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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伦:浪漫化的全球化终结了 中国怎么办?

———专访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张伦

作者:

(张伦,法国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

本采访刊发于《南方周末》时略有删节

此为从作者处获取的未删节版

正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法国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法国“人文社会科学之家”所属的“全球研究院”教授张伦,最近谈论疫情的话题引发中国读者广泛关注。

张伦师从法国行动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教授,但他的研究兴趣涵盖了中国的现代性、认同、转型以及东亚地缘政治等问题。

张伦感动于今年已经95岁高龄还笔耕不辍、几乎每一两年会出一本新著并上研讨课的阿兰·图海纳教授。“那种思维的清晰与逻辑让人常常惊叹,其勤勉也让我感动不已。”张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去年夏天,张伦受《世界报》和法国文化电台之邀,去法国南方古城蒙比利埃(Montpellier)参加以中世纪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名字命名的年度知识分子论坛(Les rencontres de Pétraque),期间与近两年定居那里的图海纳先生的好友、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97岁的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聊了两个小时。莫兰刚去过巴西长途旅行,又去梵蒂冈见教宗,就有关人类当代一些重大问题即将发表的一个意见书进行了讨论。莫兰十几岁时就参加过抵抗运动,著作等身。

“有人开玩笑说他和我的导师是‘法国当代最年轻的两位社会学家’。他们身上那种对正义、人的尊严的一生不变的追求,其实也是对我学术之外又跟学术相连很有影响的东西。”张伦说。

张伦在北京大学期间学经济,博士读的是社会学,但他想对西方文明、现代性问题有更深刻的体认与把握,就跟不同领域的学者学习,听他们的课。这包括了他的导师的同窗至交、中世纪史大师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法国革命史大家弗朗索瓦·福亥(François Furet)、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现代政治史著名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大弟子传人政治哲学家皮埃尔·玛南(Pierre Menent)、著名社会学者米歇尔·韦沃尔卡、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他的夫人因新冠肺炎刚刚去世,等等。“其中有一位原籍德国的哲学家海因茨·魏兹曼(Heinz Wismann),是古希腊思想、德国近代哲学尤其是康德专家,他对我理解西方思想脉络有过非常大的帮助,我陆陆续续前后跟他上了近二十年的讨论课,直到现在。”张伦说。

与这些学者结下的深浅不等的友情,从中受到的学术和思想训练,即便与他现在的教学与研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还是让他从中获益良多,“不会让自己的思想轻浮”。他认为他现在分析问题时,从经济、政治、社会、哲学、历史各个视角都有,有时混杂在一起,有的时候从一个视角到另一个视角跳跃。“这或许还是欧洲的传统吧,不太像北美的研究专业划分比较细。我还是执着于一种看法,在人文社会领域,过度地分化专业,有细碎、抓不住要领之忧。对与制度规范已确立的西方不同的处于大转型时代的中国来讲,过度技术化的视角看待中国的问题恐怕会有失偏颇。其实审视这个世界的变动,也需要一些更复杂的视角才行。”

因此,南方周末邀请张伦就目前世界性的新冠病毒蔓延,从跨学科角度谈谈他的思考。

南方周末:张伦教授,你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现在,哈佛因为新冠疫情关闭校园,那么,你在做什么呢,原来的计划打破了吧?疫与所有的个人发生了关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最大的危机,你和它处在什么样的关系中呢?

张伦:是的。很遗憾。我原有些写作计划,要查些资料,利用哈佛丰富的藏书,现在都不可能了。哈佛一些原来听的课我也断了。学生们在上网课,但我因为没有固定的要求,也不习惯,就算了,在家读书写作看看电视,提高我的英语水平。另外,麻省没有强制,但要求大家尽量呆在家中,出于对当地政府及他人的尊重,我也应该尽量呆在家。

至于您提到疫情与所有人发生关系,是你们“这代人面对的最大的危机”,我想说应该是的。就中国来讲,前几天我还在跟些年轻的中国学生讲,最近二三十年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可能是一百多年来最幸运的一代:没经过战乱,动荡,也没经过文革,又赶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期,个人与家庭的财富与机会都在增长,对外开放,科技互联网等新时代的通讯技术,似乎给你们这代人一个良好的感觉,好像自己国家及个人的未来即使不是一片光明,也不会很黯淡,只要自己努力或再加上有能力的家庭的适当帮助,可以读大学,漂洋过海到世界去留学,游玩。将来即使负债贷款,也可以买上房子,成家立业,过一个不错的生活。至少对都市的许多年轻人来讲是如此……也许你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去正视人生或社会可能具有的危机。今天考验到了。而问题是可能这还不是个结尾,或许还有更严酷的考验在后头。我想,也没有别的办法:正视现实,召唤勇气、良知、耐心,友爱,对社会的责任感,认真去面对就是,逃避也是没用的。我的个人经验就是:任何危机或磨难都可能是让人永不能翻身,坠入深渊的原因,也可能是让人新生,再造,超越自我的机缘,这一切端取决于你怎么对待。争取最好的,准备最坏的,就不会进退失据。

你问我与疫情带来的危机是个什么关系?其实我在上面已回答,我把它转变为另一种机缘:这些年工作过劳,身体透支,那我利用这个机会调养身体,因没有其他的杂务骚扰,可以按自己规定的时间作息,吃饭,读书,写作,学语言,锻炼……又未尝不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法国二三十年,我基本就与人很少来往,社交、游玩的事很少,甘做边缘人,对于一个快二十八岁才正式开始学法语的人,要读好书,拿到教职,做好一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学教授,其实不做些自我约束是不行的,人是不能什么都要的。所以,除了要去定期买菜、做饭,本来对这种自我约束在家的日子就不陌生,所以没有任何问题,还很珍惜这种有利思考的清静。中国人喜欢扎堆,其实是不利于思考的。我最近一直建议认识的年轻朋友,抓紧这个机会,不要浪费掉,利用好,将来有一天回头一看,你会觉得是一段难忘且丰富的人生时光,它让你更深地体味一些东西。

南方周末:哈佛校长和夫人最近也确诊染病,他的情况怎么样了?你觉得这是不是有一种标志或象征意义:作为世界第一的大学校长也未能幸免。此外,首相、王子、影星球星,以及哲学家德里达的遗孀,这些社会名流和权贵都患病了,而不仅仅是肮脏、拥挤、贫穷的籍籍无名之辈。文明世界或世界文明不堪一击。假如你认为这有意味的话,它的意味是什么?你认为这是文明的大危机呢,还是文明从来就是脆弱的、自视甚高而已?

张伦:我不认为这是“文明世界或世界文明不堪一击”的表现。当然是一个危机,但也许从另一个视角看,它可能也是另一种“文明的表现”——至少在这些国家,权贵名流与你所说的那些贫弱的籍籍无名者相隔并不像许多人说的那么遥远。用本人最喜欢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看法来讲: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最广义上的社会成员的权利日渐平等的社会。我在西方生活三十年,因各种机缘,自己也认识相当一批学界与政界的著名人物,最大的感触就是那种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的平等意识。自己的儿子曾与法国最富有的亿万富翁之一的儿子同学过,如果别人不讲,你看不出他与其他的孩子有什么区别,没有一点那种骄奢狂妄之气。也确实的,有些人今天是部长、议员,明天可能就是你坐公交车身边的乘客,街角打招呼的邻居。而这些人也确实没什么可傲慢的,如有架子,用法文讲会被人非常mal vu(看不起或看不惯),被人嗤之以鼻,影响其声誉。这些政要名人此次染病,除跟前期对病毒的传染方式缺乏了解,整个社会对这方面认识、准备不足有关外,我想跟他们与社会的这种密切联系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他们躲在某些地方,甚至像普通人那样隔离,到哪里去视察离人二三十米远,不去从事某种社会接触,估计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另外我想,在西方,那种贵族传统在这种危机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有影响的,越出现危机,那种精英的荣誉感越起作用:你不能显示比别人高贵,怕死,你要尽更大的责任。去看看英法等国家一战时那些贵族子弟、最精英学校毕业的学生成千上万战死疆场,比例远比普通民众要搞几倍,或许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我想这是种现代的民主、公民意识与传统的贵族精英责任荣誉意识在现实公众生活中的奇妙结合,我们可以在许多事情上观察到的。这次应该也不例外。当然,我还是希望他们能更好地做好自我保护,就像我对任何一个西方人、任何这世界上的一个普通人的希望一样,大家都好好保护自己,为自己,也是他人,为这个社会早日战胜疫情。在这场战“疫“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战士,保存好自己,同时就是消灭了敌人,为最终的胜利奠定基础。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南方周末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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