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刹海市》之后，刀郎回来了。
2023年7月，刀郎发布新专辑《山歌寥哉》，低调回归。歌词中辛辣的嘲讽，迅速引爆网络。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在互联网搜索刀郎，立即收获“那英-杨坤-汪峰-高晓松-中国好声音”五连跳。
罗大佑毫不吝啬地表达对新歌的喜爱，周华健想提前和刀郎约演唱会档期，因时间未定被婉拒。
2002年的那场雪，以远胜当年的威力，强势登陆。针对刀郎的攻击，穿越这19年，无差别地完成反弹。
2004年初，《2002年的第一场雪》发售不久，整个新疆的大巴、出租上，司机开始循环这首歌。
刀郎2002年的第一场雪
不久后，乐评人严峻前往成都等西南的10个城市巡演，发现商场、火车上，几乎所有地方都放着同一张专辑里的歌，词曲演唱者是他此前从未听过的刀郎。
北京是最后一个被刀郎音乐席卷的城市。当地音乐人自信满满：这座被誉为“流行音乐风向标”的城市，不会接纳刀郎。而只要北京不接纳，刀郎和他的歌就不能算国内流行乐。
可没有打榜和宣传，短短几个月过去，从北京的音像店到商场、理发店、酒吧、网吧，听到的也都是同一场雪和同一首《情人》。
马东多年后还记得当年的场景：走在北京任何一条马路上，至少能听到三四回这首歌。
在唱片行业的末法时代，销量5万张就被称为白金唱片。刘欢和刘德华巅峰时期的单碟总销量，不超过30万张。《2002年的第一场雪》卖出270多万张正版唱片，创造了中国唱片销售纪录。
据不完全统计，盗版销售的数量，至少是正版的五倍。
从不听华语音乐的华纳唱片负责人黄烽也听到了刀郎。“在广州，从开奔驰的司机到坐奔驰的老板，都在听刀郎”。
2004年网络十大男歌手榜单
人人传唱的歌曲，却被北京音乐圈彻底拒之门外。
提及刀郎的走红，刘欢的说法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多地评价他。
这已经是最温和的说法。乐评人郝舫一将其概括为“从生理上讨厌”。“给我十万块也不写这种歌。如果我在饭馆里听到《2002年的第一场雪》，就会要求老板关小一点，怪腔怪调的。”
高晓松将刀郎的成功总结为“士大夫阶层”的失败，持唱片行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企图以精良的制作引导大众，刀郎的成功恰恰证明了这种引领的失败和社会的可笑。
在某档音乐选秀节目上作评委时，他甚至公开表示，如果选手唱刀郎的歌曲他很难让对方过关。“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要唱歌？如果是心灵需要抚慰，那么唱这样的歌心灵就是这样的，我不认为他（唱刀郎歌的选手）会是个好歌手。我不会只看嗓子，心灵才是第一位。”
张艺谋将《十面埋伏》的首映礼，作为刀郎首次面对公众的露面平台。此后，汪峰忍不住发牢骚：“刀郎的成功全是拜媒体所赐，如果没有恶炒，他根本不会有如今的虚假繁荣。无论专业、创作实力，还是作品本身，他的歌都很普通。《十面埋伏》首映式上，刀郎无人喝彩的场面就是最好的证明。大家这样去捧他，实在让人感到悲哀。”
歌手杨坤直接反问媒体记者：“他有音乐吗？你认为他那是音乐吗？”
刀郎甚至出现在北京举办的“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座谈会的批评名单上，出席者同样是各音乐界知名人士。
他们承认刀郎商业上的成功，却不吝所有批评。有媒体直接以《北京音乐圈对刀郎走红很愤怒》为标题，概括了这场围剿刀郎的行动。
在《七里香》《江南》《极光》甚至《老鼠爱大米》发布的同年，刀郎猝不及防的成为听歌者的最大公约数。
音乐人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刀郎同样如此。
当时，刀郎工作室的对面是新疆展览中心。每天从早晨开始，对面用大喇叭循环播放他的专辑。连听一两个月后，刀郎开始害怕，切身体会到许多人反感起这张专辑的原因。
“我自己都听烦了。当一首歌你从早上起来就听，一直听到晚上，在哪里都能听到。在所有不合时宜的时间地点和心情下，那些外放歌曲的人，强迫你听你特烦的音乐。对它就不是特别喜欢而是特别反感了。”
刀郎工作室对面的八楼站
歌曲的爆红，让刀郎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
无边际的草原被替换为一眼望尽的高楼大厦。原本在戈壁喝酒、跳舞、聊天的无拘束生活，变为每天早上十点飞往不同城市的航班。每天见不同的人，但他们穿同样的衣服，问同样的问题。宣传和采访无穷无尽。
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蜂拥而至，蹲守在刀郎家和工作室的楼下，等不到人，大家就聚在一起玩牌，无人离开。
全国各地的演出都以他的噱头卖票后，再来邀请他。邀请失败，就称“刀郎无故缺席”欺骗观众。拼盘演出打着“刀郎演唱会”的旗号，演出结束后，媒体以整版篇幅报道刀郎演唱会缩水，耍大牌。
撒谎和得意者是平台方，舆论漩涡的中央则只有刀郎。
那张只有雪山和刀郎名字的专辑，不摘的鸭舌帽和墨镜，都成了被非议的理由。人们猜测，他的声音是电脑合成的，他的相貌奇丑无比，难以见人。
第一年，刀郎试图逃避回熟悉的戈壁。他的粉丝组成八人团去新疆找他，其中还有年过六旬的阿姨。他的朋友时不时打来电话，告诉他为了他又在网上和某某网友吵了一架。
他关闭手机、断掉网线，自驾前往人烟稀少的甘肃定西。一下车，就在报刊亭看到了报纸醒目处的字样：冷眼看刀郎。
他至今记得那时的感受：“有一种被扒光了给人看的感觉。没有一点自己的空间。”
2011年，他复出时，回忆2004年走红后的生活状态，只用了一个词，“好可怕”。
大红大紫不是刀郎的梦想。
刀郎还是四川资中县的罗林时，也曾不顾一切地追梦，但现在，那都已经成为过去时。
他儿时调皮，和哥哥说话不超过三句就会打起来。跟随县文工团的父母下乡演出时，他自由发挥，乱按按钮导致演出现场灯光全灭。
直到12岁那年，文工团的电子琴坏了，父亲修理后。l罗林觉得琴声好听，即兴玩了起来，没有一点乐理知识却弹出了简单和弦。一旁的表哥认定他有天赋，劝说他的父亲买来300多元的电子琴。
那之后，放学后的罗林再也没疯玩过，他拿起电子琴，拿起吉他，学乐理知识，学编曲。
17岁那年，文理分科前，罗林度过了此生最努力的高一，最终物理成绩只有61分。他只得转去文科班。很快，他发现所学内容并不实用，异音字的缘由，老师讲不出所以然，很多东西都很假。
他想走艺考道路，系统学习“流行音乐”。可80年代港台流行乐刚刚传入内地，他喜欢的邓丽君、罗大佑在主流文化里还是靡靡之音，当时四川音乐学院并无“流行音乐”相关专业科系，市场上也没有相关教材。
他索性带着一百多块，前往三十多公里外的大城市内江，寻找志同道合的高手，切磋，拜师。他们也就都成了别人眼中的“坏孩子”。
歌舞团的前辈，舞厅的键盘手，都是他的老师。他和后来的巴蜀笑星廖健组成手术刀乐队，希望像罗大佑一样解剖社会，但他们的演出，一晚上才挣20元。
1991年夏夜，20岁的罗林意识到，两人继续留在成都没有前途，于是各奔东西。
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女儿40天后也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句：“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廖健自此走上笑星道路，而罗林苦寻爱情无果后，前往文青圣地，海南。他和朋友们再次组起乐队，起名“地球之子”。乐队跑夜场，罗林一个月能赚八九千，一万多。
他意识到夜场只是消遣没有表达后，再次与乐队不欢而散。
这一次，他选择了月薪一千多的苦力工作，招聘的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放着一两万不挣要来这里。罗林给出了年轻人的答案：“为了理想。我不能用音乐养活自己，应该挣钱来养活音乐。”
他这样坚持了许久。
1995年，因岳母身体抱恙，他随同前往妻子的老家新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依旧以苦力工作养活音乐梦想，白天工作，晚上去工作室写歌。他和妻子、两个女儿住在不到十平米的房子里。房间只能放下两张床。
平日里，他只买1块5毛钱一瓶的新安大曲。这是当地最便宜的酒，也被称作下岗大曲。
罗林至今记得，他决定在梦想和现实之间做出选择的那天。
那时父母从四川赶来新疆看他，一家六口挤在乱糟糟的房子里，一岁多的小女儿在闹，父母带着大女儿在另一张床上休息。
他从家里出发去工作室前，回头看了一眼。房子位于三不管地带，远远看着像在贫民窟，清冷的月光照下来，一切无处遁形。
他流着眼泪走到工作室去，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是不是太自私了一点，为了所谓的理想，把所有家人的幸福都牺牲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