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黄河，源自青藏高原，行程五千多公里，最后流入黄海。
黄河在地图上大致形成一个“几”字，第一次拐弯是遇到了六盘山，河水滔滔，向北流去。迎面遇到了阴山山脉，河水被迫第二次拐弯，沿着阴山山脉南麓向东流淌了大约500公里后，又遇到了不能逾越的山地，这次是拐向南，沿着南北走向的吕梁山，直向南奔流了650公里，一头撞到了巍峨的秦岭，不得不扭头向东流去。
从秦汉时代起，就把被黄河“几”字形“套”住的地方（今内蒙古的伊盟和陕西北部）称为“河套”地区；从延安以北，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这片土地，虽然被黄河三面围绕着，居然不算在黄河流域内，因为它地势高，浇灌不上黄河水。
据说古代这里是草木茂盛，后来越来越干旱贫瘠，虽然近代成了“革命圣地”，但是坐了天下的革命领袖，却从来没有回去过，可见这地方不被人待见。
1950年开始，“河套”这个称呼被赋予了能够使用黄河水灌溉的地方，黄河以南再也不称其为“河套”了。
上面说的河水第二次拐弯的地方，黄河的北边，就是至今著名的“河套地区”，这里能用黄河水灌溉农田，在年降雨量只有三四百毫米的干旱的西北地区，水太宝贵了，有水就能浇地，就能种庄稼，这里形成了大约一万平方公里的产粮区，留下一句老话：“黄河百害，唯富一套。”
1968年夏天，四队分来了10个北京知青。
四队完整的地址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临河县乌兰图克人民公社五大队四队。
“乌兰图克”是蒙语中“红旗”的意思，这种地名一听就不像是来自古老的历史。就像北京郊区的“中阿人民友好公社”，注定不会长远。
每个生产队都是一个自然村，四队有42户，老老少少的百多口人。
每个工值四五毛钱，只要好好劳动，年底扣除口粮钱，劳动力多的家庭，总能分到几十块钱。
这个工日的价钱，在整个大队的12个生产队中，属中等，既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差的。
“好好劳动”，意思是每年出工必须达到300天以上，那些年，冬天也有干不完的活，战天斗地学大寨，平整土地修水利，只要能“受苦”（社员们把劳动称作“受苦”），男性壮劳力一年挣300个工没什么问题。
1968年夏天，这10个北京知青分到了四队，两辆大胶车拉着他们进了村，一堆女人和孩子围着看热闹，生产队里给他们盖了一排房子，打了土炕，安顿住了下来。
知青的房子一排五间，在村子最南边，是四队最大的建筑物了。当地方圆百里没有石料，也用不起砖瓦，房子都是就地取材，用大块土坯砌筑，这土房子盖的有点仓促，来不及拉土夯高地面，是平地起的墙体，房子的显得低矮一些。队里的木匠赶制了门窗，木门是双扇开的，木窗棂上糊着白麻纸，中间有一块书本大小的玻璃。
河套地区的农村，可以说是西北地区比较典型的农村，这些村子没有什么悠长的历史，从大约百年前这里成了“黄灌区”之后，各地农民陆续来这块土地上谋生，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土里刨食，自称是“受苦人”。
从北京到临河的农村，生存的环境变化剧烈，最重要的事是一日三餐，先从吃饭说起吧。这里是以糜米为主，小麦只占一两成。
糜子在后套一带广为种植，别处少见。在“五谷”中居首的“黍”就是“糜子”。这种庄稼外表长的和南方的水稻差不多；水稻有黏性的粳稻和不粘的籼稻两种，糜子同样也分两种，黏性的叫“黄米”，磨粉后做炸油糕，不粘的糜米做米饭。从队里领到的是未加工的原粮，糜子要拉到“机房”（有一台12马力柴油机为动力），用碾米机去壳，小麦要用钢磨加工成面粉。每个生产队里都有“机房”，加工原粮不用出村。知青不养猪，粮食加工的副产品是米糠和麸子，还可以换一点粮食的。
买日用品要去大队供销社，离四队有七八里地，可以买到烟酒、盐、花色不多的布匹、煤油和针头线脑等日常生活用品，没有蔬菜；供销社收购生猪和鸡蛋，并不卖农产品。
供销社有醋，但没有酱油，老乡们从来不用这种东西。知青们后来从北京带回来一种叫“固体酱油”的东西，是“语录本”大小的黑乎乎的硬块，溶在水里，倒是有酱油的味道。
四队没有电，除了靠公路的公社所在地以外，大部分生产队都没有电。没电的情况不难想象，城市的居民小区偶尔停电，一片漆黑，享受惯了电灯的人，总觉得烛光太微弱了，即便点燃三四根蜡烛，仍然觉得光线昏暗，不如一个25瓦的白炽灯亮。
村里用煤油灯，亮度不如蜡烛，用蜡烛太奢侈，一根蜡烛9分钱，两根半蜡烛钱能打一斤煤油！生产队的会计年底做账时，可以报销10根蜡烛，除此之外，村里没人用蜡烛，打一斤煤油，省一点用，能对付一两个月。
煤油灯有一个很薄的玻璃灯罩，这个东西挺娇贵，最怕蹦上去水滴，灯罩烧热了，见水滴就炸裂。没有了灯罩，灯不亮，还冒黑烟，熏的人鼻孔黢黑。
没有电的冬夜，漆黑漫长，做不成什么，只能早早睡了，成年人在黑暗中做一些杂乱无章的动作创造新生命，所以没电的地方特别有利于人口的增长，贫困且没有电的地区，从不缺贫困儿童。
四队分来的10个北京知青，5男5女，也许有鼓励知青们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含义，不过人毕竟不是牲畜，不能用简单的数字进行匹配。
五个女知青里最出众的是小韩，身材容貌皮肤头发都好，人堆里很显眼；村里老乡们没有啥形容美的词汇，只说“这女子真长出点样子啦！”其他四个女生容貌也都很周正，但无论如何，在小韩的灿烂光芒照耀下，只能是相形见绌了。
男生自然不能凭脸蛋让人信服，五个男知青里边王纯显得老成些，剩下的孙小虎、康长胜还有小杜、小石，一个比一个更像大孩子，稚气未脱。
这十个北京知青，大多是平民子弟，来自几个普通的中学，都是初中生。
孙小虎的父亲是北京市公安局某派出所的所长，京城里的高官显贵多了去了，一个派出所的所长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平头百姓的堆里，小孙也算是“高干子弟”了。
孙小虎这人，个子不高，长的虎头虎脑的，他从小在山东老家跟爷爷奶奶长大，到九岁那年来北京上学，跟父亲一起生活。因为从小家庭生活不正常，缺少母爱，小孙有点“匪气”，爱“玩狠的”，据说还练过几天“铁砂掌”，和谁都横眉立目的。他借其他知青的东西大多不还，还满不在乎；他下乡以前就抽烟，没钱买烟了就和知青同伴借，他也不多借，每次就借5元，再多借别人也没有。
康长胜连这5元也没有，他就让小康打个借条，他从生产队会计那儿拿，记在小康账上，知青有安家费在生产队帐上，会计也不敢不依他。
有一天他和小康起了争执，孙小虎抄起门后的铁锹就劈，小康手脚还算利索，抓起木锅盖抵挡，结果锅盖劈成了两半，小康左臂骨折了。
打架其实是“比狠劲”，谁出手狠不计后果，谁就是胜利者，这一点和上战场完全不同，战场上你可以消灭敌人，但打架不能，高一些的小康根本不是比他矮半头的孙小虎的对手，小康没有狠劲，没等开打就败下阵了。
无论北京的知青名声有多么大，革命意志多么坚强，吃饭也是头等大事。一开始知青有集体灶，最西边的一间屋子作食堂用，队里派了做饭的，这种“大锅饭”坚持了半年天气，最后的结局还是散伙，后来就三三两两的各自为战了。
食堂解散后，孙小虎和小韩很快就凑对起伙，吃住都在一起了。
我1973年冬插队到了五队，和四队相隔不远，大约三四里地，所以经常去四队的北京知青那里去串门，落脚点是王存家，那时王存和张淑德已经结婚，住着知青点的一间土房。
我一直也没有见过小韩，无法描写她是怎样的花容月貌、天姿国色，据王存讲小韩的确很漂亮，我也不好再问是怎么个漂亮法。
小韩的父亲是军人，老革命，什么级别不清楚，但一封信就能把小韩介绍到广州军区参军入伍，可见绝非平凡人物。
小韩走时和谁也没有打招呼，也不用去公社办户口，“净身出门”，奔向了鲜花盛开的南国，奔向了阳光灿烂的光明前程。在四队的这段生活就像是夜里做了一场噩梦，醒来已是黎明了。
小韩和孙小虎共同生活时有了一个男孩儿，小韩走后，孙小虎没法一个人带孩子，北京家里的后妈不接纳，无奈他只好把儿子送回山东老家了。
康长胜的父亲是老北京的住户，1949年以前开着一个酱菜铺子，属于“前店后厂”那种模式，就是一个店铺带酱菜作坊。酱菜的主要原料是萝卜和盐，为了有便宜的萝卜，老掌柜的在农村还有几亩菜地。
酱菜铺子挣的是穷人的钱，看着买卖挺红火，但是来的主顾大多是买两三个酱萝卜，就着咸菜啃窝头，所以康家算不上什么有钱人。
划分成分时，康家不太幸运，本来也可以定为“小业主”的，因为腌菜的季节来帮忙的亲戚和雇工刚好是八个，按政策被定成了“资本家”。
据说，在著名的《资本论》里阐述过“资本家”的定义，经过精密计算，雇佣七个工人是小生产者，八个就是剥削，属于资本家。
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导师的这个伟大论断，彻底影响了康家的命运。
康掌柜的很后悔，干嘛多用了一个人呢？
康长胜是1951年出生的，是属于“生在共和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小康三四岁那年，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康家的酱菜铺子和作坊包括菜地整体被国家赎买，折新人民币8000元，20年付清，每月可以领33元3角3分。康掌柜的成了国营酱菜厂的职工，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文革开始那年，康长胜是初二的中学生，因为不上课不考试了，他还着实高兴了一阵。到了七八月份，学校里有了红卫兵，但没有他的份儿，康长胜为此还在众人面前哭过，他急切想参加革命，虽然出身不好，但听高年级的学生宣讲党的政策说，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只要全心全意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还是有光明前途的。
谁不想有光明前途啊！
小康开始积极表现，帮着贴大字报大标语刻蜡版推油印机散发传单，在著名的“红八月”，小康伙领一帮红卫兵同学去抄自己家，他们去晚了，早有其它学校的小将们捷足先登，把几间屋子翻了一个底儿掉。
小康的母亲早年就病逝了，家里只有他父亲，如今被勒令跪在院里，向人民请罪，每个“革命小将”都用皮带抽了这个“老反革命”几下，有人提议，该考验考验小康能否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了。
小康抡起皮带，狠狠地抽向父亲，皮带扣打在父亲头上，血流了下来，这个瘦小的老男人突然抬起头看了小康一眼，这目光中没有痛苦和责备，也没有乞怜，他深情地看了儿子一眼，目光中充满爱怜，好像皮带是打在了小康身上。
小康再次举起皮带的手突然僵在半空……
小康的父亲伤痕累累，当天晚上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小康的哥哥嫂子在京郊的门头沟煤矿工作，等赶回家时只看到老康冰冷的尸体。
小康落了一个两头不是人，学校里的红卫兵认为他立场不坚定，斗志不坚决，是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亲人们认定是他打死了自己的父亲，是猪狗不如的畜生。去学校，他是“黑崽子”，回家？没有了亲人，他家的房子被街道的革命造反派分配了新住户，只给他留了一间南房，里边堆满了他家的杂物，他哪里还有什么家呀！
1966年，小康才15岁，心智并不成熟，没死的决心，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活着到底为什么？
1968年夏天，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用不着动员，小康是最早报名下乡的一批学生，他完全是自愿的，他一天也不想在北京待着，在这片热土上，他惶惶如丧家之犬，只盼着早一点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个令他伤心绝望之地。
要是小康一直活到今天，他绝不会说什么“青春无悔”，他的青春有无法述说的懊悔，一定悔的他肝肠寸断，痛彻心扉。
我认识小康以后，没和他说过几句话。那时他已经插队五年又七个月了，我只觉得他很孤僻，性格有点古怪，日子过得很苦，比别的知青还苦。
1974年春末，有一天上午小康路过我住的知青点，我招呼他进来喝口水，问他干什么去？小康说是上养路段，那时候生产队每年都有派民工的任务，去养路段修公路或者是去水利上修渠。
走民工挺苦，一走就是大半年，社员们一般不愿意去，小康自报奋勇，所以年年走民工。走民工的报酬是每天记12个工分，然后以工分参加生产队年底的分红。每个社员都有三分自留地，小康那份地自己种不成了，委托给合适的社员家，依惯例，按照三分地打100斤小麦（这是自留地的产量，每亩能打三四百斤）计，对半分成，他能得50斤小麦。
他背着行李，扛着铁锹，还带着几十斤粮食，要步行二十多里去养路段；带着这么多东西，生产队也没派人用小胶车送他。我下乡时带了一辆半新的自行车，对小康说我送送你吧。小康不肯，我执意要送，他也就不说什么了。我先把他的行李卷和粮食捆在后支架上，铁锹头朝前绑在车梁上，这样我和小康轮流推着自行车，上路了。
我和小康一路聊天，我知道了不少他的经历。
路过一个铁路小站时，我们俩坐在一个平时不过火车的支线的铁轨上休息，小康抚摸着冰冷的钢铁，说：“这铁道一直通到我家。”
那个小站的名字叫“景阳林”。
到1973年底，四队的北京知青还剩下五个，王存、孙小虎和康长胜，女知青是张淑德和石文英。其他五个知青，小韩是自己走的，小杜病退回了北京，临河机务段招工走了两个男知青，小周抽到公社中学教书去了。
自从村里来了北京知青，村里的年轻人有了去处，知青的住处成了“青年俱乐部”。男青年王四和知青们很熟，他对小石更关心一些，常从家里拿些猪油、鸡蛋、葱蒜的。这王四的名字不记得了，家里排行老四，大家都叫他“王四”。
他家的成分是中农，但后来日子越过越穷，因为太穷，他家哥四个都没有成家，全家五个“光棍汉”，没有女人，他爹真成了“王老五”。
王存和张淑德两个人成了家，小张在大队合作医疗当赤脚医生，女知青就剩下小石一个独自生活，孤木难支，她和王四确定了恋爱关系，按村里说法就是两人“好上了”。
1969年四月底，“九大”胜利闭幕，举国欢庆，各生产队组织游行队伍敲锣打鼓地去公社报喜，王四和十几个青年也参加了。
走到离公社不远的嘎毛河（总干渠）桥上，风把一张毛主席画像吹到河里，王四嘴贱，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亢了（口渴的意思），扒到渠壕里喝水去了。
王四和小石两个年轻人谈恋爱搞对象，后来小石怀孕，肚子大了。两件事被汇报到公社，一根麻绳就把王四捆到了公社武装部，喝令他老实交代如何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如何强奸了北京女知青。
王四是个机灵人，明白这两项罪名的任何一项，都能要了他的小命，所以死不承认。
反革命分子不投降，一根麻绳吊起来，打得王四杀猪般嚎叫，再问还是原话。负责审他的也是下手最狠的那个，王四打探出这个人姓龙，下次挨打时就大喊“龙大爷饶命！”后来用麻袋蒙住头打，他还拼命喊“龙大爷饶命”，打人的就住手了。
一头攻不破，还有另一头，公社里把小石请去，妇联主任亲自和她谈话，答应小石，只要承认是王四强奸，立马把她安排病退回北京，想在临河县里安排工作也行，只要小石一句话。
当时强奸女知青是很重的罪，小石明白只要自己一松口，就是要了王四一条命，所以一口咬定是自己愿意的，死不改口。
这事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公社里有人一心揪出个现行反革命加强奸知青犯，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战果，到最后也没有搞出来真凭实据，没法往县上报，最后把王四放了。
王四回家那天，王家老少五个大男人，一起给小石跪下磕头，小石算是对王四有救命之恩。一场风波过去，王四和小石去公社登记结婚，王家弟兄四个，结果老四最先成了家。
每年冬天，养路段歇工，小康回到生产队，回到那间小土房。为了省柴火，他和孙小虎住在一起，小孙睡炕头，小康睡炕尾，中间用两个木箱子隔开，躺下后互不照面。
1974年底的一天，孙小虎和康长胜打起来了，那天他俩都喝了酒，小孙打小康，小康埋藏在心底近十年的仇恨一时迸发出来，死死地掐住了小孙的脖子不放。
小孙死了，康长胜很坦然，好像没事儿的人一样，继续睡觉，他在炕上，小孙就躺在地上。
第二天早上，小康把小孙的尸体塞到房子中间的菜窖里埋了，生活一切照旧，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过了几天就是1975年元旦，那天我去四队串门，我和王存、张淑德两口子还有小康，四个人一起吃的饭，晚上我就睡在小孙的铺位。我和小康躺在被窝里抽烟聊天，他很平静坦然，平常不爱说话的他，那天袒露心扉说了很多。
小康在春节后回了一趟北京，这是自1968年离开北京后头一次回去，他想在他父亲坟墓前磕几个头，说几句话。这个愿望实现不了了，他父亲既没有坟墓，也没留下骨灰。
如果小康的父亲有坟墓，他会和长眠于地下的父亲说什么呢？
春节后，小康去了小孙父亲工作的那个派出所，直接对小孙父亲说我杀了孙小虎。
后来他被押回了临河县，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了死刑。
小康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把自己的遗体卖给了巴盟卫校做解剖实验用，一百多元卖身钱都买了酒和食品，请所有看守所里的人吃喝了一顿。
这是1975年5月，康长胜正好24周岁。
如果卫校的标本室还在用原来的人体骨骼当教具，如果其中某具骨骼的左臂有骨折后形成的瘢痕，那就是小康。他活着虽然不算幸福，但对生活会毫无依恋吗？他炕上那个木箱里还存着一袋糜米、一袋白面呢。
后记：
王存和张淑德在1970年代末知青回城的大潮中，按“病退”政策回到了北京，王存在北京公交公司8路公汽当售票员，张淑德被分配到街道工厂。夫妻俩回北京后有了孩子，我见到时刚学会走路，是一个漂亮文静的女孩，一个北京女孩儿。
王存的母亲家在王府井大街北梅竹胡同10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过几次，那是一个狭长的不太杂的大杂院，我从没想到过在距离繁华的王府井商场这么近的地方，竟然是这么真实的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胡同对面有一个天主教堂，如今大概早就拆迁了吧？
孙小虎的儿子今年应该有五十了，不知道他找到自己的母亲了没有？听说小石后来也回到北京了，她的丈夫王四也一起来了。
绝大多数的知青回城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生活仍然是艰苦的，但对插队多年的知青来说，和家人团聚、享受城市文明，已经是生活在天堂了。
北京，祖国的首都，我希望你善待他们，善待所有的知青和外地人。
祝福所有的知青都晚年生活幸福、健康长寿，也希望知青的后代生活幸福并理解你们的父母所经历的一切。
2021-11于呼和浩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