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我称它为我起自六九年反叛出共产党社会，九零年后私淑布拉赫教授，前后学艺四十年，最终练就的结束共产党极权主义专制的“九转阴阳绝命枪”。单只是这篇文章中介绍的布拉赫教授的对于二十世纪及共产党专制问题的认识，我认为，就一定会让那些不愿意从根本上摒弃共产党专制的人彻底地从思想领域和知识领域中，从当代民主自由的潮流中出局。
读过此文的人我相信都会清楚地了解到，你无法绕过这一百年的历史，绕过这些经验教训。未来问题固然很多，但是对于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的彻底否定，却一定已经是定论；共产党是一个无法自身改良，无法走入人间一般正途、在多元社会中正常存在的政党，这也一定是个定论。过去二十八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党没有躲过这一百年历史的审判，未来在整个人类史中评价共产党问题就更是如此！
本文共包括四部分的内容：
一.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选择介绍布拉赫教授的研究工作；
二.布拉赫教授对于当代德国历史，民主制崩溃及希特勒攫取政权史的研究，他在德国历史学领域的贡献；
三.布拉赫教授对于二十世纪及极权主义问题研究及其贡献，对德国当代社会思想及文化变化的影响；
四.我对于这些问题的学习及研究的收获与问题。
基本目录如下：
一．问题与方法
1.百年历史为中国带来的问题——祸及中国
2.百年历史给人类带来的历史性问题——祸起欧洲
3.为什么选择布拉赫
3.1德国在20世纪的特殊地位
3.2为何选择政治学、历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
3.3布拉赫在德国学界和社会的影响和地位
3.4中文世界对于德国和对布拉赫的了解
4.方法
二．布拉赫及其对极权主义思想及历史的研究
1.布拉赫简历
2.与政治学密切相连的历史研究
3.与历史学密切相连的极权主义研究
三．布拉赫对于百年极权主义世纪的研究
3.1转折时期
①第一个时期：形成时期
②第二个时期：1917年到1923年，具体化时期。
③第三个时期：极权主义的高峰
3.2极权主义制度发展扩张时期：观念化、族群化国家的扩张战争
④第四个时期：极权主义的征伐与奥威尔、泰尔蒙的反思
3.3冷战及现代世界中的极权主义威胁：1945年后的经验历史
⑤第五个时期：全球化、西化下的二元化世界
⑥第六个时期：极权主义的变通及扩展
⑦第七个时期：极权主义对世界的腐蚀、渗透及扩张
⑧第八个时期：现代社会恶性肿瘤的扩散
3.4共产党、法西斯和纳粹的极权主义统治的对比解析
3.5意识形态问题
四．布拉赫研究的启示及教训
4.1方法论启示——从布拉赫与德国思想传统的对抗谈起
4.2布拉赫的“极权主义的世纪”告诉了我们什么？
4.2.1极权主义与基督教文化
4.2.2极权主义世纪与后基督教社会
4.2.3极权主义世纪、后基督教社会与共产党问题研究
2017.8.14德国·埃森
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纪研究
仲维光
一．问题与方法
1.百年历史为中国带来的问题——祸及中国
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时值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作为撰文的主题。很多人会以为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题目，但是按照现在中文思想界的情况，谁这样以为，实际上就意味着他没有看到这100年来，十月革命以来给中国思想文化及当代中国历史带来的畸形变化的严重性，意味着他依然陷于这100年曾经被癌变的那部分思想的禁锢之中。
我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界来说，已经和半个世纪前、百年前的中国知识界及中国社会有了一个根本的不同。百年前，伴随强势西方带来的全球西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的是西方的世俗化的宗教思想，这个世俗化宗教思想后来形成了一个世俗化的宗教组织、政治制度及社会，使得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一步一步地陷入一个犹如中世纪前的西方一样，但却是彻底的世俗基督教化的世俗宗教社会。
为此，对于笔者来说，重新研究思考十月革命百年来的历史及文化思想，犹如中世纪后文艺复兴、近代的启蒙运动一样，是一个“颠覆性”的题目，尤其是对现实的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
对于笔者来说，重新总结思索这100年的历史，就是重新思索西方近代史的道路，从西方近代史构成的框架中、参照系中进一步思索中国这100年的历史。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100年的历史，对西方来说是从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社会中，经过政教分离后，替代基督教的世俗宗教对当代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和威胁的百年，而对中国来说则是，在全盘西化的潮流中直接进入世俗基督教化，逐渐陷入极权主义的百年。对西方来说是成功地抵制、对抗并且最后基本上战胜了两个极权主义的百年，对中国来说，则是陷入，并且继续忍受世俗的政教合一，极权主义专制的百年。
为此，对于中国社会及其知识分子来说，现实的中国要走的道路，将可能发生的事情几乎完全是西方近代史的一个镜像——一个在所有各方面都有着更为残酷结果的变态模彷。在西方首先经历的是中世纪后的政教分离，然后是对于世俗化带来的恶果的当代反省，在中国则是直接陷入世俗化政教合一的泥淖中，没有西方人从政教分离、启蒙经验中产生的免疫力，而直接面对世俗化政教合一的一党专制，为此，在中世纪后的西方近代，人们努力的是从神学中脱出来，在中国在世俗化现代社会中重新认识反省的是世俗的政“教”合一，认识“替代神学”的意识形态问题，如何从这个“替代神学”——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
所以对这个百年历史的鸟瞰，第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或者说第一个要提到的就是只有打碎意识形态的禁锢，承认并且认清自己已经被世俗的教条所蒙昧，进一步到西方近代和当代思想史中，到中国传统思想史中寻求思考的参照系，才能够较为准确地看到历史及自己的状况。
2.百年历史给人类带来的历史性问题——祸起欧洲
2.1百年来中国以及世界所遭遇到的巨大的灾难，不是传统东方社会带来的。这也就是说满清无论怎么落后、积弱，都不可能发展到发动挑起两次大战、内战，导致1950年代后的历次政治整肃运动、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经济崩溃，以及当前中国的环境和社会的彻底沦丧。因为这完全是两条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百年来中国遭受的灾难是全球化，西方迅速扩张带来的灾难。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对中国社会变化的加速，其后中国所遭遇到的各类灾难，说到底，不过是全球化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祸及中国。为此，百年来，世界的动盪可谓是“祸起欧洲”。
总结反思百年的历史，首先要返回百年的起点。历史开始的地方在哪儿，历史开始的时候是怎样的？
19世纪的欧洲，是经过文艺复兴，人的所谓觉醒后，政教分离后，世俗化迅速佔领各个领域的时候。政教合一的国家合法性不再，为此，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到达高峰，在欧洲第一次形成在世俗的法律下的世俗国家。世俗思想、自由思想的激荡，科学的发达以及所激发的各种人的创造性，让人相信完全可以以人的一切来代替上帝的一切。因此，过去在欧洲宗教社会所曾经有过的各种存在形式、矛盾、冲突，在政教分、离宗教退出后，都迅速被替代基督教的各类世俗内容所替代。于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100年前，在欧洲，不同的人对未来有着不同的看法和预期。
20世纪的初期，在欧洲，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曾经认为这是一个民主和进步的世纪；对于左派革命者来说，这是一个工人阶级节节胜利，社会主义的世纪；对于右派的意识形态分子则认为这是一个种族取得胜利的世纪；而对于保守的基督教新教信仰者来说，认为这是一个教会发展的世纪。
然而，实际的发展，百年来，以欧洲为根源的历史为人类带来的却是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上亿人死于非命和政治迫害。谁都不可否认，欧洲模板带来的人类百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灾难的世纪。
对此，本文将要介绍的思想家、德国的自由主义学者、极权主义问题研究专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1922-2016)在1980年代末期的着作中认为，如果我们仔细思索世纪初的预言，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有一个类似的地方，那就是都是期待在一个佔据主导、支配地位的原则或者观念下进行一个强有力的巨变。这就是改变这个世界，并且创造一个新世界。
事实上，布拉赫看到的所有这些对世界的看法，说到底都是一种基督教创世、
救世，不在宗教教义和教会基础上，而在世俗的观念、思想、族群和社团党派基础上的创世、救世。为此，正是在这个方向上有了这100年的历史的展开。
2.2与这个创世所对应的是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另外一个固有的、对应的思想——末世思想。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习惯于二元思维的欧洲人，刚刚经历了19世纪的乐观与自信，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们立即回到了与创世、救世说并存的西方思想固有的另外一个起点，末世说。大战及其结果让他们开始感到世界面临末世，19世纪所相信的理性的文明，已经面临被淹没溺死的危险。所以美国总统威尔逊才会在1914年说，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使民主可以在世界安全生存”(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但是一次大战后的结果并非如此，甚至可说是恰好相反，欧洲从1917年第一个声称代表尘世间真理的极权主义国家出现后，1921年在义大利出现了第二个，20年代笼罩欧洲的气氛是更强烈的怀疑及文化危机感。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危机哲学彻底动摇了西方过去的和现在的价值基础。斯宾格勒的书《西方的没落》甚至可以说是一句末世感的标语。末世更激发了他们的救世。为此，不同的救世说、救世团体、救世观念从欧洲产生，并且向世界各处蔓延。除了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和其后的纳粹的救世说，保守的、宗教的领域同样兴起各类类似的救世学说和思想。例如，笛珀利乌斯(Dibelirs)的未来的一个世纪是“教会的世纪”说，正是由此得来。他认为，正是1918年旧秩序的崩溃和布尔什维克专制的威胁为教会时代造出大发展的空间。因为对欧洲社会来说，作为一道牆，或者说一道保护性的雨伞的基督教文化将没有了国家制度再继续保护它，因此就再次迫切地需要教会。但是所有这个情况、这个末世、这个欧洲，或者说西方的没落，西方的危机却首先是一个契机，一个竞争的出发点，它带来了极权主义的诱惑：把社会运动观念化，绝对的极权主义政府统治。实际上在它产生的初期，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毫不掩饰地“变态丑化的上帝”。为此，在1917年后，在上个世纪20年代，在欧洲经历了政教分离，19世纪对于理性和人的狂热信仰后，曾经以基督教为信仰及基础的欧洲社会陷入了新的矛盾和危机之中。
过去在表面上无法阻挡的以理性科学和技术为标志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及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事实上从19世纪末期开始就不断地遭到了质疑。现在那种本来让人感到乐观的进步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令人震惊地中断，把人们抛入危机的深渊。曾经基于宗教基础——二元的基督教基础的欧洲社会的这个危机，政教分离后的精神危机，虽然文化上的批评者，如尼采早就预言到了，可人们真正经历到的时候，还是强烈地感到是不曾预期的。它一下子摧毁了很多过去在理性上感到确实肯定的东西，所以欧洲打开了非理性思想的大门。观念化、意识形态化及进步的危机促发了狂热幻想的冲动并且导致恶梦。
为此，在欧洲的历史中，在政治上1917年后出现了比任何其他历史时期都更多的非理性主义，上帝化、宗教化政治观念、以及政治运动及领袖。
2.3上述所有的矛盾和危机如果人们仔细观察欧洲的历史，实际上都是似曾相识，只不过末世、救世和创世，以及千年盛世都不再是基督教神学意义上的，而替代成了国家与社会，族群、政党与观念。在更远的距离，人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它实际上是在基督教发展及现代化的危机中，一种典型的基督教社会彻底世俗化的结果。政治宗教代替了教会、教义的更新，国家和社会的自治取代了教派、教会领地，以及过去西方社会所有的宗教关係，同样形式的曾经在宗教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关係急速地被各种世俗化关係所替代，为此它又进一步促进了对于更新所有的关係的希望。
所有这些世俗化，地区化和族群化、世俗党派化，都如这个社会所曾经固有的基督教框架一样紧密地联繫着观念，所以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产生了和神学教义相对应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一说。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替代了基督教曾经有过的教义、教派间的斗争，从而能够颠覆长期以来存在的价值和道德秩序。因此，如中世纪前的政教合一，它必然进一步带来这种曾经产生它的，它的原始地曾经有过的政教合一的要求。诞生于二百年前，政教分离时期的欧洲的观念论、意识形态必然为欧洲社会带来新的、明确的、广泛的极权主义的要求。这个要求在国家和社会及经济和文化中又都带来进一步的意识形态化的变化。为此它就带来了20世纪初期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独裁统治的急剧传播和扩展。承担这些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族群和政党声称他们代表了绝对合乎规律的思想，毫不留情、没有任何宽容地以一种极端强硬和迅速的方法要求实现这种要求。
为此，从宗教专制社会、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社会经过短暂的几十年的民主诞生以后，带有基督教思想固有特点的现代专制思想接踵而来。从1917年之后，欧洲社会经过20年代、30年代，到1941年，只剩下了7个民主国家。而这个带有欧洲中世纪教团社会特点的现代专制和诞生于政教分离后的民主社会的对立，一直持续到二次大战后的冷战，直到今天，1989年共产党集团崩溃后，世界依然没有安定，反而对立和矛盾、冲突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