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知青下乡运动
1966年夏天，当时的我已经是一个66级高三学生，我们的毕业考已考完了，自我鉴定、毕业鉴定也写了，学校礼堂里各个大学的招生广告已经在频频向你招手……，如果文化大革命晚三个月，我们应该在大学里了。
可是，“文革”来啦，我们的大学梦也就破灭啦，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当时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之中，省内省外大串联啦，抄写各地的大字报啦，到其他学校开会、串联、取经啦，批斗无辜的老师和同学啦，复课闹革命啦，一混几年时间就过去了。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紧接着，全国范围内的“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此后十年间，全国的下乡知青有1700多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的城市居民家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昆明知青大规模下乡是1969年初，我是1969年2月6日离开昆明的，我下乡的地方是德宏州潞西县（芒市）遮放镇户弄乡户弄社，是个纯粹的傣族寨子，全部都讲傣话。
当时我的母亲就是我们学校初三(5)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而且我家是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里，所以才开始动员下乡，我家门口就贴了“光荣下乡”的喜报，我就被“光荣”了一把，立马不得不下乡去了。
红土地上的知青
我们云南这片红土地上的知青有北京、上海、四川、昆明以及当地知青，一共是34万人，是中国知青人数较多的省区之一。我们昆明知青中，直接插队到农村的占绝大多数，其中分配到外五县的比例比较大，当时所说的外五县，就是如今德宏州所辖的芒市、瑞丽、陇川、盈江、梁河五县。
外五县都是属于边疆县，交通闭塞、路途遥远，我们当年从昆明去芒市，乘坐的是军用大卡车，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白天赶路，晚上到了一个地方就把自己的行李打开住在空空的教室里，第二天再捆好行李出发，路上一共走了5天，我是分配到芒市遮放的，又加一天，一共是6天，当时我们在农村看报纸收家信都只能看到一个星期以前的。
昆明知青中的初一学生，那时是十五六岁年纪，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基本权利。他们主要是去西双版纳的军垦农场。那时兵团知青的基本待遇是：口粮40斤，工资26元加粮食补贴2元，我们下乡插队的，第一年国家给每个人每月15元，还有定量的粮食，从第二年开始就一切靠自己了。
我妹妹是初一的学生，父母担心她太小一个人去兵团不会照顾自己，所以她也和我一起插队去了。当年我知道的最多的有5兄妹一起下乡的，一家两三个下乡的家庭挺多的，连独生子女都下乡了，我的许多同学，父母去干校，儿女下乡，昆明的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到了小知青下乡的时候，政策好多了，可以留一人在家了。
回城已经40多年了，当年在户弄当知青的日子我依然记忆犹新：和小普少们一起栽秧、一起割谷子、一起挑谷子、一起砍柴、一起种菠萝、一起栽甘蔗收甘蔗手臂被甘蔗叶子划得鲜血淋漓；一起排队挑着几十公斤重的谷子走5公里到粮食局送公粮；没有油吃，铁锅生了一圈又一圈的锈，每天一身臭汗又没地方洗澡；栽秧时田太多了天天泡在水里、加上蚂蟥、蚊虫的叮咬、双脚都溃烂了……
有件事比较难以忘怀，我们当年在外五县随便去哪里都要边境通行证，1970年，我有了探亲机会，得到宝贵的探亲证明回昆，我和知青赵惠兰是好朋友，她非常想家，可惜没有证明，回到昆明我就将我的证明赶快寄给她，她就拿着我的证明冒名顶替回来了，我们在昆明跟父母相聚，玩得很开心，可惜很快假期就满了，我拿着我的证明可以回去继续当农民，她没有回去的证明，只能在居委会开了“证明”遗失的“证明”，5个公章围着一个假证明，终于可以回去当农民了，现在这个“证明”还留着，成文物啦！
1978年底，由云南知青发轫的大返城浪潮，最后终结了长达十年的中国知青运动，全国上千万知青又潮水般涌回了自己从小长大的城市。1978年2月，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说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是啊！正是读书的年龄，我们不得不离开了学校，去跟当地农民抢口粮，还算是边疆朴实的老乡接纳了我们这些什么都不会的城市孩子。
回城后继续拼搏
知青回城以后，在就业方面，“待业”成为他们返城后的新名词，以不相称的年龄从学徒工、临时工一步一步做起，也有的顶替了父母的工作或者在街道上工作；当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时，这些人的年纪和知识的老化又让他们成为了“下岗”工人的首选。
在恢复高考制度后，随着年龄的超标、家庭的拖累、知识的落伍，知青中的绝大多数只能被拒在大学校门之外。当然还有不少知青背着娃娃走进夜大、考成人大学、自修大学，努力提高自己；白天认真上班，晚上夜大读书，当时的夜大真的是天天灯火通明、郎朗读书声，那种刻苦拼搏的精神，那种轰轰烈烈读书的场面，非常令人感动，如今是再也看不到啦。
应该说我是知青中非常幸运的一个。
第一，我当了三年知青后，被昆明的工厂从农村招回，当了一名机修车间的老学徒，工资是第一年15元，第二年17元，第三年19元，三年学徒满，得到36大元！而且后来借调工人教师，我又有幸被选中。
第二，1977年恢复高考，说是老知青可以参加考试，那次我并没有参加考试，因为我的老二是1977年5月底出生的，还在吃奶呢！但是我的一个亲戚在我的辅导下居然考上了！这让我信心大增，因为我很清楚他的水平。所以，1978年高考时，我参加了，考分还挺高，因为是带着两个娃娃考的，只能留在昆明，读了师大。纪念恢复高考30年时，有记者采访过我，记得我当时对记者说，真的是“知识改变命运”！
读书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努力，因为经过了知青岁月的磨练，历尽艰辛才得到这个机会，所以分外珍惜。我当时是又忙带娃娃又忙学习，非常辛苦，晚上等娃娃睡了才能看书学习做作业，我学的是数学，作业量挺大，有时一道题用半本练习本，实在太困，就吃点酸腌菜和辣椒解乏，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顺利从云师大毕业的我依然当老师，并成为云南民族大学的教授。
我的妹妹孩子更小，自己在郊区的工厂上班，初一的知青文化底子薄，仍然边工作边学习坚持读完了云大中文系本科，退休前已经是省发改委的总经济师。
其实，这样的例子我身边太多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奋斗史；当过知青的人，生活和学习中这么点苦实在不算什么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