踟蹰在离与留之间
将近两年后，泳欣回想起运动的街头，眼眶红了。“很多声音都还经常在脑中的，街头（示威者拿着铁栏杆）敲地的当当声，831那晚地铁站的广播声，”她至今不敢看关于那场运动的任何纪录片。尽管已经决定和家人一起移民，但每次一说到要离开，就忍不住哭。
“最不舍得很多年轻人⋯⋯我知道有人会骂我，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但我真的好希望无论走的还是不走的人，都好。”作为全职妈妈，泳欣一向关心香港时事，和姐姐美雅一样，她一度对未来充满希望。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人们投入史无前例的和平占领运动，以争取普选，泳欣去金钟现场送物资。“即使后来结束了，但还是觉得有希望的，那时候觉得，原来香港年青一代都几好嘢！（原来香港年轻一代都挺厉害的！）”即便到了2020年年初，街头运动停歇，她也没有走的念头。
希望开始冷却，是2020年6月30日深夜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后，敏感的丈夫很快开设了外国户口，不过，泳欣还是常常和丈夫辩论。
“香港还是有法治、有程序的，在位的人，多少还是有底线的，”泳欣这么说，但丈夫总觉得，“有些东西是会慢慢荒废的。”后来，看着愈来愈多人被捕，一传媒集团被搜查、还没审判资金就被冻结、《苹果日报》轰然关闭，她不再这么说了。
如果抓着抓着抓到我
自回归震荡期后久久未见的移民潮，在香港爆发了。伴随着英国、澳洲、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对香港开启不同计划的快速签证、定居或入籍方案，示威者、民主派政治人物和大量普通家庭纷纷离港。对于不少年轻家庭而言，孩子教育是首当其冲的移民原因。
在COVID-19疫情之中，泳欣天天陪着读小学的孩子Zoom上课，去年9月新学期开始后，她很快留意到儿子所在的政府小学的课程转变。“老师在课堂上经常用《中央电视台》的片段，看警方公布的影片，我觉得教育应该全方位，围绕‘德智体群美’，但现在校内活动，例如作文比赛，全部围绕《国安法》、《宪法》，”后来恢复面授，小孩放假回来常常说，今天又没有午休时间了，“要听林郑月娥讲话”。
不过，泳欣觉得，小孩只是一个因素，最终决定离开，关键的是，“自己的心不安定、顶不顺了”。自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看着前民主党议员许智峯离港后银行账户遭冻结、立法会民主派初选47人统统被香港《国安法》起诉后，她和丈夫决定，“快点走”。
“现在这样抓人，会不会抓着抓着，就抓到我，虽然自己好似只是普通人，但最后会不会变成前面的那一层？”她说，留在这里，心里总是不安稳，此刻，土生土长的香港不知怎么反而好像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困境”。
三、“大家可以一起走吗？”
面对离留抉择，亲密的大家庭有太多的考虑和牵绊。与泳欣想法相近，美雅和三妹一家都想要离开香港。
五妹留下来的两个孩子，是快要升大学的哥哥和中学的妹妹。听说家人考虑移民，妹妹主动问，能否带她去英国读书。“哥哥原本说他不想走，我明白，很多年轻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要守在香港，”美雅说，她不勉强。过了一段日子，哥哥说，他也想一起走。
五妹夫是不舍得的。“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不打算走，或许在香港教会还有事情想做。”进退如何选择？大家最终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两个少年自己跟爸爸表达意愿，大家一一分析可行性，五妹夫点头同意了。
每日看着形势变化，程小凤“叫后生的快走”，但她自己，还是不走了。美雅很矛盾，自己留在香港，心情每日都很糟糕，但自己也移民的话，谁陪伴妈妈？长姊有自己的大家庭，何况她年纪也不小了，另一个妹妹，虽然还没决定，但也在考虑离开。
“我走行得通吗？妈妈也走行得通吗？大家可以一起走吗？”她每天都思来想去。
移民潮下，每个世代的不同苦恼
移民潮急遽翻腾，许多香港家庭都经受着与美雅相似的苦恼。和她年纪相仿的朋友，有的老公想走、老婆不想走，有的自己想走、但担心父母无人照料。有新闻已报道，一些老人因为子女移民而情绪不稳，寻求社福机构援助，还有机构顺应移民潮，推出“代照顾”服务，例如陪老人看医生并定期回报给外国子女。
抉择之前，女儿们想先好好了解老人的心思，大家派出和妈妈最聊得来的六妹去打听。
去年秋天，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泳欣约妈妈去走走。从家出发，去了湾仔海滨。程小凤觉得，香港变了真多呀，从前年轻时，自己站着的地方还没有填海呢，那时的大海更宽广，年轻的张添声很喜欢到海边看大轮船，“现在的港口窄到好似一条河。”
母女俩走走歇歇，一路散步到西环泳棚，泳欣说，女儿们担心自己移民了，没有人照顾她，而且平日和她最聊得来的女儿、她亲手带大的几个孙子都要走了，大家终日彼此牵挂。
“我怕拖累你们，”程小凤缓缓说出。
“原来妈妈是这样想的，”泳欣当时才真正理解。她告诉妈妈，其实自己很想有机会照顾她，“你看，我们以后也会变老的，照顾你的时候，我们就学会了以后怎么照顾自己啊。”两人走走聊聊，到家时已经天黑了，她不想勉强妈妈，“你慢慢消化下，看看之后有什么想法。”
考虑了两星期，程小凤就拿定主意，跟女儿们一起走。“我在香港的话，我又挂住后生，后生又挂住我，大家都不好，”程小凤思忖，倘若和二女儿留在香港，其他经常聚会的亲人都移民了，两个人对久了也生烦，愈活愈孤躁。
她又想到了未来数年，自己腿脚或许不如现在麻利了。“你撑不到，都是困在家里的，你过去那边，困在那边，前面都有一片草地给你看一下啦，”她心里这样分析，“想到这一层，我什么都不惊。”
四、“他生前跟着我，死后也是跟着我的”
家人们都知道，程小凤一旦拿定主意，就绝不朝三暮四的。
一大家子都要走，美雅拿出了做项目管理的本领，开了一个Excel表格列清所有事项：帮五妹的两个孩子找英国学校、安排签证和飞机，研究如何开外国户口，香港的钱如何转移到英国，如何清理所有资产。
“清了所有家当，全部都带过去，不留钱在这里了，”美雅淡淡说着。回想自己当年和爸爸的对话，她觉得自己想法当时太简单，“好啊，50年不变，就让他们追，没想到他们反而拉回我们下来。”经历了这两年的动荡，她生出了一种带着伤痛的绝望，“真的没有留下的余地了⋯⋯不会有很强烈的希望可以‘煲底见’。”
2019年反修例运动炙热之时，支持者有一个煲底之约，煲底指的是香港立法会综合大楼的地下示威区，待运动要求达成的那一天，众人一起脱下口罩，相拥而见。想着这些，美雅心底生出一种内疚。“我们最初说要contribute这个运动，让这里变好，（这和离开）是矛盾的，这也是我自己的矛盾。”但她又感觉，生活在香港，在恐惧和忧虑下，生活方式会变成“觉得有问题也不能说出来”，这和自己做人坦诚、有话直说的原则是矛盾的，最终，将是每日活得抑郁。
程小凤思想更干脆些。83岁了，她了解自己的身体，不忌讳谈生死。“我经常说，去到英国，我未站稳就可能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禁忌的，随时都是可以走的人了，”程小凤说，“后来想想，过去了住一个月都好，都叫作踏出去了，思想自由一些！”
她已经做了身体检查，打了复必泰疫苗，做好了跨洋过海的准备。
自2021年夏天开始，大饭桌上的筷子就愈来愈少。三女儿一家四口最先离港，目前已经在伦敦安顿好。五妹的两个孩子和泳欣的其中一个孩子，数周之前也先行背着书包离港了。最近，泳欣、美雅和老妈妈则忙着收拾行李，到了伦敦之后，他们计划住在一起。
9月末的周五晚上，八菜一汤下肚之后，程小凤最先离桌，她坐到沙发上，戴起耳机，在大电视上收看刘细良的YouTube《城寨》。有时候，她会边听边评述，早前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爆发总辞争议，刘细良最初不支持总辞，“妈妈听了大声骂，不辞做咩，无骨气！”
随着再度迁徙离散，认同的变与不变
从大陆来港数十年，一度安稳扎根，眼下大家族又要再次分离和迁徙了，问起以后，会否有身份的迷失，如何看待自己是哪里人？泳欣和美雅不约而同，“很矛盾。”
美雅：我都会说我是中国人，但感觉不是很实在。
泳欣：当然是香港人啦，但会不会说我不是中国人呢，我不会。
美雅：血统上都是中国人。
泳欣：不过就算没有运动，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也会说自己是香港人。
美雅：对，总要加一句“we are from Hong Kong”，不过如果人家问Are you Chinese？那我真的答不出No。
“以后怎么样，还看在英国是否能落地生根，即使你不想说自己是中国人，但当地人是否一定觉得你是英国人呢，不一定，”泳欣分析着，自己这代人，大约会一直处于矛盾的灰色地带，但孙辈们可能就分明了，“一定说自己是香港人。”
程小凤摘下耳机，说，“我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咯。大陆没有我份的啦，自从共产党洗脑之后，我们大家两边人的思想，完全不同了。就算我们小的时候，是兄弟姊妹，我出来香港了，他们仍然在大陆，等我们返去的时候，大家的思想都不同了。”
她计划着，这次移民英国，她要把丈夫的骨灰也一起带过去。“如果是合适的，我在那边走的话，就把骨灰烧了，葬在一起，”她这么想象着，突然从裤袋里掏出一个褪色的红色小钱包，里头有复诊医生的名片、八达通、两张她和孙儿的合照——现在他们都在英国了，还有她和先生的证件照，“你看，我带着他的照片，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
早几年，张添声在广东乡下的叔父，曾捎话给程小凤，说让她在香港做一场法事，为张添声“招魂”，招回乡下的祠堂去。她听了，这样回广东叔父，“我不会带我老公返去的，他生前跟着我，死了都是跟着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