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历史场景的重现
已故史家余英时教授曾经谈及鲍彤及吴国光参与编著的一本有关赵紫阳的书,他指出：
"鲍彤与吴国光两先生——正是当年赵紫阳"改革开放"政策的设计人和执行人。……"余先生说该书"使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因为梁也是以参与者的身份撰写这部名著的。但梁书仅代表一人之见，且即写在政变之后，时间过于仓促，未免美中仍有不足。我们不妨作下面这一想象：戊戌七月光绪帝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参与新政，自此光绪有所询问于康有为，则命四卿传旨；康有为所陈奏，也由四卿密陈。让我们假想四卿未被诛死，并且多年后和梁启超合撰一部《政变记》，那岂不是史学史上难得一见的盛业？已出版的或计划出版的有关赵紫阳的回忆录等书籍，正是这样的书，因为其作者们当年在赵紫阳执政时期所发挥的功能正和光绪变法时期的四卿，先后如出一辙。"
3）何以中国历史惯性如此强大？
戊戌模式？
人们注意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正是时时被引述的参照系。
为何近代中国人们常常提及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制度变革的尝试，它所导入的世界近代政治文明的要素，它所遭遇的既得利益守旧势力的顽强抗拒，它的悲怆失败……使之变成了中国近代多次制度变迁和政治变化的一个模式。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戊戌主题，它贯穿于近代中国的政治过程中。
因此，人们可以通过戊戌变法的视角透视近代中国政治史；近观二者，似曾相识，人们可以在很多后发的中国事变中发现戊戌事件的种种变奏，可以发现与当年相类似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逻辑。而在每一轮回中，都依稀可以辨认出自己时代的慈禧、光绪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人们注意到，自1949年以降，大陆中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几乎都有一种"慈禧情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表现得尤为突出。何以如此？大抵是基于中国政治逻辑，即，在中国历史的政治博弈中，常常是"慈禧"战胜"光绪""康梁"，也即"后党"战胜"帝党"。虽然并未公开直言，但其行为方式表明，毛邓江习的政治直觉使其统统归宗认祖于慈禧，而斥责"光绪"和"康梁"为所谓"卖国主义"。
人们不会忘记文革中那篇毛的御用文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文章。作为毛泽东射向政敌的致命炮弹，该文直接借助戊戌政变，以古喻今。文中毛泽东对光绪及其帝党的深恶痛绝跃然纸上，反衬出了他浓重的慈禧后党心结。
邓小平在1989年与赵紫阳的政治对决，就是一典型的活生生的戊戌政变重演。垂帘听政的邓小平与名义上最高职位的"君"—赵紫阳，存在结构性困局，盖源于权力的名与实不符，以及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称。
所谓名实不符，系指最高权力的名义与实际是分裂的。它们不是统一于一人身上，而是分处于两个不同人身上。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是赵，实际上最高权力者为邓。但是，权力的运转自有它趋向名实相符的逻辑。光绪当年的"百日维新"，除了是其思想倾向的结果外，从权力运作的逻辑看，也是虚君（仅有名位者）寻求名实相符的实权的自然趋归。
4）中国士大夫的当代传人
在我们的眼中，鲍彤老另有一番面目。举目望去，在那片蛮荒土地上，鲍彤可称硕果仅存的中国的几位士人，是最后的士大夫。鲍彤在赠吴伟的一首诗曰："三十三年难入梦，难歌难哭难惊。闲从窗里数阴晴，风云天际事潮汐，起三更。"从中可想见其情怀，令人顿生"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惆怅。
5）舍鲍其谁？
当鲍彤十几年前出狱归家，旧雨新知络绎不绝登门拜访，经此大难，老人渐成好友亲朋主心骨。当时我忽发奇想，倘若鲍彤足够长寿，倘若中国的转型不至过于漫长，如此，当那大写的日子降临，届时，承担起历史转折中枢者，舍鲍彤其谁？
他的丰富而久经考验的政治经验，深邃而准确的政治洞察力，睿智而成熟的政治智慧，作为在黑暗中引领灾后中国社会风向的强大精神引擎，和心理治疗的温润的港湾，舍鲍彤其谁？
可惜，这个梦永远幻灭了，这个前瞻性的想象不可逆地失落了！
但是，鲍彤的精神是永存的。哈佛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赞扬赵紫阳的话对鲍彤也是合适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着，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