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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舒吉:反共的人不一定都可以引为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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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老爱把汉人居多的中共统治者与维吾尔人等少数族群之间历史上的压迫与被压迫的矛盾,随意归结、放大为汉人这一相对强势的族群与维吾尔人等少数族群之间的民族矛盾,这客观上是在为中共统治集团开脱罪责。事实上,中共统治集团里维吾尔人等少数族群中也占有不少人,而中共统治集团中的汉官从不维护普通汉人的根本利益,它们其实是苏俄的代理人,被大众称为“黄俄”。

前些天有人在某法律人群里说到:设在美国的世维会负责人伊利夏提不屑于和汉人称兄道弟,认为彼此体貌特征差异太大,还说新疆是中共尤其是汉人强加给他们维吾尔人的侮辱性词语。说到伊利夏提相关言论的这位朋友很担心东突独立运动成功后汉人在西域不仅投资会打水漂,生命都很难保住。有人接茬儿说了一些汉人是劣等民族,活该挨收拾;中国各地尤其是边疆最好都独立了才有希望民主化,并流露出自己所在的族群比汉人优越,而汉人还不如黑人,对疆独藏独蒙独等都应该无条件支持的观点。在某法律人群里出现汉人劣等民族论,令人惊诧不已。

有关族群、宗教、统独等问题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简单地用一句两句话去说清楚。有些人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老爱把汉人居多的中共统治者与维吾尔人等少数族群之间历史上的压迫与被压迫的矛盾,随意归结、放大为汉人这一相对强势的族群与维吾尔人等少数族群之间的民族矛盾,这客观上是在为中共统治集团开脱罪责。事实上,中共统治集团里维吾尔人等少数族群中也占有不少人,而中共统治集团中的汉官从不维护普通汉人的根本利益,它们其实是苏俄的代理人,被大众称为“黄俄”。

就像有的人整体上否黑人,这是不对的,同样现在有的人整体上否汉人,这也是不对的。白人也不是个个都优秀,包括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因此简单地以肤色、种族等某些外在的特征来谈事,基本上就是无厘头。起码维权社运人士,特别是一些自认为很有代表性的人需要避免以上的错误认识,应当看到:不论哪个族群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不存在谁是绝对的优,谁是绝对的劣的问题,否则就陷入了希特勒的优等民族论。

伊利夏提,我不想说他一贯曲解历史,如果他只是一个东突独立运动者,或许他对历史的刻意解读有他的特殊目的或者现实需要。重点是现实中他又动辄以学者面目出现,对大多数不了解西域历史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他对整个西域历史的解读经常是东拉西扯、生搬硬套,发表的不少东西都令人匪夷所思。据说他是建设兵团出来的,曾经受过兵团的系统教育,也就是汉族学校而不是所谓民族学校毕业的(当然我了解的情况也不一定全对)。基于这样的经历,他对汉人的心理、思想、文化、人文状况、社会生活等是比较了解的,可谓是“知汉派”,只是他给出的论断大都很不客观,经不起推敲,应该主要是基于他个人的政治利益考量。对这种“知汉派”,人们更应多观察、多考证、多鉴别。

据我所知,最起码在“伊犁将军”设立之前,天山以北是没有维吾尔人的,那里是哈萨克人、蒙古人或者其他一些族群在活动。“伊犁将军”设立以后,因屯垦的需要,第一批计划迁6000户,但实际上是到了1万多户。这往后维吾尔人越来人越多,天山以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北疆,才有了维吾尔人真正成建制的存在。需要指出的是“新疆”一词是清朝平定天山南北以后的叫法,此前这里更多时候被称为“西域”,之所以叫“新疆”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于大清。中共建政后,有人一度想改“新疆省”为“天山省或昆仑省”。历史上中共为建政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反国民政府的就予以认可、支持,正如早期的台独人士大都得到中共的鼎力相助一样。中共在建政前曾积极参与的所谓“三区革命”,就与当代东突独立运动的形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看来,东突运动发展到今天无论是“东突厥斯坦”,还是“东土耳其斯坦”很多时候就是后面某些人的政治噱头,并不是一个历史上的存在,也没有曾经的法统。

我曾经批评过在海外多年的一个朋友,他跟东突运的一些头面人物打得火热,我认为他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东突运的某些头目,在反共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反汉,他们对普通汉人是极为仇视的,某种意义上说反共是幌子,排汉或许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这一点从迪化“7.5”事件某些人高喊“杀汉灭回”的口号也能看出端倪。拼命排斥甚至要整体消灭其他族群的人就不能成为中国民主化事业的同道,至少我们不能引他们为同道。如果他们做得过分的话,在尊重他们基本权利的同时,对他们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和行为及其产生的危害,有条件的时候要公开指出,没条件的时候也不能认可他们这样的思想。

中国的族群政策,由于中共盲目地学前苏联,导致了更为严重的民族问题出现,它说要做到所谓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满意,什么两个离不开或者是几个离不开,其实中共一个也没有做到,更没有做好。客观上中共的族群政策让众多普通汉人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汉人某些方面比少数民族活得更窝火更憋气,所谓大汉族主义许多时候就是一个伪问题。中共用小恩小惠去收买所谓少数民族,尤其收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并没有换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更强的归属感,反而越是因实行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差别化待遇,产生的离心性越强。我在所谓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生活过几十年,这个问题恐怕要比很多人特别是长期在海外生活、一直没办法近距离接触、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现实情况的人体会得更深。

解决中国的族群问题的前提应该是努力实现普遍的人权,而不是实行民族待遇差别化,应在充分考虑现实因素的前提下,兼顾历史传统,借鉴美国等国家强调公民身份、淡化族群色彩的经验和做法,对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进行重构,至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样不伦不类的设置及其行政区划要做相应的调整。作为维权社运人士,无论是身在海内还是在海外,都不应当因为反共心切,就以一个破坏者的心态去谈论族群、宗教问题。应立足于公民社会自身建设,着眼于促进长远稳定的族群关系,为形成一个比较和平的局面去思考族群等问题,断不可动辄煽动族群仇恨,让问题变得更加极端,更加复杂。前苏联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因为实行差别化的民族自治政策,引发了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最终导致民族分离主义蔓延,发生了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屠杀,国家陷入了分裂,而南斯拉夫整个国家最终走向了解体。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值得我们很多人去深入地去研究、分析。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需要吸取,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应避免重蹈这样的覆辙,需要全力以赴地避免前南斯拉夫那种悲剧在中国大陆发生。因此不妨多向他人学习,比如在族群问题研究方面,原德先生研究所的张辉先生就颇有见地的,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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