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您谈到的这次危机是否意味着某种文明的危机，这一点上我倒是同意。我觉得它是一场非常深刻的文明危机，一种现代性的危机，全球化的危机。每个时代人类都会面临些特殊的挑战，其生存与发展取决于能否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以往的时代，一些地区的人们没能很好地应对挑战，就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现代人由于科技的进步，似乎渐渐养成一种自信，对自己控制自然，控制社会，甚至控制未来有某种过度的自信，（1970年代一些专家曾认为人类已经有能力控制传染病！）这在所有现代社会都有体现，但在那些具有病理性特征的极权社会更加凸显，因为在这类社会，这些狂妄更缺乏某种理性的文化与制度的平衡，二十世纪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最近几十年西方的思想与学术许多讨论是与此有关。
新世纪以来，尽管人们汲取了某些方面的教训，但似乎有些方面却依旧忽略。对迅猛的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问题似乎缺乏应有的谨慎与必要的管理，狂飙突进的全球化席卷一切角落，而原有的不同地区的社会、政治组织，全球性的各领域的协调机制，世界共享的价值标准却往往跟不上这种全球化的脚步，区域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加深，这一切其实已经在准备某种危机。且不讲别的，这次病毒以最凶险的方式告示人类：Stop！除非你做好更多协作管理价值共享上的准备，否则，这种全球化可能就是大灾难。文明从来就是脆弱的，在灾难之际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性的丑恶与野蛮，但文明又是最强大的，人类是靠文明而绵延，灾难降临之时，又是人性光明的部分展现之时，人类最终又要靠文明战胜灾难。文明自身或其部分（这里可能需要对文明有更细致的界定和划分）可能会带来灾难，人类又必须靠文明战胜灾难，这可能就是人类永恒的宿命。因此，能更好地遏制人性的丑恶与凶残，更有助于提升人性光明良善一面的文明价值、制度设置才是我们更应提倡的，从这个角度讲，我还是认定近代以来，人类文明还是有诸多进步的。
南方周末：你曾说，因为疫病流行，世界会划分为2020年前和2020年后两个纪元。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的是“新冠前后”的历史纪元，BC（Before Coronavirus）和AC（After Coronavirus）。你为什么这样说？疫病大流行是一过性的，还是真的会根本地改变我们的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呢？
张伦：我没注意到他的说法，这两天刚刚有人跟我提起。我同意。事实上，我这种预感是前一段看到疫情在欧洲尤其是在美国开始大规模流行时有感而生。我们谁也无法全然确认将来的历史，但以现在疫情发展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我认为这件事会是改变历史的大事件。疫情过后（我们还无法确定何时，以怎样的形式与后果！）人们一定会部分地选择遗忘，这也是人的一种心理修复机制；但有些事又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从长远讲，它们一定会沉积到人们的集体记忆里，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到人们的认知与行为。去年在我主持的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系列研讨课上，我曾请过一位法国的经济学家Maëlys de la Rupelle来介绍她与香港的一位经济学家合作做的一些定量研究，那研究显示：多少年过去，1960年代的大饥荒依然对当代中国人的经济行为有影响。世界上没有一场大的灾难尤其是牵涉死亡的不会留下深远的影响。
至于这场疫情对当下的全球政治及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鉴于此次抗疫过程中出现的许多资源短缺问题，至少全球的相关产业链会有相当大的重组、调整。有相当的产业或加速撤离中国。人们对待二战后形成的一些国际机构的态度也会有变化：要么这些国际机构重新检讨，构建、扮演更积极、有效的角色；要么解体。以欧盟建设来讲，这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尝试之一：以一种和平民主的方式构建如此巨大的共同体，维持和平、自由，寻求富裕，会不会就此受到重挫，彻底瓦解；或是就此跃上新的整合台阶；一些地区因疫情必然带来的人员损失与经济衰败，人们彼此间的误解与敌视会不会引发冲突？一些执政者为转嫁危机有没有可能对外挑起战争？人们会不会因习惯性地怀疑，对他者有更大的戒心与疏离感？脱离都市，回归乡村，寻找一种更自我循环的小社区生活会不会成为某种新生活时尚？这些都有可能，需要进一步观察。至于你所说是否会达到“天翻地覆”现在还不好说，还是要取决于今后一段疫情的发展，会不会得到很好的控制；疫情后果越严重，带来的改变就会越大。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全球各国的互动不会断绝，但过去三四十年的这一轮全球化彻底结束。
南方周末：100年前的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曾经也根本性地改变过世界吗？改变的是什么?有学者认为西班牙流感时期世界经济活动并未停止，不受太大的影响。这次经济却明显地受到巨大的打击。你有没有担心全球经济前景？
张伦：不要忘记，那是在一战还在进行的背景下发生的，人们对灾难的反应或许就是将其叠加到那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之中。——关于一战对世界的巨大改变，我一直觉得中文世界体认不够，几年前我曾在给“澎湃”的一篇文章里有所介绍。其实那场疫情也是影响到一战的结果，有人认为一战草草终结也是与此有关。所以很难说1918-1919年那场大流感没改变什么。后来各国一些相关的公共卫生方面的认识及防疫措施有很多源自这场疫情，迄今在西方提及流感，它还是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但须知，中国当时也很严重，但为什么中国人这方面记忆好像不强烈，我想或是与那个时段中国的战乱、社会失序有关，人们对此相关的记忆选择的重点就不同。不过与那次大流感不同，此次的疫情搞不好不是灾难的结尾或组成部分，而是引发其他的诸多问题，成为另一些灾难的原因。当然，我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而且认为做得好可能也就真能避免许多坏的局面出现。
至于你谈到的经济问题，西班牙流感期经济没有停止可能与我上面提及的那个处于战争恢复期有关，也与当时人们对待死亡、社会的牺牲的认识有关。一个世纪之后，人们较以往更重视生命的价值，不能忍受生命的损失，所以，这次抗疫说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文明问题。毕竟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还是有进步——其实，在传统时代，死几万人、几十万人，并不是政治人物太重视的问题，尤其是在那些人口众多的国家；社会对人的死亡也相对漠视，今天就不行了。任何政权除非像在朝鲜那样绝对封闭、人们被严格控制的社会，一旦人员伤亡到一定程度，政权都不可能不发生变动。这次经济受到巨大打击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今天的经济与一个世纪前的经济大不相同了，全球的连带，与信心问题高度相连的信息经济，在这种疫情的打击下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后果。我当然是担心世界经济状况，但最近一直有朋友问我关于美国经济的看法，我总是说我不太担心美国经济，我更担心的是中国经济，还有南半球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前景。因为美国的经济的基本盘都在，三亿多人的市场，如此的高科技与创新能力，加上资源储备，怎么会就此一蹶不振？我相信世界上许多资金下一步都会跑到美国避险，更会有助美国。至于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就需要逐一分析了。
南方周末：最近越南、哈萨克斯坦等几个国家禁止粮食出口，可是粮食并没有太大的减产（局部蝗灾对整体粮食生产影响有限），你怎么看待这种政府行为？超市食品和厕纸供应并没有中断，可是人们抢购囤货，个人和国家的这种行为的心理是类似的吧，它们是什么？如何理性疏导？
张伦：这些都是一种预防性措施，在这种大危机来临时都会有类似的现象出现，美国前几天也有过短暂的抢购，但不到几天就平和了。因为人们恢复了理性判断。世界范围内怎样反应，这可能还要看疫情在全世界尤其是南半球的下一步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经济恢复状况。
南方周末：欧美世界面对1月23日武汉封城这样的非常举动，难道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认为与自己无关？你在美国，美国是怎么反应的？中国也是自己错误地隐瞒信息的最早的受害者。但是美国的媒体关于中国的信息的报道是否充分和真实，你的评价是什么？最近华盛顿邮报记者EmilyRauhala发推特说：美国不能也不愿体会中国的痛。在这里发生的每一个恐怖故事，最初曾经发生在武汉。我发出了报道，但很多人并没有在意。——汉语社交媒体朋友圈流传的信息固然外人不得而知，欧美主流报刊的信息，当地人视而不见。是不是可以说，人们轻视了中国及其病苦，而它们来到了眼前？
张伦：美国需要检讨，一定本应能做得更好。但特朗普忽略了，绝对该受批评，谴责。不过这也有些具体情况：到３月初，美国只有11位因为这次冠状病毒死去的患者，让他，包括习惯了自由的美国人大众具有高度警觉，立刻采取限制外出等措施，基本上是不现实的。而因这病毒的特性，一旦蔓延又极其迅猛，控制起来又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