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七七中学毕业，毕业前一年就陷入忧心忡忡。忧心忡忡并非为国事，是为自己，可见我是个自私无大志之人。不过自私无大志并非我一人，是我们全体同学和家长们。为何事呢？就为即将到农村当知青这事。当时思想较复杂，现如实说来，立此存照。我哥哥六八年下乡，属初期，我七七年，属晚期；我们兄弟俩的思想大概有代表性吧。
哥哥那时全体红卫兵正热血沸腾，立志为保卫领袖到农村去；父母也同样遥望北京胸怀全球，立志让儿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过同时又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当时不敢想为什么，想就是对领袖的犯罪；只觉得下乡几年可以，永远扎根就不愿意，而且最好是不下乡，何况那时宣传的是扎根呢。就是这样的矛盾心理。
记得哥哥在下乡前一个月，全家跟判了刑一样数着天过，虽说知道听领袖的话是对的，却感觉无形的压力与痛苦。走的那一天终于到来，当十二岁的哥哥背起包走出家门后，爷爷失声痛哭。父亲对爷爷说不要哭，下乡是好事，是听主席的话；爷爷却大骂父亲放屁，说十二岁孩子不上学是好事吗！父亲吓得忙拉着我去火车站送哥哥去了。六八届知青还记得吗？当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装满知青的火车一声汽笛开动时，车上车下“哇”地一声，惊天动地，跟农村死人起灵时的场景分毫不差。刚上小学的我就奇怪：这天大的好事还要这样哭？领袖知道了该不会生气吧？
到了我们这时，不管是知青、学生还是家长，已公开表示不愿意下乡了，当然这公开并不敢在会议上讲，而是同事、亲友、家里议论时的公开，对接受再教育一说暗自怀疑。但对领袖却还未怀疑，觉得领袖既然让下，必须听话，而且事关国家反修防修大事，应当下。只是总想让别人去下，自己最好能躲开。当时也是这样的矛盾心理。
再来看形势。哥哥那时开始是住在贫下中农家，名曰“同吃同住同劳动”，否则不足以消灭学生的资产阶级思想。可后来发现粮食交到贫下中农家，吃的却是稀饭，待他上工后人家又吃起干饭，家里给他的药也都被贫下中农偷了。这时他对接受再教育一说有了怀疑，怀疑的程度如何我不清楚，反正他是属于反对“无悔”一派的。
国家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就拿钱让每个生产队盖一个房专给知青住和吃，名曰“青年点”，尽管吃不饱，但毕竟自己的粮自己作主。几年后国家开始从知青中抽人回城当工人，后又有上大学的，“走后门”风就狂卷了。走后门的人也忠于领袖，也知道当知青是反修防修之必须，但他们还是愿意回城舒服，所以还是走后门。这又是人的矛盾。文革时领袖让“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说当你头脑中刚有“私”字作怪时，就斗掉它，这样头脑中就全是“公”了，真是浪漫极了的幻想。
可是天天斗私，私却还在闪，还越闪越大。当私字闪得不成样子时，有个知青家长叫李庆霖的，穷秀才光屁股不怕穿官服的，提笔给领袖写信反映知青生活如地狱、走后门成风。其实李庆霖告的是奸臣而非反皇上，因为他自称是“告御状”，所以领袖接到后并未生气，还掉了眼泪。领袖掉泪我想一是心疼这些为文革卖过命的红卫兵们，二是觉得自己的乌托邦看来并不美好。于是发令，改善知青生活，打击迫害知青的坏份子。不过走后门他却并不太当回事，所以走后门并未因之而不走，反而越走越大。
约在一九七五年吧，国家把知青下乡这事交给家长所在单位负责管理。具体说，在有条件的地方盖大的青年点，将几百知青装进去，划出专门的土地给知青，与贫下中农井水不犯河水。没条件的地方还是小青年点，但跟大青年点一样，有家长单位派来的人专门负责管理，明着是管理，实际是防止贫下中农欺负知青。我当时想：大青年点与贫下中农分开了，还接受什么再教育呢？但没往深处想，觉得只要是领袖让做的事就不会有错。我家长单位盖的大青年点是三层楼，火炕，象营房，有卫生所、食堂、办公室、活动室，几百人在里面有带队的干部管理，我随同学们去参观过。
我毕业前一年学校就开始动员，动员还是讲要扎根农村，到最艰苦地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具体去向有三：一是内蒙古，二是本地区大青年点，三是本地区个别小青年点。后两个是必去的，去哪个由组织定；前一个先是由本人申请，组织决定谁去谁不去，但去的人又不一定是写申请的。内蒙古，当时没感觉“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感觉跟荒凉得不寒而栗。
提前一年就天天广播让去内蒙，学生干部们纷纷写决心书帖满学校。有同学问我写不？我虽不是学生干部也愿意写；他说要写血书，我问怎么写？他说把手指头咬破写，我说我嫌疼，你用血吧，我用笔。写完，妈妈不让了。她说，咱不写，组织上让咱去咱就去就是了，你因为学习好一点，学校说你“白专”，连入团都不让，让那些团员和党员们带头去吧。
结果是：学生干部们都写了决心书，但一个也没去内蒙。去内蒙的都是家里一贫如洗的工人孩子，一是他们没后门可走，二是他们家里困难，去了可以得到单位发的几百元钱和一只木箱，箱里装了全部行李，这在当时需要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这些学生去内蒙后，不到半年就抽回城当工人了，因为他们与贫下中牧打架下死手，国家一看事关民族团结，就把他们接回城，以后也不再派学生去内蒙。去内蒙的知青连骑马还没学会就回城当了工人，让大家十分后悔不如咬牙也去了。
我呢？父亲的一个朋友说，他家在大兴安岭牙克石林场，可以去，一是国营林场有工资，二是他们家当林场头头，可以快些抽回城。当时国家允许自己找地方下乡。我自己决定不去，嫌离家远。附近的大青年点我也不想去，人多杂乱，有两位流氓式的知青晚上竟然在女知青炕上睡，没人敢管。我就找了个小青年点，是我一个同学的家所在地；另外，父亲的另一个当调度长的朋友说，就去附近小青年点，万一在农村扎根离家也近，我从厂子给你出车出料盖间大瓦房，保证比农民的好！想想真不好意思，临下乡的半年里，我成天就想着怎么能为自己找个好地方，就未想怎么为革命受教育，唉。
这样，在等了二个月后，父亲单位把我们六个学生找去开个欢送会，吃了一顿有鱼有肉的饭，戴上大红花，每人发了一百八十元安家费，发了一只画着红太阳的洗脸盆，盆里放着四本主席选集，然后用车把我们送到农村去了。
2007-0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