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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极端防疫“十大”违法违规措施

自从2020年1月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至今已近三年。在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下,中国坚持采用极端的“清零”防疫政策,造成无数的次生人道灾难。法律界人士认为,很多防疫措施不仅违反中国的宪法与法律,践踏基本人权,同时也导致中国的法治进一步倒退。

不过,这两位法律人士的文章并未引起官方的反思或政策变化,反倒是两封公开信被封杀,两人微博帐号也被“清零”。

回顾中国近三年的防疫措施,这种强制隔离的例子比比皆是。律师滕彪说,隔离措施在实践当中,被官方完全扩大化了,“对那些没有密切接触的,也没有任何感染症状的,都被封锁或送到方舱,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六.隔离期间政府未提供足够生活保障

“解封!解封!解封!……” 9月26日晚,深圳福田沙尾村大批居民走上街头,抗议当地政府的管控决定。这已经是今年当地第六次被宣布封控。官方不停的封控,令他们生计艰难,无法忍受。

象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疫情之下,很多人失去工作,没有收入。但还要缴付房贷、车贷,生活陷入困境。

律师吴绍平说指出,《传染病防治法》第41条明文规定,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这是你国家或地方政府实施的行为,导致普通百姓收入没有了,甚至私营企业倒闭了,他彻底失去了收入来源。你政府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但是你会发现,政府在这里它是缺位的。”

“我被你们逼死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告诉我!超市不开门,我买什么、吃什么、喝什么?你把人逼死了!”这是今年4月,上海普陀区一名男子拿着电话怒吼。

在持续封控下,不仅是失去经济来源者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很多居民日常食物供应都成问题。最近,新疆伊宁市因疫情长期封城,本台调查发现,仅9月15日一天内,就至少有22人死于饥饿或缺乏医疗照顾。

吴绍平说:“这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生命健康都是一种故意侵害的行为,是故意的刑事犯罪行为,在完全抛弃法律的情况下去执行所谓的防疫措施,才导致了恶果的发生。这是对人基本权利的一种极其严重的践踏。”

七.隔离需自费 法律依据在哪儿?

9月下旬,重庆长寿区和云南镇雄县政府分别发布通告,对所有被集中隔离的人员实行收费制度,每人每天收费人民币一百至三百元不等。

与此同时,安徽阜阳宣布下辖的三个城区200万人进入封闭状态, 但当地官方却刻意淡化封城消息,以至很多外地人直到走出当地火车站,才发现掉进“陷阱”,被迫接受“高价”隔离。有防疫人员告诉本台,“那个集中隔离一般都是自费的嘛,怎么着也得有个三四百块钱吧。”

律师滕彪告诉本台,无论是《传染病防治法》还是《突发事件应对法》都没有赋予地方政府这种向民众收取隔离费用的权力,因此属于非法。“动态清零一直不结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助疫情来腐败’,就是一些官员从中看到了巨大的获利机会,所以不愿意放弃。”

八.生病住不了院 无核酸医院不收治

疫情封控下,百姓看病难成了普遍问题。近期,网上传出90岁高龄的著名作家铁流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公开信,称自己癌症晚期,因没做核酸和注射疫苗,去医院看病拿药却不让进门,还被推搡。

今年4月,经济学家郎咸平的母亲在上海的医院急诊室门口,等待核酸结果4小时都不出,最后不幸去世。1月份,曾有一名西安产妇因为没有核酸检测结果,超过4小时无法入院生产,导致大出血,救治不及时,8个月的孩子流产。

经济学家郎咸平证实母亲死于“次生灾难”。(微博)

经济学家郎咸平证实母亲死于“次生灾难”。(微博)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4月,香港媒体《端传媒》曾援引上海一位一线医生的话说,因为疫情封控去世的患者比病毒本身致死的可能更多,这已是一线医生的共识。

上海的凌先生就是一名实际受害者,“本来阑尾炎要去开刀的,本来说好3月底开刀的,拖到现在就因为疫情。医院现在不收病人,就拖在那里。我在华东医院看的啊。”

律师吴绍平表示,医院拒绝病人就医,可能涉及民事和刑事两种责任。“由于拒诊行为导致病患病情加重或死亡,医院要对此承担民事责任。而且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问题,因为医院有救治的职责,你不履行这一职责,并放任这样的结果发生,比如病人死亡,刑法上也涉及‘间接故意犯罪’。”

九. 健康码成维稳工具 民众被随意赋码变码

健康码被视为中国清零政策下的一大创新和防疫神器,但也日益成为中国严密监控社会的重要工具。今年3月,维权律师王宇就发现,她本人和很多好友都深受北京健康宝“弹窗”之害,正常工作、生活均受限制,她质疑健康宝已成官方维稳工具。

6月,河南多间村镇银行爆雷,部分储户前往郑州维权,却发现健康码转红,寸步难行。还有河南烂尾楼主维权,也被赋红码。相关事件引发舆论高度关注。6月24日,国务院表示,绝不允许非疫情因素对健康码赋码变码。不过,目前这种情况并未被杜绝,各地还在对民众随意“码上加码”。

二十大前,有广州访民在进京途中被截回后,健康码在核酸阴性的情况下却三天三变色,被管控在家中,之后又被隔离。

律师吴绍平表示,“搞红黄码,甚至出现橙码,来监控每个公民的行踪。这种做法不仅严重侵害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也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

律师滕彪也认为,健康码在实践中被完全滥用,并造成恶果,“利用防疫为借口,来强化高科技极权体制,人民最基本的人权自由都无法保障。”

十.转运巴士违规上路导致死伤事故 谁该负责?

9月18日凌晨2点多,一辆载有47人的隔离转运大巴车在贵阳东南约160公里处发生翻车事故。车上共27人死亡,20人受伤。这再次点燃了民众对于中国严酷的清零防疫政策的愤怒。

9月18日凌晨2点多,一辆载有47人的隔离转运大巴车在贵阳东南约160公里处发生翻车事故。车上共27人死亡,20日受伤。(微博)

9月18日凌晨2点多,一辆载有47人的隔离转运大巴车在贵阳东南约160公里处发生翻车事故。车上共27人死亡,20日受伤。(微博)

根据中国2018年修订通过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第三十八条规定,长途客运车辆凌晨2时至5时停止运行或实行接驳运输。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山多路险,本是中国执行该规定最严格的省份之一。也就是说,这辆“死亡大巴”本不应该上路。况且,贵州省9月初就大规模对高速公路收费站进行临时管控,但为何惨剧还能够发生呢?

律师吴绍平说:“就是中央层面的清零防疫的指令做出来之后,下面的人等于象领了圣旨一样。他们可以因为这样一道命令,就可以把这些规定抛到一边去。这就是典型的权大于法。”

实际上,贵阳大部分居民自9月初开始,就一直处于封控之下。当局还宣布要“确保9月19日全市社会面清零”。有自称遇难者亲友在微博上透露,事故车辆上,全部人员已居家隔离半月,均持有绿色健康码,被转运仅仅因为是密接或次密接。

时政评论人士李恒青说:“这次事故正是因为这套管理体系、这套清零的政策,最后造成了恶果。现在动态清零和静默管理都不是真正为了解决中国的防疫问题,中国的防疫问题不是医学上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都是为了营造二十大的所谓的气氛。”

违法防疫措施已成“国家犯罪行为”

律师吴绍平认为,疫情持续到今天,动态清零政策导致的种种违法防疫措施已成为一种国家犯罪行为。“这些措施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防疫的必要。它已经完全是一个国家犯罪行为。推行这个清零防疫政策的人当然是首犯,目前看来就是习近平。如果是从法律上讲,所有参与到习近平清零防疫过程中的人,都是国家犯罪的共犯。”

中共二十大召开,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曾连续三天发文,反复强调动态清零必须坚持。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也再次强调要坚持清零政策。这也让很多人期望中国在二十大后可能适度放松防疫政策的幻想彻底破灭。

责任编辑: 方寻  来源:RFA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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