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明星粉丝极端事件中，我们听到的都是杨丽娟这样的单向投入粉丝的“著名事迹”，而在这之后，粉丝——偶像的关系变得不再单向化，更像是一个双向的箭头，甚至这个箭头一度有开始向粉丝那边倾斜的趋势。
到2013年，随着TFBOYS的出现，养成系偶像的战线开始拉得更长，粉丝甚至可以像“亲妈”一样看着他们一路从小长到大。
数字文化领域学者凯文·凯利曾说过：
“任何从事创作或艺术工作的人，例如艺术家、音乐家、摄影师、工匠、演员、动画师、设计师、或作者等，只要能获得一千位忠实粉丝就能维持生活。”
这句话在微博时代显然更容易实现，而且我们可将它反过来理解——只要你拥有了一千位忠实粉丝，就能在维持生活的前提下作一个明星了，更不要提一万、十万名忠实的粉丝了。
资本市场自然也看到了这里的商机和明星门槛的大大降低，于是自2014年后，各式各样的选秀造星节目应运而生，《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火箭少女101》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在如今这个年代，明星不叫明星了，应该叫“爱豆”（偶像，英文idol的谐音）。和爱豆同步进化的，是饭圈的规模化和分工的多样化。
粉丝群体因为相同的情感追求而聚集成一个情感共同体，为共同的偶像加油。心理机制和文化概念成为粉丝放弃个人追星行为而加入到群体狂欢中的重要原因。
巴赫金在“狂欢理论”中指出，人们在狂欢期间可以尽情放纵自己原始本能，与他人一起纵情欢乐，开怀畅饮，狂歌狂舞。
粉丝们会在舞台前热情应援，期待与偶像的近距离接触。他们也依靠交互性极强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形成偶像的后援团。这些狂欢的行为能让他们暂时抛开现实生活中的压抑和烦恼，释放内心的情绪。
而付出→回报这条线，是在早年间的受众型粉丝团中所没有的：付出再多，又有多少人能和刘德华见上一面，说上一句话，甚至握一握手呢？但现在不同了，粉丝在偶像身上投入的金钱、时间和物力是和他们最后所收获的东西直接成正比的，只要你付出得足够多，你就可以和自己的偶像见面、握手甚至获得合影的机会。
但与此同时，社会对偶像的批评也接踵而至，舆论普遍指责现在的偶像才华、唱功、演技不如以往，似乎比起张国荣、刘德华、张学友这种影音双栖且口碑俱佳的明星，实力和艺术造诣均有所欠缺，他们往往只是“空有一副好皮囊”，却难以交出令人满意的艺术作品，就如同工厂流水线上赶工制造出来的产品一样，质量、水准都无法和传统手工制品媲美。
与如同产品一样批量制作的爱豆相对应的，是粉丝团体的规范化。
从前《超级女声》有粉丝团在街头卖力地为偶像拉票，请求路过的行人掏出手机为偶像投出一票，如今饭圈形成了一种完善的分工架构，包括摄影组、数据组、文案组、控评组、反黑组等分工明确的任务组别。基本上接管了之前明星的宣发工作室全部职能。
在爱豆的微博评论里，你会看到千篇一律的文案内容，它们大多出自应援会的手笔，而粉丝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排成队列整整齐齐地复制粘贴。
在一篇名为《想不花钱追星，你敢》的文章中，作者女生完完整整地回顾了几个月里，她在饭圈跌打沉浮的经历，其规范、高效程度足以媲美一个小型的NGO（非政府组织）。
比如，她提到粉丝在爱豆的微博下往往会有几种操作：抡博，指粉丝注册数量不等的微博小号，转发偶像的微博内容给其刷流量；热搜控评，指粉丝自发组织在偶像的社交媒体下面把正面的评论点赞回复，使其上“热门评论”，负面的评论就要么无视，要么举报；打榜投票，即偶像有新歌之后，去各种评选榜上投票刷热度。
她曾经为某个偶像加了“打投群（打榜投票群）”。群里有专门的管理人员，给她们发放大批从淘宝买来的、已经注册好的某平台小号，并让粉丝们手动登录投票。群里人按组领号，每组10个。甚至管理员为了激励组员，每天都会进行投票数量排名，并综合几天的结果，给予最票最多的几个人一定的奖励和考核。每天群里投票的前几名，投票数量都能高至上百组。
打榜/投榜或许是最劳神的，而最伤财的无疑是一切和爱豆有关的大小周边，他所代言的产品，以及为他们冲榜单所购买的单曲。
资本的大口是永无止境的，而同样，只要粉丝手里有无穷的钱，他们就可以不停地朝这个黑洞投下去。
因此，当她没有掏钱购买一件看上去不划算的偶像周边时，她的负罪感产生了：
“我心中异常惶恐不安，原因无他——我并没有为了我的爱豆，购买那款味道不好闻的劣质香水”。
不知什么时候，资本已经悄无声息地把“花钱投入”培养成为粉丝们心中的常态。
07不能轻易从这场游戏中逃脱
如今的饭圈比起十几年前的超女粉丝团的上街拉票，二十几年前的歌迷购买盗版音像产品，无疑更像一个分工明确的蜂群。而正是这种类似NGO的特性，使得饭圈在集体行动上有着更高的效率，和从上至下更强的整体性。
2020年初，武汉新冠疫情爆发。1月21日，朱一龙公益应援个站就发布微博，表示将联合湖北省慈善总会、省希望工程等单位对武汉等地进行援助，提供口罩、一次性消毒棉片和洗手液，并附上了捐款链接。
20多分钟后，10508位粉丝就筹集了178286.26元。而随后其他明星的粉丝团也纷纷响应，一时间，张艺兴、王源、蔡徐坤等粉丝团也加入进了这个高效的捐款行列。
在这一切响应速度快慢的背后，是操作流程的差异，以某明星粉丝团为例，他们的一般操作流程是：找物资厂家联系渠道——联系湖北医院对接人——确认物资符合标准——计算需要捐款的数额——发动筹款——找物资厂家购买物资——寄出捐赠物资——公示账单。
而根据湖北省红十字会官网，红十字会的工作流程大致是：接收捐赠款物——（湖北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公布使用情况。
饭圈能在重大问题上行动如此高效的一大原因，便是内部人员的多样化，在饭圈中不乏平日从事市场、公关的专业人士，协调起来自然是轻车熟路，加上不必红十字会的大额预算，饭圈的预算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她们需要在短时间内计算出最优解……
可以想见，这样的行动力，将在平时的打榜中产生多大的效益。
而在平时追星的过程中，随着这些时间和精力投入的越来越多，也使得粉丝在“出坑”和“退圈”时所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当投入了足够多的财力物力后，退出这个游戏显然是一件很不划算，也十分辜负以往自己的事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明星们传出负面新闻或是公关危机时，无论爆料的锤有多么的实，微博上最活跃的粉丝团成员往往会选择“相信自家的偶像”。
比如近期发生的吴亦凡性侵事件，我们都鲜有看到投入最多的铁粉迅速脱粉的例子，而明星的粉丝后援团也会第一时间发表支持自家偶像的言论——当在偶像身上投入足够多了之后，粉丝会视偶像为自己生活、衣食住行的一部分，因此对他们来说，与脱粉一同脱掉的，还有自己曾经付出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彻底地在“内团体”中安营扎寨了。
何为“内团体”？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曾在1906年就记录了人们根据群体成员关心来区分自己这一普遍趋势，而后来的社会学家进一步地把这种团体称为“内团体”(in-group)，把圈子之外的团体称为“外团体”(out-group)。
其中，内团体可以指具共同利益关系，也使成员具归属感、密切结合的社会群体，而外团体则是在这之外的其他圈子。
在内团体圈子中很容易发生“内团体偏私”，也就是说，当人获得一种群体成员身份后，即便所获得的身份是虚假的，人们依然会不自觉地将自己所属的内群体与外群体相比较，进而产生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认同，并倾向于给内群体成员较多的资源与正向的评价。强烈的群体认同会使成员形成积极的偏爱，并对自己的群体成员有积极的态度。
举例来讲，为何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总统大选时，双方的选民僵持不下，且选民之间很少有流动到对面的案例（无论候选人爆出多大的丑闻）呢？
就是因为双方的选民在社交媒体上，往往会转发、评论和点赞支持自己党派、丑化对方党派立场的媒体，这样一来的结果便是，双方对自己党派的信心与忠诚度越来越高，对对方党派的厌恶越来越深，就如同两座固若金汤的城池一样，没有丝毫的联系和流动。
粉圈进化到现在也是如此，当资本的雪球越滚越大，告诉你你的偶像只差你的那一点点支持；当你投入了一百、一千、一万元进入这场游戏；当你结识的圈内朋友越来越多，关系已经好到了线下面基的程度......这一切都在告诉你，你不再能够轻易地从这场游戏中脱退。
08小结
让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如今在中国大陆爆红的“顶流偶像”，我们能想到多少是来自香港的？多少是来自台湾的，或是其他华人地区的？好像并没有太多。
曾经属于四大天王、张国荣和费翔的“受众型粉丝”时代已然过去，选秀和数据流量作为头牌的时代早已到来，“火”意味着参演了足够多的当红综艺和电视电影，因为这有足够高的曝光度。
饭圈乱像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早已成为口号，即便一朝成名，没有长时间的流量维系，没有粉丝团的应援，你的星光也会很快黯淡下去，被下一波流量覆盖、卷走。
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传统明星选择了向这个趋势妥协，并成为其中一员。
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把二三十年前出道的女艺人们请到节目中，让她们PK，并由粉丝打分决定她们的去留。宁静、张雨绮、周笔畅……这些曾经的影视、音乐明星，如今也无法避免地被套进这张大网里，接受曾经顶礼膜拜她们的粉丝的审视和评价。粉丝惊叹于她们美丽的永驻，感慨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发现她们的魅力，纷纷“路人转粉”。
走过了偶像=意识形态的年代，走过了明星代表现代化进程的年代，做过单向受众型粉丝，我们如今终于“当家作主”了，人人都可成为明星，只要你与网络互连；成为粉丝的成本大幅降低，只要你肯动动手指关注。
社会发展到当下，让追星变得太便利了，追星能释放出的狂热和能量也可毫无阻碍地在网络空间蔓延，如果不加节制，后果可想而知。这也说明当下整治饭圈是多么必要。
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时代会怎样？明星和粉丝的边界还会进一步的模糊乃至消失吗？我们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饭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会消亡，消亡的是疯狂且无底线的饭圈，以及压榨青少年钱包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