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章伯钧看到前面计划失败了，于是在七月初在农工民主党内又说：“罗说，开会你来我就来，只要你要作的我就作”。他在人大发言中又说：“罗隆基不断地向我表示，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章伯钧妄图以此证明章罗有勾结，有联盟。其实这又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谎言。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这般重视过章伯钧其人，也绝对不会向他说这样卑屈盲从，十分无耻的话。事实上民盟许多次会，章伯钧托故取巧不来，我不止召集了会，而且主持了会。我怎能说开会他来我就来。章伯钧许多狂妄发言和荒谬主张，我经常反对并且批评。我怎肯向他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这只是章伯钧自欺而不能欺人的谣言。章伯钧这种谎言，适足以证明我同他没有勾结，没有联盟。
丙，章伯钧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联盟。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这更是章伯钧饰虚行诈的言词。章伯钧对民盟工作专断独行，坚持己见，这是几个副主席都知道的。例如一九五六年我同史良、高崇民以及郭则沉等人都主张把文教委员会分为教育、科学、文艺等委员会，章伯钧在副主席商谈时声色惧厉地反对，结果三个副主席多数服从少数。又例如人大常委会补选民盟缺额问题，章伯钧不经协商，专断独行，向统战部提出华罗庚，我同高崇民反对，他向我以辞职相要协，要我让步，这就是他取得工作一致的方法。又例如结束民盟检查工作问题，我一再劝他赶早进行，并劝他约张云川、汪世玉、范仆斋等人个别谈话，章在副主席会商时，大发雷霆，主张开除并惩办张云川、范仆斋，并且认为这是我在团结宗派进行倒章，这又是他取得工作致的办法。这些事正说明我同章伯钧不止工作上不是一致，感情上亦不融洽。不过为着民盟工作顺利，我同史、高两位经常让他而已。章伯钧在交代时却造谣说：“去年民盟检查工作，罗隆基在我出国期间把它处理掉，这是他包庇我”。事实上检查工作事到今天尚未处理，我又何尝包庇过他。章伯钧为达到在盟内为所欲为的目的，常扬言说，某事总理指示如何如何，某事李维汉部长同意如何如何，假传意旨，骗取几位副主席的工作一致，这是他经常玩弄的手段，这还能说我同他从工作一致进到了政治联盟吗？
丁，章伯钧自己承认“对知识分子有野心，没有同罗隆基谈过。”（见《人民日报》七月四日）既没有同我谈过，又怎能说形成了联盟呢？他一年来经常请一大批大知识分子吃饭谈天，以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这完全是他个人一方面私自笼络勾结的行为。他说：“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知识分子”“我就请罗的朋友马哲民、彭迪先、沈志远、潘大逵吃饭谈天。”这一批人都是民盟的中常委中委，章伯钧要笼络勾结这一批人绝对不必通过我，事实上他不止没有通过我，并且从来不约我参加他的谈话。他请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吃饭谈天，还经常背地里在谈话中批评我，做挑拨离间工作。这是他同我从工作一致进到政治联盟吗？
戊，章伯钧从做了政协副主席以后，得意忘形，骄傲自满，发表肆无忌惮的言论，提出荒谬狂妄的主张。这是盟内众所周知，亦为我公所痛恶的事情。他狂妄地主张民主党派要发展几百万人，我对高崇民和盟内外许多人都批评过。他狂妄地主张“两院制”，要把政协变为参议院，我向叶笃义和政协外宾招待委员会以及国际问题组组长批评过，认为此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精神不相符合，并嘱咐不可对外宾提出此种错误意见。我对章伯钧的政治主张有这许多反对的意见，我们还怎能成为政治联盟。
衡老，章伯钧的为人，我公素所深知。……而我对他一些荒谬政治主张如“民主党派几百万人”，如“两院制”、如“政治设计院”、如“资本主义国家有绝对自由”等等都不同意，我何至同他勾结而形成为政治联盟。两个人没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见解，政治联盟又从何谈起？这个问题我在“我的初步交代补充材料”中说得很多，此外不再重复。
我坚决不承认有所谓的“章罗联盟”，我是根据事实和我的良心说的，我绝对不是企图推卸责任，洗刷罪过……
我同章伯钧的认识，亦有了将近二十年的历史。我同他在性格上，在作风上，特别是在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上，分歧太多太大，我们不可能形成所谓的联盟，两年来亦绝对没有勾结形成联盟的事实。两年来由于我接受了盟内许多负责同志的劝告，在盟务上同章伯钧比较合作，但我同盟内许多负责同志亦一般都是合作。合作的目的是为着加强盟的团结，做好盟的工作，不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倘我公今天就肯定“章罗联盟”实有其事，并指所谓的“联盟”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使我受见疑之辜，遭无验之告，罪责既过分加重，冤案必失当造成，我固长此衔冤饮恨，此亦仁者所不取也。我公忠厚长者，爱人以德，必肯查清事实，追究真象，明辩是非，主持公道，实为殷切之望。区区真诚之怀，不敢因顾嫌而不畅陈所见，肺腑之言，幸祈谅察。
三年来我绝对没有了什么宗派团体。三年来我没有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做任何政治活动，我没有写信或托任何人带口信给盟内外任何人指示盟务或其他政治活动。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因此，我不止没有同章伯钧有任何勾结，亦没有同盟内外任何人有什么勾结。◆◆
反右高潮过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又是这批在中国大名鼎鼎的“著名民主人士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在会上通过了给毛的效忠书。李济深和沈钧儒还在《开会词》中作出了肉麻的保证：“我们决心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这是第一次由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上开的效忠会，比后来文革中红卫兵的效忠会差不多要早了8-9年！
这里我要重申的是：这些另类的党（民主党派）政领导人在反右中的讲话、指示和重要报刊文章，常常比中共的各级首长还远要疾言厉色、极左激烈。无疑，这些讲话等等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认识、思考和定位中国所谓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历史记录。
一场可悲可叹的右派之间的混战
自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到“反右”到“文革”，毛泽东和中共整肃知识分子的一贯策略是挑动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先是利用“左翼”整“右翼”；然后再利用“极左翼”整“左翼”。甚至也可能最后利用“右翼”倒过来整“极左翼”……如此循环不已，在不断地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混战一场中取得毛和中共的绝对权威和统治地位。可悲可叹的是：被整的右派们很少有人能在当时看穿毛泽东的权谋。相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从一开始就陷入互噬互咬的混战中，结果被中共分而治之，两败俱伤。对毛泽东和中共一手操纵的“混战一场”的战略部署，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鲜有真识。
著名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的经过很能说明问题。傅雷是《文汇报》总编徐铸成的好友，也是该报的社外编委。1957年夏《文汇报》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傅雷竟也投入在报上公开揭发徐铸成的行列，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尤其是7月6日发表在《文汇报》的“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一文，以便为自己和徐共同商量的办报方针等开脱，一边把徐铸成说成是“是有阴谋的，有集团的，以民间报纸花色繁多为名，遂行他办成一张反社会主义报纸的策略，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先锋。”这一做法自然引起徐的反噬，他在7月10日的长篇检查“我的反党罪行”中交代了“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并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说：“反右派斗争擦亮了我的眼睛，我要质问傅雷，你怎么这样了解陆诒等的情况，你这样关心文汇报的大鸣大放，究竟为什么？你究竟和陆诒等右派分子是什么关系？”结果可想而知：徐铸成当然打成了右派，傅雷在1958年初的“右派补课”中也没有逃脱，并因此埋下了他文革中自杀身亡的契机。
这类的悲剧不仅仅发生在傅雷一人身上，后来成为著名民主人士的王若望先生也是一例。王无疑是上海党内和杂文界数一数二的大右派，但是他却在反右中也非常卖力地批判过其他杂文作者的“右派言论”。1957年6月18日，上海外语学院法语教授徐仲年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乌‘昼’啼”的杂文，批评了中共的报喜不报忧、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说成是“带坑臭”的荒谬。令人吃惊的是：发表过更多更厉害的这一类“右派”杂文的王若望先生，竟然在3天后的《文汇报》上发表杂文“‘带坑臭’——驳徐仲年”，开篇就声色俱厉地指责：“近读徐仲年之‘乌昼啼’，对共产党人咬牙切齿之情，溢于言表。作为右派分子的一面镜子，这篇文章还有一读的价值。”当然，这并没有能挽救王若望不久就被打成上海杂文界头号大右派的命运。
无独有偶，杂文家徐懋庸打成右派的经过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刚解放时徐曾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和副校长，因为一些极左的做法和程千帆等著名教授闹得很不愉快，结果离开了武大。反右中程千帆因为鸣放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徐觉得非常开心。在他的感觉中，当年他在武汉大学的作为，就是今天反右派斗争的彩排，他就是被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弄下台的党员干部。这时他已经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了，还是未能忘怀旧事，就写了杂文“大学里的右派”，说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如程千帆等人，早在1953年就搞“右派的大学”运动，在整风中大鸣大放，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结果是那个党员干部（即徐）下台了（7月24日《大公报》）。徐懋庸写这篇文章，只起了聊以泄愤的作用，为自己翻案的目的却没有达到。程千帆攻击党员，攻击历次运动，攻击人事工作，当然要划右派；而徐懋庸闹翻案，就是对上级党委的处分不服，同样是反对党的领导，结果同样划成了右派。真如古人《剃头歌》所唱的：“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这一点甚至在后来在庐山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也有过令人唏嘘不已的例子。当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中尉助理员王文昌，署名“少校政委”，给《八一》杂志投去一信，反映其老家山东农村的生活状况，有类似梁漱溟此前的“九天九地”之言论，结果被彭德怀定为“毒箭”，人也被查了出来，划为右派。不料未及数年，庐山之上的彭德怀元帅也被打成“右派海瑞”了！
近年来，本人有幸受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的委托主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将在2010年春出版），阅读了近千万字的原始史料，发现了无数上述令人悲叹扼腕的事例。我想：我们无法、也不应当否认中国知识精英思想性格中的软弱性和种种先天不足。以史为鉴，联想到今天海内外民主运动中仍然广泛存在着的“窝里斗”的现象，不难想到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和中共破坏民主运动的老手法而已。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对比1957年中国那些知识精英、民主精英的表现，应当公正地说：今天海内外民主人士的表现还是要好得多，将来也一定会更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