青说，“小时候靠奶奶，长大了靠姐姐”。尽管“户主”是父亲杨满堂，当家作主的是奶奶杨兰芳。杨兰芳细数了今年卖猪仔的收入，卖了七只，大概五千块钱，买挂面，买炭，买日用品，包括二十多块钱一斤的茶叶。住一个屋檐下的杨改兰，买羊的钱是跟奶奶借的。
杨改兰不是家族中唯一自杀的女人，杨兰芳生育了四女一子，一个女儿嫁出后喝农药自杀。
9月10号是世界预防自杀日。在遥远的甘肃农村，没有人知道这个日子。根据中青报的报道，香港大学2014年发布最新的自杀研究报告称，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
从来没离开过景古镇的杨改兰，看起来仍然属于那十万分之9.8。搜索新闻，杀子后自杀的农村妇女，杨改兰并不是第一个。
学者景军对媒体回应，个人的抗争是中国农村女青年自杀率高的最佳解释。这种抗争往往发生于家庭内部，同妇女地位、婚姻关系、婆媳关系、财产分配、育儿养老等问题交织。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自杀者在最近一年的生活状态和最近一个月内的重大生活事件与自杀致死的结果有着密切的联系。“
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进城务工的兴起，远离了家内矛盾，贫困的乡村生活，和易得的农药。最近正是打药的季节，除草剂，杀虫剂，阿姑山的每家，都是随意摆在院子里。
9日傍晚，国务院扶贫办进驻阿姑山村开展工作，一同参与的还有甘肃省扶贫办、民政厅等单位。目前还没有相关调查结果，警方未有进一步通报。
阿姑山的山顶上孤零零立着一棵树，据说是”神树“，有百年历史。一条长长的塑料布挂在树上，风吹起，长长飘动。雨滴落下，砸在骑摩托车的人脸上像冰雹一样，生疼。路边的中年人赶着牛慢慢回家。老奶奶和小女孩背着干草走到了家门口，爬最后一段坡，并不显得吃力。盘山公路上几乎没人，林风飒飒，树木摇摆。
乡村生活看起来静谧如常。杨万年开完会回到老爷湾的家中，躺在炕上，打开微信群，有人在唱”花儿“。杨改青还没回自己家，和杨雪丽一边看电视一边戳手机，在几个电视频道之间换来换去，最后定格在”唐伯虎点秋香“，电影里一句台词是，”我一家六口一晚上全死光了”，两个人都沉默，停下了手机，目光凝滞在电视屏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