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造就的，有什么样的人就能造成什么样的社会，也就能留下什么样的历史。出生于70年代以后的人们根本无法想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场景，比如：大脑健全的人像精神病患者一样地扭动身体跳“忠字舞”，坚定的无神论者们像宗教徒一样念念有词地“早请示、晚汇报”。十年文革，中国社会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经济停滞，百业萧条，商品短缺，老百姓的生活极度贫困，以下是《文革笑料集》中记录的几则当时的历史片断，以七分纪实、三分传闻的方式再现了当时的一些场景。
文化大革命九十号
那时城市居民购买很多东西都需要凭购物票证，这种票证按家庭发放，有的是每人一份，有的是每户一份。涉及的商品五花八门，如香烟、白酒、茶叶、肥皂、豆腐、粉条、花椒、芡粉、白糖、红糖、豆腐乳等。有的城市票证竟发到九十号，1976年在进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风行一首歌曲，叫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一天，某居民委员会集会，大家一起唱这首歌，可是其中一个老太婆却唱出：“文化大革命九十号、九十号”。居委会主任问她：“喂，你唱的是什么啊？”
老太婆说：“是嘛，我听许多人在说：烟号票，酒号票，豆瓣儿豆粉也要票。肥皂一月买半块，火柴两盒慢慢烧。妈妈记，娃娃抄，号票不能搞混了。逢年过节票更多，号码众多记不了。豆腐乳，一张票，粉条猪油各一票，三钱黄花一张票，一两木耳五张票。婴儿另发白糖票，产妇专配红糖票。文化革命票证多，九十号还是少算了。”
居委会主任听了，觉得也有道理，真是没法说又没法恼。
用票号嘲讽官员
当时成都有一个官员，在批邓（小平）方面颇为卖力，一次他在台上对邓进行诋毁漫骂，以至达到声嘶力竭的地步。这时，台下有人写了一个小纸条递上台来，纸条上仅一行字：“你是八十七号吃多了吧？”
此官员心知来者不善，但因不知道票证八十七号购买何物，当时也无法发作。待散会回家，问家中管采买做饭之人：“八十七号买啥？”答曰：“胡豆”。官员惭愧之余，明白了纸条上内容所指，那是骂他胡豆吃多了，在那里频频放屁哪。
后来，“四人帮”被抓后，上面号召“继续批邓”，该官员又登台作报告，为了表示贯彻上面精神坚决彻底，他拍胸大叫：“我就不怕！天不怕，地不怕！”这时又有纸条递上台，上面只写着几个字：“你怕十九号。”官员回家后经过寻问，才知道票证十九号买火柴，心下又明白过来。怕火柴即怕火，那就是草包呀！四川人对于那种胸无点墨却虚有其表的人，非常鄙视，把他们称作草包。
农村穷过年的对联
当时媒体报刊上，一个劲儿地宣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在农村，社员们过年也已接近无米下锅的地步，县上却又传达下来新精神，“要过一个革命化的勤俭节约的春节！”
有个社员针对这种情况，写了两副对联，分别贴在大门和灶房门上。
大门对联是：只准田里长草愈密愈革命，力争柜中无米越穷越光荣
灶房门联是：勒紧肚皮提倡清汤寡水，咬住牙巴打倒腊肉年糕
精神变物质
文革时军事院校里面的所有“革命”师生，每人都发一枚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字样的“领袖像章”。这种像章有一定的代表性，颇受社会上人们的欢迎。当时军事院校的学生们也四处串联，有的就将这种像章用来换粮票，每枚像章可以换二十至四十斤粮票不等。
有个学生在火车站换粮票时，被车站纠察队员抓住了，问他：“为什么将领袖像章当商品换来换去？”学生巧辩道：“这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又变精神。还有，我换粮票带回家，就救了正在挨饿的全家老小。”
作者是和尚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某机关理论组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省委领导人抓养猪工作是“以生产压革命”，当时被扣上“以生产压革命”这顶帽子的，往往都是那些为保证正常生产，解决老百姓正常生活问题的正常工作。大字报还说“生猪多了，猪肉多了，但方向偏了，要变修正主义。”当时猪肉供应是限量的，每月只有一斤计划肉，老百姓们正在为此而心焦。看到这张大字报，更加气愤。有人灵机一动，用红笔在大报题目下批上一句：“作者是和尚！”
整天口中喊着革命口号，肚子却饿的瘪瘪的，精神真的能变物质吗？这段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就这样发生在中共国的国土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