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他们早就以影像的形式展览过了。欧洲死亡集中营的照片被当做历史重要的见证，而这并没有考虑照片中的人或幸存下来的死者家属的感受。但这些活着的人的情感从来都无人在意，理查德·朱拍摄的那张刚遭暗杀的罗伯特·肯尼迪的照片被展览了，埃塞尔·肯尼迪（EthelKennedy）抱着丈夫恳求摄影师不要拍照的照片被展览了，越南小姑娘遭到凝固汽油弹袭击后裸身奔跑的照片被展览了，米卡尔·贾奇神父被奉为神圣的死亡照片也被展览了。一切都被展览出来了。相机镜头无法辨别生死，历史对一切一视同仁。
跳楼者的照片和刚刚提到的其它照片的区别是，身为美国人的我们，正被要求遗忘它们。这种历史性的区别就是，宣称爱国的美国人们，已经选择不再去看这些照片了。十几个，几十个，也许上百个人从燃烧的大楼跳了下来，但吊诡的是，我们已经认为这不值得被关注，因为我们早已默认这种关注本身也毫无意义了。
凯瑟琳在父亲的葬礼上没有看记者夹在胳膊下的照片。她妈妈尤劳吉娅也没有看。只有姐姐杰奎琳看了一眼，随后勃然大怒，轰走了那位可怜的记者。但此后，这张照片就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她们。诺伯托是这个家庭里最重要的人，他的人生座右铭是和家人“永远在一起”。这个家破碎了，而那张跳楼者照片还在继续撕扯着母女们。她们不相信照片上的人是诺伯托，也逐渐疏远了那些根据报道分析而笃定的人。
倘若诺伯托还活在世上，他们一家还会住在昆斯市那条最熟悉的街区上。而现在，尤劳吉娅太太和孩子们忍痛割爱搬到了长岛，只因为16岁的女儿塔迪娜。她长得最像父亲诺伯托：宽宽的面颊，黝黑的眉毛，厚厚的黑嘴唇，不拘言笑。然而在原来的房子里时，她每晚都能梦见父亲，总听见有人在枕边窃窃私语，说她父亲从窗户跳了出去。
诺伯托绝对不会从窗户跳下去的。
世界各地读过切尼写的那篇跳楼者文章的人都相信，照片上的人就是诺伯托，他就是从世贸大楼的窗户跳下去的。一些人写了很多关于他跳楼的诗。还有一些人打来电话，说要给他的家人捐款，或是想要有偿采访。但他绝不会跳楼的，他的家人明白，那个跳楼的人绝对不是她们的爸爸。“他一直想着回家。”一天早晨，在挂满父亲照片的客厅里，女儿凯瑟琳说，“他一直想着回家和我们团聚，他知道从窗户里往外跳是回不了家的。”
凯瑟琳22岁，皮肤黝黑，有着一双褐色眼睛，穿着T恤和运动裤，脚上蹬着一双拖鞋，紧挨着妈妈坐在长椅上。她的妈妈皮肤呈焦糖色，褐色的头发紧贴在脑袋上，穿着一身点缀着蓝天和白云的套裙。尤劳吉娅太太在大部分时间说英语，遇到关键问题时，马上用西班牙语与女儿耳语，然后由女儿翻译成英语。
“妈妈说他死时一定在想着我们，她仿佛当时就在现场看着他一样。我知道这听上去有点奇怪，但她非常了解他。他们从15岁就在一起了。”尤劳吉娅太太知道，丈夫诺伯托不会因烟雾和大火就跳楼抛弃了她们母女，为了和家人团聚，他可以忍受任何痛苦和煎熬。她知道丈夫死去时，最后在眼前出现的一定是妻女们的脸庞，而不是窗外空荡、美丽却残忍的天空。
为何这么确信呢？“我帮他穿的衣服。”尤劳吉娅太太用英语回答，脸上浮现出笑容，随即又陷入伤感。“每天早晨我都帮他穿好衣服。我记得那天早晨他穿的是绿内裤，黑袜子，蓝牛仔裤，戴着卡西欧表，上身穿了一件方格蓝衬衣。”她开车送他到了地铁站，像往常那样，他冲她挥了挥手，随后消失在了台阶后。
他在公司不需要换上工作服吗？“他在餐厅换衣服，”与父亲同在“世界之窗”上班的凯瑟琳说道。“他是糕点师，所以要穿白裤子或厨师裤，就是那种黑白相间的格子裤。他会穿白色外衣，里面套一件白色T恤。”那他穿过橘黄色衬衣吗？“没有，”尤劳吉娅太太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丈夫没有橘黄色衬衣。”
这里有几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的是橘黄色衬衣。想看看照片吗？凯瑟琳代妈妈回绝了，然后解释说：“妈妈不应该看。”然而过了一会儿，当她独自在门外的台阶上坐下时，她说：“请，请让我看看，快点，别让妈妈看见。”
当她看到理查德·朱对这名跳楼者连续抓拍的12张照片时，突然惊讶得屏住了呼吸，轻喊了一声妈妈，但尤劳吉娅已经站在了她身后，伸手拿走了照片。她一张一张地仔细端详，脸上浮现出一种胜利者的轻蔑表情。
“这不是我丈夫，”她把照片递给记者。“知道吗？只有我才了解诺伯托。”她突然又拿过照片，仔仔细细地又看了一遍，最后肯定地摇了摇头，“照片上的人是个黑人。”她要走了这些照片，以便给那些相信诺伯托跳楼自杀的邻居们看看。这时，凯瑟琳双手抱胸，低头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他们说如果爸爸是因为跳楼才死，那他会下地狱的，”她低声说道，“网上说是地狱的魔鬼带走了爸爸。如果那真是爸爸，我该怎么办。我肯定会垮掉的。我会进精神病院的……”
她母亲站在边上，脸上已经没有了先前那种好斗的骄傲，满是哀愁。“求你了，”她关上屋门前恳求道：“请替我丈夫洗清污名。”
康涅狄格州，屋里的电话响了，一个女人拿起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他想确认一下刊登在2001年9月12日《纽约时报》上的跳楼者的身份。“说说照片上的人长什么样？”她问道。男人说就是那张家喻户晓的跳楼照片。“是不是网上说的那张‘天鹅坠落’的照片？”女人又问。也许是吧，男人回答。“那就是我的儿子。”女人说。
9月11日那天，她失去了两个儿子。他们都在坎特·费茨杰拉德证券经纪公司上班，而且在同一间办公室，背靠背坐着，从事股票研究。但打来电话的男人告诉她，照片上的人可能是餐饮服务员，穿着白色上衣，跳楼时脑袋朝下。“那不是我儿子，”她说，“我儿子穿的是黑衬衣和卡其布裤。”
她知道儿子当天上班的装束。她急于知道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两个儿子的性命，却没有勇气面对真相。9/11后，她不再看报纸，也不再看电视。新年前夕，她无意中拿起了一份《纽约时报》，上面刊登了一长篇全年大事回放，其中有一张坎特·费茨杰拉德证券经纪公司的全体雇员聚在世贸中心残骸上的合影。从他们的举止和做派上，她好像又看到了两个儿子的身影。于是，她给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打去电话，请他放大一张高清晰度的照片给她确认。看着这张合影，她感觉儿子还活着，兄弟俩仍然在并肩工作，他们是好兄弟，也是好搭档。
“我能肯定的是，他们两兄弟始终在一起，”她说着，眼泪奔涌而出，声音听上去突然高了一个八度。“但我时常在想，他们用了多久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们应该很慌乱，也很害怕，但是他们是在哪一刻意识到了死亡呢？在那一刻他们彻底放弃了希望呢？这一切可能都来的很快很快…”电话上的男人并没有问她的儿子是否也跳了楼，他只想知道这张照片上的跳楼者是谁，但女人已经给了他答案。
诺伯托家人认为跳楼是一种背叛，背叛了他对家人的爱的承诺。而对于那位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母亲来说，跳楼是一种绝望下的选择，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她选择继续寻找，继续观察，继续询问，与这种绝望为伍，以个人的方式记住这一切。她本可以选择遗忘。但如今，这通电话里抛出的问题又将她拉回了原点：她做了对的选择吗？
“我做了我唯一能做的选择。”她说。“我没有其它的选择了。”
诺伯托的女儿凯瑟琳说，她看到那组照片后就知道了跳楼者是谁，但她拒绝吐露这个人的名字。“他有个妹妹，那天早上他还和她在一起，”她说。“他还跟我妈妈说过，会好好照顾妹妹。他不该丢下妹妹跳楼自杀的。”她说他是个印度人，确认其身份很容易。他叫辛格。但他身材瘦小，一点都不像照片中的跳楼者，脸上也没有蓄胡须。他在“世界之窗”的视听部门工作，那天应该穿着衬衣，系着领带，不该穿厨师才有的白外衣。采访了“世界之窗”的所有幸存者，没人相信照片上的人长得像辛格。
他有妹妹，所以他绝不会丢下妹妹自己而去。
“世界之窗”的一个经理看过照片后说这人叫格迈兹。几天后，他又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照片，然后否认了先前的判断。衣服不对，身材也不对。从穿着上看，跳楼者很像莫罗或吉米奈兹。但吉米奈兹在厨房工作，应该穿格子裤。莫罗在采购部工作，不该穿白色外衣。再有，莫罗身材肥胖。而在这张照片中，跳楼者只是微胖。在此后连续抓拍的照片中，跳楼人的体形几乎都被拉长了。餐厅后厨的人，包括诺伯托本人，从着装上看与照片中的跳楼者都不符，所以都被一一排除了。宴会服务生也许身着黑白色的衣服，但没有人记得有谁长得像那个跳楼的人。
2001年9月11日，“福迪食品公司”也有雇员跳楼。但他们的雇员全都在厨房工作，也就是说他们穿的不是格子工裤就是白色工裤，公司不允许任何人在白色外衣里套橘黄色衬衣。但一个曾在“福迪食品公司”工作过的人记得，有个小伙子经常到他的柜台替坎特证券公司的高官购买食物。他是个黑人，身材颀长，留着山羊胡子，穿着厨师外套，敞着扣子，里面套着一件橘黄色衬衣。
可在坎特公司，却没人记得有这么一个人。
当然，确认照片中的跳楼者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打电话给任何一个跳楼者的家属，询问他们的儿子或父亲或丈夫人生中最后一天的情况，他们出门上班时有没有穿一件橘黄色的衬衣。
但该打这样的电话吗？该问这样的问题吗？这会加重他们的痛苦吗？他们是否会像诺伯托的亲人一样，认为这是一种对死亡的亵渎？又或者，这能被视为一次救赎？
乔纳森·布莱利（JonathanBriley）在世贸大厦的“世界之窗”上班。他的一些同事们在看过这张照片后说，他可能就是照片中的跳楼者。他是黑人，皮肤光亮，身高190厘米，43岁，脸上蓄着胡须，留了一撮山羊胡子。他太太叫希拉里。
他的父亲是个牧师，把一生都献给了主。9月11日后，他把全家人聚在一起，向上帝追问他儿子去了哪里。他一定得知道这件事。“上帝啊，我要知道我的儿子在哪里。”连续三个小时，他都在用低沉的声音如此祈祷，直到他把一辈子积攒的慈悲耗尽。
第二天，联邦调查局（FBI）打来电话，说他们找到了他儿子，尸体奇迹般地完好无缺。
牧师的最小儿子蒂莫西赶去辨认他的哥哥，他一眼就认出了哥哥的皮鞋：那双黑色高帮皮靴。他脱下一只带回家，放在了车库里，作为对哥哥的永久怀念。
蒂莫西听说了很多有关那张坠楼者照片的事。他是纽约州芒特弗农市的警察。哥哥死后，有人特意把9月12日刊登这张照片的报纸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他一眼就看见了这张照片，便愤怒地把报纸合上，不再多看一眼。但他没有扔掉报纸，而是把它藏到了抽屉的最底层，上了锁。如同把哥哥的皮靴放在车库那样，以此作为对他的怀念。
布莱利的姐姐格温多琳也知道这张照片。报纸刊登这张照片的当天她就看到了。她知道哥哥患有哮喘，烟雾和热浪会让他窒息。
姐弟俩都知道哥哥一般穿什么上班。他穿白衬衣和黑裤子，脚上是高帮黑皮靴。弟弟还知道哥哥有时侯会在白衬衣里套上一件橘黄色T恤。他很喜欢那件橘黄色T恤，去哪儿都穿在身上。有一次，他跟哥哥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扔掉这件破橘黄T恤呀？”
但当蒂莫西前去确认哥哥的尸体时，他只能认出那双黑皮靴，衣服已经无法辨认了。9月11日早晨，布莱利很早就出门上班了。临走前，他亲吻了还在熟睡中的太太。所以，他太太希拉里在那天早晨并没有看到他穿的衣服。当得知丈夫去世的噩耗后，她把丈夫的衣服全都打包送走了，没有清点到底少了哪一件。
布莱利是那个跳楼者吗？也许是的。他抛下了所爱的人，从窗户上跳楼自杀，也许是在极度绝望中求得生命的解脱，也许是为了早点赶回家与家人团聚。又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跳楼，因为人人都知道，上帝并不欢迎跳楼自杀的人。
但是，哦，你不得不跳下去。
也许布莱利就是那个跳楼的人。但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确认的只是那最开始的一幕：2001年9月11日，9点41分15秒，一个名叫理查德·朱的摄影师抓拍到了一个人，他穿越时空，从天而降。随即，这张照片刊登在了大大小小的报纸上，随后又销声匿迹了。再后来，这张在人类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照片变成了一座没有标记的坟墓，而掩埋在画面中的跳楼人，成为了战争中我们永远不知其名的烈士。照片是我们对跳楼人的仅有的一点了解，但这却让我们每个人在恍惚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照片就是跳楼人的纪念碑，同屹立在世界各地的无名烈士墓一样，无休止地探究早已经没有了意义。
因为每个人其实一直都知道跳下的人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