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末，我作为北京林学院教师，被集合到云南，卷入了耗时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从昆明搭乘卡车，弯弯绕绕了两个白天，辗转到了深山老林的清水江林业局。它位于茂密云松林的半山腰，山下是传说有麻风病人的苗族村寨。我们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女生宿舍里，生活了几个月。不到夏天，分散在各个林场的全体师生就集中到丽江去了。原因是来了中央文件：要彻底清查“五一六”。到达丽江后，数千人的林院师生分散居住，指挥部就设在丽江的四方街（现在成为旅游胜地），师生分散在丽江的学校和各村老乡家。我和部分学生住在新二中学校。林院已经由驻云南下关市的解放军11师掌管，学生要求毕业分配工作，于是军宣队和“可靠”干部组合的指挥部，找一些与林业沾边儿的单位，把大批学生胡乱安置打发走了。留校的学生都是文革中的显要人物，如“东方红公社”的头头们，还有紧跟他们的造反群众，再加上全部教师，这些就是搞运动的清查对象。
学生走了以后，新二中剩下的教工也就百人左右，指挥部正对清查“五一六”的对象排查摸底，负责指挥我们这群人的是被军宣队选中的可靠教工。春节过后，气氛逐渐紧张了。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始，军宣队认为搞清楚“五一六”组织，应该先拿造反派的“东方红公社”的头目做头靶。为了给运动的开场造声势，租个礼堂，集合丽江全体人员开大会。会场气氛严肃，原来挺窝囊的所谓“保皇派”此时扬眉吐气了，选定的女将在讲台上一站，惊堂木一拍，大喝一声：把王××带上来。这位掌权仅几个月，还没过够掌大权瘾的王××垂着头被连拉带扯地推上台，女将厉声问他“五一六”的事，发展了多少组织？干了哪些勾当，从实交代，否则群众绝不会轻饶你。王某嘴里嘟嘟囔囔，似乎全部否定。于是又叫另一个嫌疑人宋某上来，这位却不肯移动半步，他站起来大声否认说：我不是“五一六”。一个文革中顺风摇摆的孟某主动跳过去抓他的头发，要扯他上台，惹怒了他，回头抗议：“你干吗这样使劲，把我的头发都抓掉了。”宋某就是不肯上台。当天虽然没抓住“五一六”的一根毛，光喊“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的口号，但军宣队并不失望，他们各个击破，希望有辉煌战果出现。
“摇煤球”摇出了第一个“五一六”
大会之后，忽然刮来一股风，要批判“先验论”，说这是陈伯达的反动理论，此时陈伯达已经倒台，这种哲学意义的名词，被文革各个阶段不同口号搞昏了脑袋的群众，谁也说不清它的内含。一位平日最不爱出头露面的何教师，不知他的哪根神经搭错了线，公开说了一句“不是‘五一六’，偏说是‘五一六’，就是‘先验论’。”军宣队正发愁该从谁下手呢，居然有送上门来的开场宝贝，太好了。马上下令开批斗会，批他宣传“先验论”，说他反对毛主席。
批斗何教员的方式别开生面，不知是哪位高人的创新，诨名叫“摇煤球”。何教师站在中央，批斗他的人围在四周（这时我还算革命群众，也是围他的一分子），主持人先宣布他的罪状：“反对批‘先验论’的人，一定是‘五一六’，大家一定要狠斗，要他交代。”说完就用劲将他推向对方，还没等他站稳，对方又把他推到另一边，还问他，“你这个‘五一六’，说谁是‘先验论’？”何教师自始至终就一句话，“不是‘五一六’，你们说是‘五一六’，就是‘先验论’”。这样推来推去，直到大伙儿都推得累了，死心眼的何教师要虚脱了。主持会的人这才庄严宣布：“这个‘五一六’分子认罪态度相当恶劣，要向军宣队汇报后再处置。”就这样新二中的第一个“五一六”分子被摇出来了。
最老实善良的人被逼死了
新二中的清查“五一六”声势步步扩大，人人自危，说话都倍加小心。运动后期冷下来后，女教师小白对我详细说了她的经历：刚开始，还没人找她说“五一六”的事，她就去白桦村看望好友王秀琴，王问小白：“你对我说实话，你加入‘五一六’了吗？”白说：“我没有。”王就特别强调：“你不是‘五一六’，我就放心了，你可不能胡说冤枉别人。”白答应她绝不胡说。可是她刚回到新二中，军宣队的人就找她谈话，说已经有人揭发她了，让她认清形势，老实交代，争取早日解脱罪名。她记得王秀琴的嘱咐，就咬住牙根不肯胡说，但是她从北京来云南带着三岁的小儿子，专案组把她带出宿舍，找个空房每日早中晚三次批斗，把她小儿子独自关在宿舍。每次批斗完，她回宿舍都忍不住地哭出声来，小儿子更是哭个没完。小白说，她担心这样没完没了的批斗下去，儿子出了毛病怎么办？既然有人胡说我，我也只能胡说了，于是承认自己是“五一六”成员，还揭发了别人，这样，对她总算过了关，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批斗她的人，同时也去白桦村找王秀琴，谎说小白什么都说了，也包括你王秀琴，最好你主动说清你们“五一六”的活动，你不说更增加小白的罪行。王听了这话犹如霹雷炸响，她为人本分老实，在文革中除了开大会跟着喊口号，参加集体对毛泽东、林彪的请示汇报表演外，连大字报都没兴趣看。说她是“五一六”，当然她要矢口否认，还不忘替小白申冤。军宣队对她日夜连番批斗，给她挂牌子游街，组织几个人敲锣，一路喊：“打到‘五一六’分子王秀琴！”“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住在丽江的纳西族老乡哪见过这等阵势，围观的人都呆了，一些不懂事的半大小伙子带头向她吐口水、扔石头。王秀琴痛不欲生地回家，而她的丈夫不仅对她没有半点同情安慰，反而不住嘴地骂她，说他自己的脸面都被老婆丢光了，训她不该包庇小白，逼她马上去专案组交代罪行，不然他会立即声明和他断绝夫妻关系。街上羞辱和家人冷漠的双重打击，使王秀琴心身冷透，终于用半瓶敌敌畏结束了她不到40岁的生命。
大突破：“三停，两罢，一炸”
林学院有一部分师生，住在距离新二中较远的玉龙雪山边的师范学院。一次我在四方街遇见了熟人孙老师，她和我谈起师范学院清查“五一六”的情况。说揪出了罗某某，罪名重大，每天日夜连续批斗，不让他睡觉。参加批斗的群众也很疲倦，大家都挺有意见，不敢公开说，都在下面嘀咕。
我很奇怪，我和罗有过接触，他思想比较活跃，会木工。搬迁时他用教室的桌椅做成的小柜，很精巧。当时几乎全校男人都把学校的桌椅、床板、床架、木门等拆掉做成箱子或其他家具，毁坏公物又不是他一个人，他能有什么大罪？孙说：“你糊涂了，现在是请查‘五一六’阶级敌人，军宣队才不管毁坏公物的事哪。说老罗勾结校外‘五一六’分子搞‘三停，两罢，一炸’。”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孙说：“就是北京的‘五一六’分子要让首都停水，停电，停煤气。罢工，罢市。再炸中南海。”
我惊呆了，老罗能干这种大事？北京的“五一六”会有这样大的能量？太让人不可思议了。我再问：老罗怎么说？孙说：“老罗被批斗了三天，听说能站着睡觉了，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这人爱在家干活儿，极少出门。怎么能和校外‘五一六’合谋呢？太离谱了。”当时我和孙老师都处于箭在弦上的位置，谁也不敢随便议论军宣队的是非，我只能满腹狐疑，叹息地和她分手。
老罗这事情如何结尾的呢？听说是老罗的老婆后来想起来了，问老罗，你被专案组抄走的小本子里提到“中南海”了吗？她的话猛然提醒老罗，在全国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老罗为住在林学院的外地红卫兵做服务工作。老罗每天把红卫兵的活动都记在本子里，来林院的红卫兵分成两派，其中一派就叫“中南海战斗队”。两派打嘴仗，另一派就攻击“中南海战斗队”，说要砸了“中南海战斗队”，老罗把“砸”误写成了“炸”，还简化了“中南海战斗队”全名，只写“中南海”。另一派还说要控制自来水截门。不让“中南海战斗队”喝水。老罗就简写成他们要“停水”，这基本上就是“三停，两罢，一炸”的源头。老罗笔记本上的记录简化语太多，误导了他人。军宣队立功心切，以为抓住了大案要案，充分发挥了想象力，既然“停水”必定“停电”，既然要“炸中南海”，必定以“罢工罢市”威胁。
在劫难逃，我也成了“五一六”
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拖了半年多了，我在林院的文革中算是著名的活跃分子，可是清查指挥部没动我，没被列为第一批清查对象，我自认为是我不够加入“五一六”的资格。因为文革刚开始那会儿，不少学生响应号召，揭发批判校领导的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林学院的学生多数来自农村，比较纯朴，学校从没出现过像清华北大那样斗“黑帮”的胡闹行为），但大字报也被派来的工作组污蔑为反革命活动，把部分学生当做另类。我是去国务院接待站为学生鸣不平的唯一教师。事后，在开全院批斗反革命分子大会上，我又是被吼上台的唯一女教师，发言人把我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反右远动时受处分的“丑事”全抖搂出来。为此我绝食两天。一周后对我监管放松了，我就外出听在北大的弟弟说，江青、陈伯达去北大为造反学生鼓劲打气，称他们为革命小将，向他们致敬。我感到了形势有变化，就贴出唯一的一张为林学院的“反革命师生”翻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轰动了林院，我又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直到8月份工作组撤了以后，我才被认可为名副其实的造反派。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时出事了，我的父母被他们工厂的红卫兵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驱逐到农村，我去父亲工厂交涉，与工厂的工人红卫兵发生争执，很快，工厂来人在林院贴出醒目的大字报，说我为“反动”父亲鸣冤叫屈，消融了我头上正牌造反派的光环。以致造反派学生成立“东方红公社”时，拒绝我成为社员。
“我连‘东方红公社’社员都不是，机密的‘五一六’组织能要我吗？”我想得太美了，当所有人的交代材料凑在一起成了一团乱麻时，清查指挥部还指望从我这里找到线头呢。
住在新二中的教工只占林院教工的一部分，这里所有的文革活跃人物基本上都成了“五一六”分子，负责的军宣队李营长非常得意，他先召集少数人开会授意，然后公开讲话：“每个人开始都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七斗八斗之后全都承认了。”他讲话时有意把我名字顺了一下，说要争取主动，把自己过去的罪恶活动说清楚，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他的讲话使多数群众对我脸色立即由晴转阴了，我肯定自己在劫难逃，心里七上八下。为了自救，我花了半天时间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活动竹筒倒豆子全写出来了，还特意写信给军宣队总头王师长。这封信王师长看到了没有，我没法知道，但至少被军宣队李营长看到了，他立即召开了新二中全体教工大会，批斗我一个人。主持会的是军宣队依靠的积极分子邱教师，她翻来覆去吼叫的内容是：“你什么时候参加的‘五一六’？你和哪个人联系？”“我不是‘五一六’。”“你要老实交代，已有人揭发你了。”“他揭发我什么了？”“你做什么你自己清楚，我们能告诉你吗？”“我又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做了什么错事。”“你敢说你没犯错误？你太不老实了。”
有人过来按我的脖子，强迫我低头，他手松开，我又扬起来，他再使劲按，直到我站不稳，摔倒。又重复了两次类似的这套问答，这人就使劲扯我的头发，又一次摔到地上。邱教师再问：“你和‘东方红公社’的头目×××、×××、×××都有哪些交往？他们和你都说些什么话？你要老实交代。”说实在的，我对这些“东方红公社”的头头还是很尊重的。他们最早贴大字报揭发院领导的错误，很得人心，是有勇气的正当举措。但是我基本不和他们往来，我们之间有个鸿沟，就是不同的家庭出身，他们都是红彤彤的贫下中农子弟。在他们面前，我有自卑心理。我回答：“我和他们极少接触，我也不能捕风捉影的胡说一气，这样做不是搅乱了批清运动的大方向吗？”立即有革命群众大喝：“你不交代和他们的关系，还挺有理了？”那只大手又一次抓我头发，使我再一次摔在地上。爬起来后，我摸着被抓疼的头皮，十分害怕群众再动手，苦苦思索，到底什么是“五一六”罪行呢？哪个环节上我和主流唱了反调呢？我想起一件事，成立革委会的时候，要三结合，结合哪位干部是关键，掌权的“东方红公社”大力扶持姓单的院长进革委会，就开大会捏造罪名，把姓许的书记说成是特务，在会下，我提出了疑问，为她抱不平。也许这就是“五一六”的错误罪行？于是，我回答：“我有错误，我不该保许书记。其实我并不了解她……”我这句话还没说完，立即被主持人厉声打断，“你真狡猾，谁让你说这个，说你是怎样反周总理的！”天啊！总算明白了，原来“五一六”是反周总理的！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林学院的造反派要反总理？记得1966年秋，周恩来总理穿军服，戴红卫兵袖章，召集首都大专院校所有被污蔑为反革命的造反派开会。他表示支持首都造反派新成立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当时在场群众那个激动啊！从心底涌出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什么原因造反派忽然又翻了脸，反对他老人家？“我从来没想过反总理，我干吗要反总理？我也不相信林学院的‘五一六’是反总理的！”我正申辩，感到我的后脚跟被重重踢了一下，我晃了几下。回头看，踢我的人居然是军宣队李营长。
第二天一早李营长就命令我搬到楼下原来住军宣队的单人间。搬进单人间后，门从外面锁上，从此不能自由活动，开始了被监管隔离的日子。每天革命群众全吃完饭后，才有专人给我开门放风20分钟，抓紧时间到厨房买已冷了的剩饭菜，打水，上厕所。晚上就被叫到楼上，接受三堂会审。坐中间的邱教师，以前和我有过交往，她想加入共产党，曾向我交过心，说她揭发了她丈夫的反动言论致使她丈夫被处分，她想得到我的认同，赞赏她靠拢党，立场坚定。我没接茬，因为我不愿为迎合她而假惺惺地说违心话。她现在被军宣队重用，有了入党的阶梯。坐右边的是杨教师，她是为孩子，我能理解。每次去房间提审我的是何教师，他绷着脸命令我上楼接受批斗，装出与我界限分明的严肃形象。我想他定是被“摇煤球”摇怕了，只好不再说清查“五一六”是“先验论”了。邱是主要审判官，态度严厉，不过声音再大也没新词儿，只有干巴巴的“你要老实交代”，“别想蒙混过关”等，我站着，还要被迫弯腰低头。何教师从不问话，专管按我的头。双方问答是车轱辘话来回转，我稍有顶撞，就说我不老实，我必须表面忍受着。日复一日，除少数几天，一直这样延续，真不知何时终了。
厕所里的信息使我改变了初衷
我唯一能接触其他人的机会，是去公共厕所。一次遇见刘教工，她虽然也是“东方红公社”社员，但她贫农出身自然能得到优惠待遇。她对我说：“你不要再扛了，安××（学生，‘东方红公社’骨干，负责发展组织工作）开始不承认，说他分工组织，但从来没发展过‘五一六’。一吓唬他，他又说‘东方红公社’社员和老造反派都是‘五一六’，这不是把你也交出来了。”我想，她们说得也有道理，既然小安同学把所有运动初期造反的都说成是“五一六”，我硬挺着也挺不住，老吃剩饭菜，肠胃病发作，腿疼，实在受不了精神身体双重折磨，干脆也胡说吧！说完暂时没事了，我也可以过上正常生活。于是我马上写了交代材料。
我想随便编一些蒙混过去，实在糊涂。我挨整的时间已经是运动后期，众多七荤八素的交代材料已经让运动领导头昏脑涨，我这不咸不淡的所谓交代，对他们没有任何价值。正好我发生了一件事，却让新二中的李营长有了峰回路转的快感。
写信上告加重了“罪行”
这件事就是我给家人写的信，我的丈夫老杨已经恢复了工作，过去说他是“假党员”之类莫须有的帽子已经摘掉。他一贯是“驯服工具论”的忠实执行者。我放弃了给他写信的念头，就写给自己的弟弟，信中提到林学院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已经搞了8个月了，没有结论，现在又说我是“五一六”骨干，希望他把云南11师搞扩大化的情况反映给中央。
我的信没寄出去，反被军宣队扣下，李营长在信上用红笔加了按语：此信思想极反动，建议召集全院教师开批斗大会狠批。可是当时我不知道，原来，我趁上厕所扔进信箱的信，已经被专管邮件的人特意挑出来，向上级献礼了。
估计李营长向王师长请示全院批斗我的事，碰了软钉子。师长掌控全局，经过大量乱七八糟的假交代，他或许已感觉到林学院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多半是冤假错案。但是中央文革没发话，他只能硬挺着。他没及时回复李营长。李营长却不甘心，他一方面等着师长的回复，同时放口风，要开全体大会批斗我，我在女厕所里听到了风声，非常紧张，该怎么办？到了晚上，趁看管我的同事不注意，我不假思索，从后窗跳了出去，我要去下关市找上级军部告状。我绕过几个山后。停下了脚步。不对，现在可能还没走出村子，以我的体力再走一段路多半就走不动了，也没力量返回来了。难道要睡在夜间低温的旷野里？即使在野外睡了，真能再走两天或是三天安全地来到下关军部的驻地吗？我没有介绍信，谁能接待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更别指望有人听我的告状。我白跑这一趟，人们会认为我愚蠢透顶，我将成为全院的笑料。算了，还是回去接受狂风暴雨的袭击吧！幸好我回去了，看管我的是很熟的同事，他正焦急的四处找我，他害怕失职，军宣队会把他也算做“五一六”的。我敷衍他几句，外逃的事只字未提。
两个小纸条险些惹出大祸
我就像被判死刑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问斩，每天焦虑不安，夜夜失眠。估计李营长也在焦急地等待上级的回复。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前一时期我被通知搬家，换了个房间。换房间时却丢掉了两个很小的纸条，要批斗我的前夕，小条被积极分子捡到，上交给李营长。那天我要睡觉了，忽然李营长怒气冲冲跑来，让我解释两个纸条，一个写“不交”，另一个写“交假的”。很明显这能证明“五一六”分子在搞攻守同盟。他凶神恶煞，咆哮不止：“说！你这条子打算交给谁？你和谁接头？”唉！我被监管，能和谁接头呢。这两个小纸条是我犹豫不决的时候，自己写小条抓阄决定自己的去向。李营长很失望，还是召开了教工大会，对我进行批斗。
这种日子又拖了好久。直到林彪外逃摔死的消息传到“五一六”分子的耳朵里。才认为出头的日子到了。果然，第二天关押我的门敞开了，再也没人锁门了。
清查“五一六”运动最后是不了了之，可是全国挨整的人以千万计，整死的人以百万计。文革打倒的干部落实了政策，大多官复原职，至今没有人为挨整的群众说一句公道话。
（作者杜婉华，时年81岁）
《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