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完全归个人所有”。瑞典国王也是一个科技迷，经常以瑞典皇家科学院科技考察团普通团员的身份在全球学习了解科技发展趋势。
瑞典相当部分的民众具备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作为服务型政府，瑞典强力推行政策的能力非常有限。除了前面谈到的政策符合民众的科学观念外，我认为瑞典民众的文化自信是他们愿意相信政府抗疫策略的原因之一。瑞典是一个近200年没有战乱的国家，科技发展程度和居民生活水平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这造就了瑞典民众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大部分民众会支持政府和科学家的意见。
从人性的角度讲，当专家说要牺牲一部分人来实现群体免疫，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有些残酷，但从科学的角度讲，要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民众的科学素养比较高，就会有更多的民众理解流行病学模型，理解了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为了让这个疾病在可控范围内缓慢地发展，实现整个社会的最低损失。我们知道科学都是应对未知，如果这些得到了民众的理解，那么就会有很多人来支持这件事情。
瑞典整个社会比较讲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专家这个模型还没有被证伪之前，大多数人是选择信任专家。一旦你这个事情做的不好，做错了，就会有人表达不同看法。
当然，承平日久有可能导致在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时候有失迅捷，以往为我们所羡慕的北欧式悠闲这时候成为了应对疫情的重要掣肘之一，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行事方式使很多非常措施无法及时实施，也是导致部分旅瑞华人和中国国内民众对瑞典抗疫策略感到不解的原因。
随遇而安的瑞典人和独特的抗疫方式
陈灵景口述
这里是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我生活在全球唯一一个只使用“鼓励＋劝诫”方式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国家。
社会没有停摆，只是萧条了一些。餐馆和购物中心没有关门，虽然有的因为客流量减少缩短了营业时间。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生还要背着书包去上学，高中和大学已经在使用远程教学。公园里和健身房里还有锻炼的人。我周围并没有太多佩戴口罩的人，只是零星几个。官方没有推荐佩戴口罩，其中很大原因是不能够浪费有限的医疗资源，因为医疗人员更需要口罩。
图4月5日的斯德哥尔摩。（来源：美联社）
全国范围内疫情比较严重的是斯德哥尔摩，但是斯德哥尔摩人口密度较小，所以只要自己在家里与外界隔离，其实并不会看到太多人。市中心的区域还是有人群聚集的，尤其是最近一段天气比较好，人们会在外面继续社交。人们会自觉地保持社交距离，但还是有一些人可能不遵守这些，这些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他们会觉得没关系，就是得病也得不到自己身上或者自己抵抗力好，扛两下就过去了。
这里使用的政策是鼓励和劝诫，公共卫生的手法主要是柔和的基调。前几天和一个本地的高校研究人员闲聊，他主攻的是社会科学，身边也没有人受疫情的影响，所以也并太关心这个事情。他说自己只看过一次电视上的每日新闻发布会，偶尔看一下网络上的新闻。他很相信、也很愿意相信公共卫生局说的话，因为他觉得要是像意大利人那样被关在一个20平方米的房子里好几周会痛不欲生，而自己能在阳光明媚的春天进行户外散步，幸福生活得益于瑞典的抗疫措施。
其实对于此次疫情，瑞典民众有支持也有反对。四月第一周出炉的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民众表示支持瑞典官方举措，其中有老人也有中青年；只有三分之一不太支持，而这三分之一中的大多数都活跃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这个比例也反映在最近一次的政府民调中：4月9日，瑞典本地报纸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的政府民调显示，基于6886个随机受访者，作为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从今年3月初的23.8%上升到了30.6%。
危机中，瑞典民众选择了相信自己的政府。与很多其它国家比起来，瑞典不仅没经历过大小丑闻以及政治局势不安定，在近200年里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经年的和平景象使得瑞典的社会相对简单祥和，人民习得了相信政府的传统。作为一个长期以来倡导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国家，从政府到民众都难以在一夜之间接受不能自由地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情景。
瑞典的策略也是基于科学的，其公共卫生局也在建模，最先是建立在中国的数据基础上，就是预估大概需要多少个 ICU（重症监护）床位。最近的预估模型建立在意大利数据基础上，并纳入了“无症状患者可以有传播力”这个因素，发现需要的 ICU数量有所上升。所以从3月就开始第一时间在斯德哥尔摩郊区建立了驻地医院，并在全国范围内扩充了 ICU的床位。
除了模型给的数据，瑞典人也知道，新冠病毒的疫苗可能还要一两年才能出来，而基于流感的经验，目前遇到的疫情才是第一波，未来会有第二波或者第三波。所以如果此次就用强力的方式把它压制下来，万一又出现第二波或者第三波的话，这种强力的措施就不能持久，而死亡的人数可能会反弹式增多。那么，国家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压制，两种手段最后产生的伤亡结果可能是接近的。
今天（4月9日）午饭时候偶遇一个老朋友，他目前在瑞典公共卫生局的流行病团队工作，他的老板就是瑞典抗疫领军人物安德斯·特内尔。朋友说，其实安德斯起到的作用更多是政府和各个国家机构的抗疫代言人，他说的话代表了身后更多人的共同决定，虽然现在每天只有他站在全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
另一方面，在瑞典，“群体免疫”说（官方是否认这种贴标签说法的）也是有民意基础的。因为一旦把疫情压制下来的话，社会经济必须要停摆，而瑞典本身是依赖进出口的，小到冬天吃的果蔬，大到市政建设的硬件设备，他们都得用高科技产品和别人交换。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像中国一样把国家管控很长的时间，而是按照群体免疫的理论，在有节奏的政府控制下人们慢慢的发病，这样的话，医院也可以救治所有的人。
正常情况下，国家承担了人们很多需求，从摇篮开始一直到退休、病死，从幼儿园到大学到养育下一代，几乎都不需要依靠除了政府以为的任何人。包括医疗也是这样，只要诊疗费用超过每年1100瑞典克朗的起付线（约780元人民币），国家就会包揽。所以民众基本上是可以信任国家的。人们也认可社会范围内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因为医疗是建立在所有人的纳税收益上，收到的钱一起花，所以大家都觉得是自己的钱，也得省着花，计划着花。比如说救治80岁的人就比救治50岁的人来的不符合经济最大化原则，所以即使是普通人也会赞同这种思路。
这就是瑞典和瑞典人，以及他们在2020年全世界都焦虑不安地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时候遵循的平静方式。他们并没有放弃，但也不像世界上其他国家那么激进：因为他们相信，等到夏天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背上背包，带着全家一起去山里和海边，享受长达6个礼拜的舒适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