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来了，小温一家被打成“反革命右倾翻案分子”。就因为土改时岳父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成分定为贫农。文革一来，造反派随意又给改成地主。还毫无根据地说他岳父是日本特务。他们不服，告到县政府，就说他们是翻案。红卫兵给他和年迈的岳父戴上40多斤重，两米高的铁帽子游街。还被批斗了上百次。最后关进牛棚一年多。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只让他们回过一次家，那还是要他们回去陪造反派抄家，找翻案材料。回家一看，两个孩子衣衫褴缕，骨瘦如柴，照看孩子的岳母由于年迈体弱，承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精神压力，生活极度不正常，面对此情此景，小温精神不免受到极大刺激。王莲滨老师回头看到五岁的二儿子，大冷天裤子膝盖磨破两个大洞，立刻心疼地抱起孩子，一边泪水盈眶，一边问孩子怎么会成了这样。孩子一边回头感伤地泪眼看看久未见到的妈妈，转身又用恐惧的目光看着那些凶神恶煞似的造反派，用一种似乎是成年人的语音发出一声“唉----”的叹息。这一声五岁孩子不寻常的叹息，像一把尖刀，刺在王老师的心上，王老师简直痛不欲生。她刚毅地为了不让造反派看到流泪，放下核子，匆匆走出小屋，强忍着眼泪，一直没回头，跑回了“牛棚”。
后来，夫妻俩从牛棚被放回来，两个孩子都已经患了肺门淋巴结核。听岳母说，他们蹲牛棚时，大儿子正上小学二年级，老师曾为他逃学找到家，当时岳母也不知道，直到他们回来问及，才知道因为父母都被造反派关进牛棚，还公开批斗游街，尽管孩子在学校品学兼优，却忍受不了从校方到同学的百般歧视。不但经常殴打、谩骂，学校一`出现所谓“反标”，学校领导总要把他留下来审问。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身、心承受了大大超过了其年龄可承受的压力，孩子不得不隐瞒姥姥逃学，在山上远远地看到同学放学再回家。在十年文革期间，孩子从来不敢上街玩儿，只能兄、弟俩在院里玩。有时出去也从来都不敢说话。小温听了孩子稚气而沉痛的陈述，再加上这一年多人间炼狱的洗礼，对他刺激深重，感到这世界上的人简直是最可怕的动物。好久他都不愿意看到人。
1971年4月，落实政策，把小温夫妇从下面的分场，调到友谊农场总场教书。依然没有摆脱被歧视，该分给他们的房分给了别人，四口之家只让他们住在一间连厨房才九平米，常年不见阳光的阴暗小屋里。北大荒的冬季滴水成冰，屋子里却没有取暖设备，只能尽量靠烧炕取暖。室内的最高温度只不过偶尔达到13度。
小温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从他考取了哈军工，他给自己确定的理想目标就是专家、教授。然而面临的现实告诉他，理想已经破灭。他只得暗下决心，培养两个儿子实现他的夙愿。
当时，大儿子刚上初中，小儿子读小学。四口人真正的居住面积只有六---七平米。两米宽的“炕”上放一个小饭桌，四口人各占一角，小温夫妇备课，两个孩子看书写作业。谈论人生，讨论心得，研究功课，粗茶淡饭，都集中在这不足一平米的小桌天地间。当时正是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他们夫妇却教育孩子，努力学习，好好作人，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有知识，对社会有用的人。多少年如一日，一家人就在那九平米的天地间，生活着，学习着，奋斗着，在长期艰难困苦中辛勤地追寻着未来。
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没有一平米的小炕桌，竟成了小温夫妇和两个孩子，这艰难的一家，艰苦卓绝，齐心奋斗，一步步战胜邪恶，走向理想的伟大平台！？
命运有时候也会眷顾好人。1978年赶上了高考。几年的辛苦换来了收获。大儿子考上了北京大学。外边一派萧索，家人和亲戚聚在家里，不具备物质条件，都不是诗人，此时高兴得却用作诗来庆贺。孩子的老舅在贺诗里有这样的句子：“悲过思悲悲难已，喜中闻喜喜欲狂。”考取北大的大孩子也激动得填了一首词《水调歌头》：“溯今昔荣辱，忆十年兴衰，谁知昔日鬼辈，怎敢笑开怀。出没瞠目讥语，孤身招架风雪，余寒昨尚在，冬寒犹可恨，贼风更为害。乾坤转，太阳近，春天来。烙印深深，方解国士早成材。不怕千难万险，只恨口难开。唯有奋斗路，为国献博才！”（[注]此处的“口难开”是指孩子十年没有在外边说过话，一和人说话就“口吃”。）词填得虽显稚嫩，却也表达了孩子多年抑郁的心境。哥哥的收获给弟弟作了榜样。读初三的弟弟也感动得趴在炕上写下七律一首：“闻兄已经入北大，久旱逢雨乐狂然。小弟果然真无志？比兄更上一重山。廿寸小臂想揽月，三尺短腿要游天。请君等视余展翅，京城兴会更无前。”历史真让这个初三的有志孩子言中了。1981年，第二个孩子又考上了北大。
兄、弟双双考取北京大学的事，不但那友谊农场从来没有过，在北大荒三江平原也是绝无仅有，震撼人心的罕事。有了好事，自然也就来了“党的关怀”，友谊农场为此召开了庆祝大会。小温此时已经50岁了，心情自然激动，喃喃自语道：“这倒象神话中‘劈山救母’的故事，两个儿子劈去了压在我们头上二十多年的大山。”
时光又过了十年。他应国防科技大学邀请，参加了哈军工建校三十年校庆；也代表几百名“下放学员”要求补发本科毕业证书。那时，他和原三系丁仁正到张文峰副校长家，谈起当年下放他们，说还回校学习，却不让他们回校的问题时，张文峰副校长当时竟说：“那是骗人，那是欺骗！”究竟谁欺骗？应该由谁负责？没有下文。这就应了研究极权主义的德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的说法：“有罪行”却“无罪人”的论点。这种问题在我们国家的确是一个开脱害人者，让受害者无可奈何的普遍现象。
然后他还应国家农垦总局、国防科技大领导的邀请，在他们机关里给“干部”作《怎样教育子女成材》的演讲。他在中学的科研成果也获得了黑龙江省的奖励。
1985年，他参加了民盟。担任了佳木斯市、双鸭山市人大代表，友谊县政协副主席。王莲滨老师成功地进行了作文分格教学实验和中学语文单元教学的改革实验，被评为特级教师。
1990年代初，刘居英院长千里迢迢到新疆看望当年被他下放的学员时说：“这件事干的缺德呀！”谁缺德？当年不是你干的吗？如今你没缺德谁缺德的？政治痞子就惯于演这种政治戏，他们惯于厚着脸皮把自己的责任一推六二五，永远装好人。这也折射出正直的中国人，经常面对的是一群什么玩艺儿。
1994年退休，夫妇在北京科利华教育软件公司工作八年，编写中学电脑家庭教师软件。
大儿子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二儿子1987年在北大读研时，搞出来零电阻91K的超导材料，获叶企孙实验物理一等奖。受到时任总理赵紫阳的接见。后赴美读博，定居美国工作。
小温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自然规律终于把他变成了古稀老者，成了老温。他们搬来北京居住。只可惜王莲滨老师积劳成疾，2004年癌症夺走了她65岁的生命。现在，老温在闲暇时，得以操练业余爱好---书法和篆刻，过着消闲的养老生活。
平静生活并没有使老温忘掉不公的苦难，他仍然和那批哈军工的同学在追索他们被迫害时造成的经济、精神方面的损失。
中国人喜欢用牌坊表彰杰出的人物和事件。清朝末年，义和拳败于八国联军，曾经屈辱地要给一个德国军官修建牌坊。但不久，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来就用那份材料，在北京中山公园新建了一个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汉白玉石牌坊，上书“公理战胜”四个大字（后来，历史文物都要作些改变，“公理战胜”改为文痞郭沫若写的“保卫和平”）。有时候看到老温，我怀着钦佩的心情，头脑里总好像有一个构图：老温一家站在中山公园，老温戴着他喜欢的那顶巴拿马卷边帽，一家人的背后，是那汉白玉牌坊，牌坊上的四个大字，似乎不断地转换着------公理战胜------战胜邪恶-----公理战胜----战胜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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