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对祖国怀有纯真眷念的留学生群体，其中又尤其是未成年孩子们，因为一纸禁令而回国无门，返家无航，不仅将个单相思击得粉碎，而且暴露了宁予洋人不予家奴的刻薄寡恩，既悖人伦，亦违国法。旅俄同胞，数以万计，大难之际，辗转跋涉至东北口岸，希望返囯避难，却被严堵于冰天雪地，更有那冷血大使厉声警告，“放弃入境幻想”。——全世界文明诸国，大疫爆发当口，悉数呼唤国民赶紧返囯，游子归家，唯独国朝将同胞拒于国门之外，刻薄寡恩如此，令人情何以堪，暴露的却是视国民如草芥之一贯心态也！他们可能遭遇驻在国民众的歧视甚或攻击，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多起这类事件，印证着笔者前文有关厌华排华的预计。而对于国民之吝啬，因有大额外援之比对，更加彰显，令人齿冷。湖北人均47元之救助，就矜夸慷慨，恰如网友慨言，不如民政部在青海三江源打个鸡蛋，然后说全国人民都喝到了鸡蛋汤算了。
走笔至此，或曰，瞧瞧美英，防疫不力，不如咱呢，你为何不鸣鼓抨击？朋友，人家的事自有人家操心，我更关心自家同胞，不行吗！？
总之，如此这般，不讲价值标准，只关注产业链的这波浪漫全球化，至此终结。新一轮政治与文明的全球性分化组合，伴随着疫情发展，悄然拉开了序幕。其间，全球性的去中国化进程已然启程，正在展开，从金融、产业布局到资源配置，一场去中国化的新秩序必随后疫情时代之政治反思而加速推进。此不幸也，而祸肇于庙堂，苦难却为全民所承受矣！作为这一轮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其世界体系的广泛参与者，遭逢如此逆转，怨不得别人。其结果就是，在最好的意义上，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纵便中国）战略机遇期虽未过去，但己进入危中求机阶段，国际上去中国化使形势极其复杂和不利，连非洲等基本盘都出现松动，前期大量投入可能失效。”
尚需指出的是，俄罗斯一直利用疫情与美帝眉来眼去，火中取栗，渔翁得利，直至俄美发表联合宣言，大赞“易北河精神”，旨在“共同应对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挑战”，则挑战何在、挑战者何，实在意味深长，用心与理念均不加遮掩。置此世界体系自助体，俄人所作所为旨在扩大自家利益边界，无可厚非。遭到羞辱，哑巴吃黄连的是战狼式外交的主导者，而将吾国吾民置于险境。将涉关国运的跨太平洋关系恶化到如此地步，并非西边一家之责，但却更为吃亏且危乎殆哉。正是在此，再说一句，几年来封建土围子式外交及其逞口舌之快的小心机，害莫大焉，赶紧休矣！
在此，尤须着重指出，凡我国民，必须阻止狗急跳墙式转移视线的任何战争冲动，无论它来自何方。疫情档口，未必开火，而大疫后果，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与文明敌意之第次凸显，往往后延半年一载，甚至三年五载，则其时危险系数反而升高，有意为之或者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更大。1929年以还之世界经济危机，终究催汇出1939年之“二战”恶果，殷鉴不远矣。在此，国朝无需汲汲于跟美帝争锋式的军备比家伙，更不能动不动对祖国宝岛同胞们示狠，老美也别老在中国边上耀武扬威炫肌肉。就吾国情形而言，建设常态国家与文明国家，而首先是让全体国民丰衣足食免于恐惧，比什么都重要，也更加急迫矣。
五、意识形态偏见与良政的国家理性
中国的去西方化与世界的去中国化同时并进，正在修正著国际体系的基本架构与雅尔达体系下的世界秩序，将所谓意识形态问题再度凸显。——实际上，所谓“去中国化”，主要是“去共产中国化”或者“去中国共产化”，而与吾国华夏文明无冤无仇也。毕竟，十九世纪那种西方列强打上门来的征服式景象，洋大人横行霸道的时代，一去不返矣。而且，究其实，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共产极权”是入侵者的蛮族征服，吾国不幸而成其殖民地矣。在此，有一种讲法叫做“意识形态偏见”，傥论者大言滔滔，指斥外人对于国朝抱持“意识形态偏见”看似振振有辞，实则根本无理，纯然混淆是非。须知，类似于文化多元或者价值多元，警惕“意识形态偏见”不等于抽空基于人类良知的正邪判断，更不能以所谓意识形态差别取代正邪判断，而与邪恶为伍，为邪恶张本。而且，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一旦与权力互为表里，就脱离书斋，展现其现实性，载浮载沉，为祸为福，因而，也就不得不接受人类良知的检视和判别。当今世界，历经苦难，饱尝忧患，早已晓谕天下而天理昭昭者，就是立宪民主与极权专制之异于人禽，不可两立；良政善治与统治治理分处不同层面，岂容混淆。时至今日，没人会说对于作为纳粹精神内核的法西斯主义，对于支撑现代殖民势力征伐其他文明的帝国主义，对于奴役戕害原住民的种族主义，对于贬抑女性的男权至上主义——总之，对于凡此种种意识形态之抵抗与排拒，竟然是一种所谓“意识形态偏见”。此为底线，不可突破，如同不能容忍以女童做祈福人牲之邪教，否则便是打开地狱之门。
是的，其所谓“意识形态偏见”，是指对于国朝建制立政的那种“主义”之拒斥。而它不是别的，就是笔者多所陈述之邪恶的“法日斯主义”。此种意识形态，将法家愚弱人民的残苛法术、日尔曼马恩之狂悖历史社会理念和斯拉夫列宁史达林之暴虐专政学说，杂糅混融，以所谓的历史规律宰制当下的人世生活，而他们是唯一掌握这一历史规律者；煽动和利用人性之恶，凭借霸道垄断一切权力与财富，将党国独大及其万世一系凌驾于国民福祉之上，公然宣称国家人民是自己的“家业”，而将邦国及其人民视同予取予夺的殖民地；特别是它摧残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要求一统与服从，践踏美感和人伦，崇奉神棍，迷信暴力，鄙视常识，早已令吾土陷入血海，天下颤栗。当其狂暴发作之时，多少同胞尸横沟壑，多少灿烂文明善果惨遭毁灭。痛定思痛，对于此种“法日斯主义”之厌恶、排拒与痛恨，绝非什么“意识形态偏见”，毋宁，乃是常态人类社会正邪不两立之同仇敌忾。时至今日，正是在此意识形态笼罩下，一个令自己的人民恐惧，也让世界不安的政权，其言行不一，恶待囯民，政策飘忽而不可预测。在此设问，于此怵惕，为人世生活布防，唯恐其少与缓，不惮其繁与速也。君不见，自由政体世界居安一隅，承平既久，了无斗志，大哥二哥麻子哥，致使“法日斯主义”坐大，本身懈怠而疏忽，终于招致大祸矣！
当下中国，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的大转型进程走到了最后关口，几经跌宕，就差最后临门一脚。将转未转之际，“法日斯主义”借助体制暴力，返身回头，不肯往前走了，致使近代中国超过七代人的长程接续浴血努力可能毁于一旦。故而，急切呼唤基于人性、呵护人生、尊重常识，而立基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之良政的国家理性，时不我待矣。在此，尊重常识与人性，容忍独立多元，鼓励自由探讨，兴盛公民政治，尤其是立法保护“国王的忠诚的反对者”，均为其目。从反面而言，则拒斥党国体制、权力垄断与领袖神话，取消书报检查与思想操控，同为其目。“纲举目张，则主权在民，治权在贤；政权为主，政府为客；授受以公，临治依法”，凡此政道与治道，蔚为其纲矣。
顺说一句，值此档口，放眼世界体系，基辛格这类跳梁小丑式掮客术势之徒，已无忽悠的可能性了，走到头了。保尔森式赚得盆满钵满的骗子，肯定也是见好就收，不敢再趟浑水。瑞幸之厄，自作孽不可饶，但实为金融绞杀之预演，牛刀小拭，兵不血刃，遭殃的是万千平民，而非国朝权贵与布局套现的巨骗大鳄。笔者申说之近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自由主义第五场战役，在边缘抗争燃烧烽火后，居然是以一场人祸大于天灾的瘟疫而全面铺展开来，正所谓不作不死，而人算不如天算，纵便诡诈，千般机心，奈不过天行有常也！恰如网议所言，从世界大国蜕变为全球公敌，将此凸显的转捩点竟然是一场撒播全球的疫病，虽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其病在腠理，非疥癣之疾，却为肘腋之患，无它，即此“法日斯主义”也！要是对此邪恶之教义进行抵抗与批判就是所谓“意识形态偏见”，如同对于劫匪之谴责就是“道德偏见”，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六、以真相与责任奠立政治基础
如前所述，现代政治是一种可问责性公民之道，人民为大，派生出有谬与纠谬、认错与道歉的政治文化。否则，便是恶政，囯将不囯。秉此以思，为防悲剧重演，则下述八端，允为起点。
第一，还原历史真相，切实查明新冠流行原因与病毒源头，特别是查明并公开真实病患资料，向全体国民如实交代。为此，需以“国务院白皮书”形式，载明其间央地政府所作所为，尤其是今年一月三号与一月七号两个时间节点的决策过程及其内容，说明为何及时向美国政府通报疫情，却对全体国民隐瞒撒谎，致令百姓毫无防范，死伤惨重。
第二，彻底追责，直至最高政治责任，责令向国民道歉谢罪，交由国法论处。
第三，释放公民记者、维权律师、信仰领袖、民间抗暴义士以及一切类此原因而遭受迫害的无辜国民，停止迫害直言教授。
第四，在武汉择地修建“庚子哭墙”，刻上所有此疫不幸遇难国民姓名、性别与生卒年月，寄托哀思，永铭教训。
第五，在武汉择地树立包括发哨人和吹哨人在内的九君子“义民塑像”，以志永念，伸张公民气节，褒扬公义精神。
第六，由政府出资，设立新冠遗孤与牺牲医护遗属抚恤基金（不包括删帖累死的网警）。
第七，设立“李文亮日”，也就是中国的“言论自由日”，全民铭记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根本宪政意义。
第八，取消动辄微信微博封号的网警恶政，严禁网信办侵犯公民隐私、言论自由等根本违宪之专断擅权，取缔警力动辄训诫教师、医生和作家等专业人士的思想员警权力，即刻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撤销一切学术、教育机构尤其是大中小学的党团组织，立刻停止全国范内大规模强拆之暴殄天物、丧心病狂，落实宪法对于私权的保护，特别是将地权归还人民，剥夺政府之为最大的垄断地主的合法性。
进而言之，细节而论，将毛某独占之纪念堂改建为“华夏先贤祠”，列展我华夏文明先贤志士；天安门广场每逢周末开放为 sunday market，还原广场的市民功能;中南海回归文物公园位置，不再为私宅与党派之用。循此往前，进境于开放报禁党禁，乃至于一人一张选票，每隔三五年，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挑挑拣拣，为这个大型国族甄选尽心适格的物业管理公司！总之，启动政改进程，明确宣示政改时间表，逐步抵达“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良政境界，不能再倒退，而时不我待矣。
顺提一句，时至今日，所谓民众未开，因而宪政难行、民主必乱之论，纯为不明所以之论，抑或，恐吓大众之论也。历史进程从来有赖于占人口百分之五的精英义士之前赴后继，示范推导。想一想法美革命、明治维新与辛亥年间识字国民的人口百分比，就不难理解历史从来都是精英创造推动的。故而，当下中国，以围绕着包括上述八点建议在内的具体事件而展开公民运动，点点滴滴，撬动僵化政治秩序，推导社会进步与政治改良，此其时矣，其必弘也。
总括而言，此番大疫暴露出的体制之弊与强人政治恶果，再度将政体之辩提上议事日程，令中华文明宪政秩序建设的迫切性更加显明。几年来国家政治之逐渐全面倒返毛氏极权与国际体系中之日益政治孤立，造成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这一危殆景象，有待于即刻拨乱反正，重归“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近代中国的主流文明意识和政治意志，而后迈步前行，和平大转型，最终实现“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这一现代中国的理想善境。否则，昨日的罪恶及其苦难不仅并没随着岁月流逝而消逝，那个作恶的体制依旧，而且，但凡稍一松懈，便已滑落至“文革”前夕。凡此种种，苦难深重，眼面前的事儿，岂是轻轻一句“翻篇了”所能打发！朋友，凡我同胞，不愿就是头念那样觳簌苟活的日子，为人为己，就当奋然抗争，再不能容忍极权政制继续施虐矣！
够了，这发霉的造神运动、浅薄的领袖崇拜；够了，这无耻的歌舞升平、肮脏的鲜廉寡耻；够了，这骁骁漫天谎言、无边无尽的苦难；够了，这嗜血的红朝政治、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够了，这七年来的荒唐错乱、一步步的倒行逆施；够了，这七十年的尸山血海、亘古罕见的红色暴政…
庚子春末夏初，忿然、忧然而怆然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