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作性的层面来说，我们还有可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误会”。考虑到不同人的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的差异，我们不能预设在所有情况下一个人都能准确地将另一个人的仇恨言论识别出来，再进行举报，或者说，我们不能预设所有被举报的言论一定都是仇恨言论，更不能预设处理这种举报的公权部门也不会产生这种误会并对该言论进行处理。假设在一个极权／专制国家有针对某些仇恨言论的惩罚，某个人发表了一种针对某群体的公开言论，仔细探究的话它本身并非仇恨言论，但由于发表者的表达能力问题，被一些受众误解为仇恨言论且被举报。凑巧的是，处理这个言论公权部门也是将其理解为仇恨言论，并对那个发表者做出严厉的处罚，由于在这个国家被公权处罚的公民没有上诉或救济的机制，这个被误会的人就此蒙冤受难，得不到平反，更别说得到赔偿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是否认存在明显的仇恨言论，但是对仇恨言论的惩治并不会只针对明显的仇恨言论，因为言论自身不会自我标签，我们必须考虑将“举报仇恨言论”普适化后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可普适化论证”和“操作性论证”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补充的。
我们伤害的是谁？
我认为上面三个论证基本可以证成对极权／专制国家下的举报言论的反对立场，不过，它们并不是最初驱使我反对举报言论的原因。
在我看来，一个极权／专制国家，唯一有可能摆脱治乱循环的就是其公民社会本身的成熟，尽管谈论公民社会在当下的中国已经变成了一种讽刺。正如我前面所说，我并非反对一切举报，一个极权／专制针对那些违反基本正义的行为进行惩罚，也是具有合法性的。然而对于那些我们厌恶的言论或认定是错误的言论，如果不愿意置之不理，那最好的做法也不是举报，而是与之争锋相对。如果那种言论带有极强的侮辱性，或者将对某个群体产生情感伤害，那或许可以在公权的范围外找到办法对其进行“教训”甚至“报复”，匆匆诉诸举报，等于过早让渡出自己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也等于贬低公民社会处理内部纠纷的能力。
有的人可能不承认极权／专制政府有管控言论的合法性，但认为借助公权力去打击政治对手，不失为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然而，这最多是一种短视的政治现实主义，长远来看，举报言论可能带来更大的恶果。
假设有一天，当朝换了一个领导人，ta上台以后，有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迹象，比如任命了一些改革派，同时恢复了任期制和多人领导，就像邓在80年代初做的事情。这时ta提出，为避免国家进一步法西斯化，鼓励对那些发表极端国家主义言论的人进行举报，可以追溯以往。
许多以前被五毛和小粉红迫害的人觉得报仇的机会来了，于是将早就搜集好的网络截图作为证据提交公权机关。这些被举报的五毛和小粉红都因为自己以往的言论受到惩罚，一些有过战狼言论的体制内人员也被举报。言论的国家主义成分越高，被惩罚得越重，轻则被体制内单位开除，重则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国家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更加完善的针对言论的举报-惩罚机制（目前我认为这个机制尚不存在或尚不完善）。
没多久，这位有改革决心的领导人在一场政治斗争中下台，上来了一位有强烈国家主义倾向的领导人。ta给被举报的五毛、小粉红、体制内人员“平反”，但前任留下的举报-惩罚机制，ta完完全全地继承了下来，现在又鼓励举报“恨国”言论，可以追溯以往，尤其是自己前任时期。
这当然是我编的，但谁又会说这样的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呢？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在一个极权／专制国家，有权去界定什么言论可以被举报的只有当局，而它对此种言论的界定是没有根据的，有时你厌恶的言论恰好在可举报的范围，有时被举报的恰好是你的言论。更糟糕的是，在极权/专制国家下对言论进行举报，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加速那个针对言论的举报-惩罚机制的建立。
有的人认为，举不举报，权力结构和大环境照样会恶化，这不是小粉红能决定的，也不是政治反对者能决定的。然而一些研究发现，在中国其实存在某种程度的“威权反馈”（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2015年有一篇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期刊》的文章，叫《威权反馈的来源：一场在中国的田野实验》，里面提到：大约三分之一的县政府会对公民在网上表达的要求进行反馈，越有可能出现集体行动的情况，越有可能向上级政府告状的情况，县政府的反馈性就更强。但这并不一定是好事。这一年来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惩戒，跟小粉红的举报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自己被举报那一次，孤烟暮蝉中午在微博挂我，下午四五点警察已经来敲我家门，“反馈”不可谓不快。反国家主义者大量参与举报，有可能导致小粉红的疯狂报复，如此社会就出现了举报的常态化。针对这样的常态化，“威权反馈”更有可能让党国名正言顺地将举报制度化，这样的制度化似乎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只会让国家更加名正言顺地处理“恨国党”。
更严重的是，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在更深的意义上伤害了我们自己的“人格整全（integrity）”，比单纯地限制我们的言论和思想自由伤害更甚。
我们和那些举报的小粉红的区别在哪呢？难道是他们爱国我们恨国吗？当然不是，就像钱永祥先生说的，自由派也可以是爱国者，进步派也可以是爱国者，国家主义者无法垄断对爱国的解释权。
或者说，因为他们相信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我们相信自由主义吗？这两者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从学理上的优势来说，天平没有显著地偏向一自由主义一边，而且许多批判权力的人也并不都相信自由主义。
那是因为我们比他们聪明，信息渠道更完整吗？这种智力上的优越感在进步派中确实存在，但我也见到过许多偏信的异见者，也知道一些获取了相对完整的信息以后依然站在政府一边坚持举报的人。
还是如韩乾所说的，他们是投机份子，而我们是能基于政治信念行动的？这个我在《政治认知主义与政治行为主义》一文里有分析：他们并非不能基于政治信念去行动，而我们这边，有不少人也并不是基于政治信念去批判权力的。
归根结底，我们要相信，自己至少比他们高尚一点点，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相信人有超出于物质需求以外的，更高的精神追求，而且相信为了实现这些追求，需要比现在更大程度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我们真心认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且愿意付出一定代价去捍卫它们。那些会伤害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行为，我们就不该去做，不然我们的言行就是自我挫败的。
或许有人认为，仇恨言论或法西斯言论不应该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但没有侵犯他人权利的言论，不能天然被排除在言论自由之外，因此“举报言论”确实是一种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只有用比它更高的政治价值才能为之辩护，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只有在民主国家，对仇恨言论的举报才是正当的，因为可以为之辩论的价值，除了群体间的“社会正义”，还有“民主”。而在极权／专制国家对言论进行举报，这既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也是跟一个不义政权的合作，我不知道有什么样高的政治价值可以为这样的事辩护。
有一个人曾经和我诚恳地探讨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她的疑惑值得重视。她说，像她这样一个普通人，没有勇气去做太出格的事去“报复”一个发表惯性发表侮辱女性言论的名人，只能默默地选择“举报”。她知道这样的做法并不“高尚”，但她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她不想忍气吞声。我非常同情她的这种感受。施克莱（Judith Shklar）在《不正义的多副面孔》中说，社会中的群体有权利就他们所感受到的“不正义”进行发声，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即便这些不正义超出了其他群体的感知，而且也不一定能得到救济。但施克莱也强调，这种针对不正义的发声只有建立在一套程序民主之上才是有保障的，程序民主既保障了这些群体发声的权利，又保障了被他们所控诉的对象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对待。虽然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我依然可以把她的那种“举报”同情地理解为是“对不正义的控诉”。
如何在这个时代存活？
我的立场也许不容易被大多数朋友接受：我既反对跟“小粉红”或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主义者对话，也反对用举报他们的言论来进行斗争。小粉红被“墙国现世报”了，你要去为他们奔走呼告吗？我觉得大可不必。但是我们自己要不要和党国合作，去搞小粉红？这又是另一个问题。有朋友可能会认为我咸吃萝卜淡操心，小粉红怎么可能有什么言论会被当局惩罚？但考虑到“NMSL出征”之类所造成的恶劣国际影响，当局未必不会对网上一些沙文主义的言论进行管控。事实上，有些所谓“狗粉”已经被公权部门找过了。
政治当然是现实的，也可能是肮脏的，有时也需要斗争，但斗争的过程中，要是把自己拉到像对方一样的水平，泯灭了自己和对方的区别，只是为了赢，那斗争的结局，即使是我方获胜，从政治后果来说，只不过是对方以另一种面目胜利了而已。小粉红和党国，都是潜在的极权主义者，在极权／专制国家举报言论，本身也是一种极权的做法，用极权的手段让一种极权去压制另一种极权，是极权胜了，还是自由胜了？
这意味着我们要坐以待毙吗？并非如此。斗争的办法不是跟小粉红互相举报，而是抵制举报：对每一次小粉红的举报予以无情抨击，对每一个被小粉红举报并受到伤害的朋友的表达声援和提供帮助，建立一个支持受害者的社会网络，将这一切扩散开来，赢取路人的同情，甚至可以建立一个举报者黑名单，让我们的朋友远离这些人，避免被他们背后捅刀，还可以发给自己开民营企业的朋友，免得他们招到这样的卑鄙小人惹祸上身。最近北师大的学术委员会保护了一位被举报“反马克思主义”的老师，也算是抵制举报的一个令人欣慰的成果。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一边大力谴责举报的同时，另一边却也在举报，一边批判公权压制言论的同时，另一边遇到自己厌恶的言论，就忙不迭地对那些言论进行举报，这已经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这是没原则，也没骨气。
我想起历史上那些参与社会变革的激进群体，成功的例子有英国的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s），失败有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前者去砸官员家的玻璃窗，后者去搞恐怖主义行动，但我没听说里面有人去举报男性沙文主义者和斯拉夫派。
伯林在《俄国思想家》里“父与子”一章中，如此评价以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俄国自由派“知识阶层”：“自由主义者的两难式，因此竟成无从解决的困局。他们希望摧灭他们觉得完全邪恶的当道体制，他们相信理性、世俗主义、个人权利、言论与结社及意见的自由，各集团与种族及国家的自由，更大的社会与经济平等，以及最重要的公道。有人极端之至，至于不顾性命，欲以暴力推翻现状。他们敬佩这些人的无私的奉献，动机的纯洁，以及殉道精神。但他们又害怕，恐怖主义或雅各宾手法引生的损失可能无法弥补，而且大于任何可能的益处。他们畏惧极左派的狂热与野蛮，害怕它们对他们所知的惟一文化的蔑视，以及对乌托邦妄念的盲目信仰——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都是乌托邦妄念。”
我们这个时代，站在自由派左边的是女权主义者、托派和反国家主义的毛派，2018年以来，他们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压，未必比自由派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我这篇文章，本来是写给广义的反国家主义阵营的朋友看的，但如果自由派以外的一些朋友不接受我里面的许多预设，那我就只写给自由派的朋友。在未来，如果自由派在中国难逃一劫，那希望自由主义的火种能保存下来，但如果在这之前自由派都已经完全蜕化成不讲自由主义原则的斗争狂，那自由主义还有何颜面去参与中国的未来？
这个才叫做“自掘坟墓”。
注释1： Jidong Chen, Jennifer Pan, Yiqing Xu.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Responsiveness: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5, Volume60, Issue2.
注释2：这一对话主要围绕柯洁被女权狙击一事。柯洁在微博多次发表厌女言论，最近却进入“2020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公式名单，网上的女权主义者对此。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是在豆瓣的“自由吃瓜基地”和“鹅组”，由于上面两个小组去年曾经参与过对我的举报和人肉，且他们将柯洁的微博言论截图发出，与小粉红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微博言论截图发出类似，我最初的反应是“这种举报和小粉红的举报区别在哪？”最后经过和一些朋友的探讨，我认为这未必构成举报，可以在理解为是针对柯洁被评为劳模和先进工作者的“质疑”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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