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所以，最后还是让美国人来根据情况对他做最后的评判吧。如他有该负的责任，在美国这种国家是逃不掉的。总会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连任就无望。如果大家还满意这最近包括以后的抗疫工作，或许他就会连任。
此外，这里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人对灾难的认识从来都有一个过程，许多美国人对遥远中国发生的问题和欧洲发生、非洲发生的事一样，也是缺乏感觉的。所以，即使报道能起到作用，对美国人的心理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除非等到疫情真正逼近自己。还有，美国对中国的抗疫有许多报道，但基本还是客观公正的，除了对疫情的隐瞒造成的重大遗患以及对信息控制这方面多有批评外，对中国的抗疫尤其是普通民众的遭遇是非常同情的。至于你提及的“充分与真实”，怎么讲呢？你觉得中国的媒体能做到“充分与真实”？如果连中国自己的媒体都做不到，希望外国媒体做得到，我想是有些过高要求了。国外最近的一些对中国的批评声音还是与此相关：认为中国没有让国外的医疗专家到武汉，导致信息不清，是一些国家防疫措施略迟、社会心理准备不足的重要原因。包括一些具体的比如武汉医护人员如何防护上的经验都分享不够，现在许多国家医护人员还得重新各自摸索，付出代价。
南方周末：口罩，是文化问题，还是科学问题？你自己在欧洲和美国，你会不会戴口罩？中国CDC主任高福大声疾呼，西方人防疫的最大错误是不戴口罩。现在，美国CDC刚刚推荐人们戴口罩了，而之前它一直不推荐人们戴口罩，WHO也推荐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戴口罩了，说是病毒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欧美人不戴口罩的借口是什么？中国人对欧美人不戴口罩很愤怒，欧美人则歧视戴口罩的中国人。他们是否忘记了，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时期，我们可以见到的老照片上欧洲人都是戴口罩的，甚至不戴口罩不准登上火车。这难道不是欧洲自己的历史？
张伦：我会戴。但西方人开始不戴口罩是有些原因的。从医学角度讲，原来认定是除了具有过滤器作用的Ｎ95口罩确实能有效防御传染病原体吸入，那种常见的方形外科口罩对病毒吸入作用不大，但可以帮助防止病人将病原体呼出到空气中。所以，西方原来一些医学界人士的认识也不能说错，他们一直主张病人才戴；但问题是此次病毒是没有症状者也传染，这可能又是与他们对病毒认识上的不足有关。因此，有些西方人对戴口罩的亚洲人有些排斥也是能理解的：他就认为你是病人，还在街上乱跑！但整体上，并没有像国内一些人宣传的那样严重。不能放大个别的案例。至于文化上的原因，比如西方人从来就没有戴口罩的习惯，亚洲人尤其是日本包括受日本影响的韩国与台湾这方面都有习惯，所以西方人适应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让他们在几天内改变既有行为方式很不易。此外，也有一个短缺的问题，且不说口罩产地大部分就在中国，即便在世界各国，前一段也都被当地的华人包括各国政府大量寄往中国支援中国抗疫，你到哪里让几亿人找到一下子可用的口罩。最近因为中国疫情稍缓，各国除自己生产外也在从中国紧急订购陆续到货，比如法国前两天就有大批从中国进口的口罩抵达，订了据说十亿个口罩。（本国每星期只生产八百万个，而仅医护人员就要使用四千万个）这个问题随货源的改善，人们对病毒的认识，（病毒是否空气中滞留等），疫情的严重，人们戴口罩也日增，慢慢地就不会是一个大问题了。将来也会改善西方人对待口罩的态度。
南方周末：是的，中国疫情重时，海外华人扫货把当地的口罩、防护服等扫光了，现在欧美一下子口罩等紧缺。我在想，华人受歧视是事实，可是，华人做事如果不是一味地“爱自己的国”，设身处地地在扫货时应该留有余地，想到当地人也会需要口罩等，是不是更受当地人的尊敬，更成熟些？
张伦：你提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你有一个邻人、朋友，处处为自己打算，从不考虑他人的观感，你会怎么反应呢？你还会跟他做朋友吗？麻烦的不仅仅是这次，在许多问题上一些华人在这方面所暴露出的问题，这些年就一直让我担忧。一个逐渐发展的中国，文化上与国籍上与这个国家有关的人们，该以怎样的形象处世，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不仅国家要认真考虑，每个人都需要思考。比如我们支援点意大利抗疫物资，宣传上就大张旗鼓，中国人人人皆知，但前期外国个人与政府对中国的支援，中国人知道多少？我想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只要中国人做好一个现代文明人该做的事，多些爱心，会赢得人家发自内心的尊重的。人家不会刻意总是说你的坏话，武汉外卖小哥不就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了吗？个别人的一些极端话语，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有，你自己不介意，其实就没什么了。事实上，中国人自己说外国的坏话，以我在西方生活三十多年的经验看，绝对是比西方人说中国的坏话要多得不知道多少倍。那西方人是不是成天要跟中国人算账？
南方周末：语言问题。汉语在世界语言版图中是弱势语言，也就是话语权的问题。刚才也说到，中国有官方声音（包括人大政协的参政议政），有官方媒体声音，也有网络时代的大量社交媒体上朋友圈的私人声音。“吹哨人”李文亮的声音就属于这后一种。这第三种声音，即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私人声音，只在朋友圈可见，它们不为汉语世界以外的人所知。那么，这种声音里包含着真实和虚假的信息，也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西方主流媒体的记者也未必捕捉到这种声音。这部分没有能传递给世界，你认为是不是一种世界了解中国的缺失，尤其是对于世界联合起来抗疫的时候？
张伦：有这个问题，事实上各西方媒体都在改进，注意这方面的反应。当然，中国网络上的许多传递方式，密码，中国人自己都不见得立刻明了，外国人理解起来困难也大一些。还有，对严肃的媒体，信息来源非常重要，网络的一些匿名化，我认为也是西方媒体在对网络的报道上相对谨慎的一个原因。但现在，以我看到的消息，中国网络上的重要现象大概一般都会有适当的报道了。
南方周末：你说得对。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话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成为官方媒体的报道来源了。湖北已经解封，武汉即将于4月8日解封。但因为无症状感染者的潜在威胁，其他地方中国人对湖北人的复工潮有防范和抵触，从社会学的角度，你个人对武汉解封后的中国，有什么建议？
张伦：要特别谨慎，不能因急于复工，再蹈覆辙，还是要尊重科学。武汉此时的灾难一定给武汉人民心理留下巨大的创伤，需要慢慢地疗治，让痛苦释放舒缓，不能再伤害他们的情感。国家应该适当给与他们补偿。他们需要理解，需要关怀，其他的任何强制的硬性的指令，既不会达到效果，也会是对他们的再次伤害。
南方周末：有一种猜测：疫情之后，是西方更像中国，还是中国更像西方？你的判断呢？
张伦：很难说。中国更像谁我不好说，但西方更像中国的概率很小。但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会有更大的变化这个概率却很大。
南方周末：欧美最初满不在乎，现在反应也颇为过度，比如纽约政府规定了聚会不超过10个20个人，澳洲一开始规定也是聚会一二十人的限制，后来又改为不超过2人，公园也关闭了。你觉得政府是不是耽于这种过度管制？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就担心这种“例外状态”会演变为常态，他怀疑疫情之后人们还能重回过去的生活状态。你有无这种担忧？
张伦：不觉得是反应过度，疫情发展到某种程度，需要了就照此采取措施就是，最重要是要依据专家、医疗界的建议。这不属于过度管制。许多人对西方国家有误解，以为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其实一旦按法律程序启动，这些国家的效率不会比中国低，只是前期在适应过程，法律批准过程中要依章办事，显得有些慢，等一旦启动就快了。至于你说到的阿甘本提到那种“例外状态成常态”，这种潜在的危险可能要因国家而异，比如美国我就不会担心，西方大部分国家我也不是特别担心，当然，保持警惕还是对的，对权力保持戒心是西方的传统，不会因此次就消失的。但相关讨论不会终结，会持续下去。至于一些本来就具有很强威权色彩或民主不稳固的国家借此采取的一些措施会导致什么后果，那可能是另外一个题目。
南方周末：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说，不能把革命托付给病毒，把理性让给病毒。而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也批评那种认为流行病现象无论如何都能自行带来政治革新的观点。你同意他们的看法吗？
张伦：我对巴迪欧一向有很多批评，对其许多观点也不以为然，开句玩笑话：经常说他坏话！但这句话我倒是同意，我确实不认为流行病现象会自行带来政治革新。正如许多灾难、战争等都不会自动带来政治变革，需要其他的思想和属于政治性的活动的推动才能改变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