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封信
我父母如他们那辈人一样，言辞间极少言爱，相处中又俱是牵挂，当今普遍的示爱方式，他们也乐得跟随，红包转账，鲜花礼物，按我爸的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凡事得让“老伴儿”先高兴。
但据我所知，我爸在认识我妈前心里已然装着一位阿姨，消息的来源当然是我妈，每当谈及于此，她时而云淡风轻，时而耿耿在怀，作为听众的我却由此推断，我妈是爱极了我爸的。在她眼中，我爸的优点极为明显——聪明，正直，心眼好还有担当，更重要的，长相周正，前途光明。短处嘛，就是我爸这人脾气不大好，上来那股劲头说话难听得很，他总能精准地挑出对方最不愿听到的话，将人逼到墙角，逮着七寸猛猛戳，上下嘴唇一碰，后果堪比行凶。用我们家亲戚造的句子来讲——就我爸这脾气，也就我妈能跟他过。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妈纵然性格温润、为人宽和，也在结婚前后跟我爸缠斗了整整三年，因此，在他们同龄人的孩子快上幼儿园时，我才得以被带到世上。看得出来，我妈当时是存着拆伙散场各奔前路的心思的。那么，他们婚姻的转机在哪呢？或者说，他们的爱情何以体现呢？
在刘震云老师的那本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里，“说得着”是件堪比生死的大事。有个说得着的人，是人生一大幸事。话说对了说着了说到心坎里了，气便顺了，心也随之宽了，毕竟日子苦乐由不得人，如何拆解才是落地的、可行的。我爸我妈，就充分发挥了这个“说”字的作用。
我妈逐渐掌握了我爸的脾性，他发疯时她就沉默，等我爸琢磨过味了，再以牙还牙以退为进，将沉默进行到底，直到我爸讨饶——“你别不跟我说话啊！”于是，二人共设一局，各持半瓶啤酒，对着三两小菜，从孰是孰非到展望未来，新节旧怨哪儿说哪儿了。东北有句俗语叫“话都在酒里了”，他们俩则是话比酒绵，以话带酒，酒只是个点缀，话才是主菜。那时候的啤酒盖上时常能开出“再来一瓶”的字样来，我爸揣到兜里，拎着空瓶蹬蹬跑下楼，夹着换来的酒再跑上六楼，一趟一趟不嫌麻烦，直到楼下小卖店上了板打了烊，他们俩对着月亮也能唠上半宿。我觉得，我爸也是爱我妈的。那位阿姨，早已在他跟我妈说了无数个一万句后模糊了。
他们结婚快三十年了，磕磕绊绊并不比人少，但总是很快又无话不谈，旁人面前如何寡言，面对彼此也立马变身话痨。我爸工作在外的时候，每晚必定要给我妈打视频电话，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手机没电才罢休。我这个电灯泡，因此也被迫装置了收声功能。我爸跟我的通话寥寥几通，几乎也都是在他联系不上我妈时才想起我这个女儿。我妈说起个什么事，甭管多远最后都能捎上几句我爸，甭管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表情总归都是生动的、灿然的。所以你说，我是羡慕、还是羡慕呢？这不是爱情，那什么又是爱情呢？
前不久我发表了一篇小说，某个关于相亲的片段便是取材于我父母的故事。算是我的小小私心吧，小说我不愿示于他们，这封信如若能够登出，权当我讨二老欢心吧，也不光祝有情人终成眷属，亦祝已成眷属的有情人们永远有话讲，永远说得着。
片段如下：
二人进去后见大堂桌桌客满，有人连着麦克风在中间激昂地讲话，难得什么什么，不容易什么什么，说几个字又要喂喂两声，扩音瞬时变成噪声。他们被服务员让到二楼雅间，进去是个能坐下六七个人的圆桌，蒙着酒红色的天鹅绒布，上面用跟桌子尺寸相称的玻璃板压住。鲍志国并没过问项梅，接过菜单翻了翻，点了一条红烧鲤鱼，一道宫保鸡丁，羊肉汆丸子汤，还有一道挂浆白果。三菜一汤，有鱼有肉，甜咸兼备。二人小口啜着沏好的茶水，等待上菜。鲍志国说，自作主张了。项梅说，点多了。鲍志国答，不多，全面一点，你挑爱吃的多吃点，看你就瘦。说完一拍脑袋，忘点酒了。项梅这时起身，走到门口喊了句服务员，声音赫亮干脆，回头看着一脸惊讶的鲍志国说，白的行吧，我也喝点。
不知名小说家：翁珊
编辑部回信
翁珊：见信好。
看你描述父母爱情的场景，很容易代入，就像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偶尔会闪现这样的场景：当我哼一首传唱度并没有那么广的歌，对面的人居然能自然地接下一段；当我追一部冷门剧，我发现身边的朋友也在追，还能理解我追这部剧的点；当我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发现他手边正好有一本我也在看的书。
“说得着”，这种精神层面的共鸣，带来的是一种即时的情绪满足，是一种显性的快乐，也是我们可能会执着于去寻找、又常常难得的一种私密体验，不论是爱情，或是友情。遇到这一刻，就像夏天看到花火绽放，噼里啪啦，心思碎了一地。
再往深里看，“说得着”又是价值观的一种延伸。《红楼梦》里写宝黛的感情，我对两个细节一直记忆很深，说的是宝钗和湘云都跟宝玉讲过留心仕途经济的话，面对宝钗，他是拿起脚就走，面对湘云，他说，林妹妹从不说你们这些混账话。
宝玉对做官这件事嗤之以鼻，觉得龌龊，而这句话的杀伤力，不亚于对外宣传——你们都是俗人，这个人才是我的知己。
“说得着”，是所有长久关系的地基，有了这样的开始，才有后边数十年的共存，即便感情被时间磨损，但因为有这样一个地基，房子不至于坍塌，关系不至于损毁。
我推测，在你的描述之外，一定也有许多婚姻生活里的不幸，尤其是作为一个女性，面对一个一开始并没有那么爱我、又会发疯的丈夫。剥离掉那些文学修饰过的外衣，这些真实的不幸可能会更触动人，而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对它无可奈何。
但从你的叙述里，我能感受到，你母亲逐渐找到了一种“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的方法，这种方法里保留了一种高贵的、完整的自我：不会因为丈夫喜欢我，我的存在就多一点意义，也不会因为他不喜欢我，就觉得少一点存在的意义。我不知道这种自我在哪里扎根，又在哪里被滋养和长大，但在她那一辈的女性里，其实是罕见的一点。
幸好你的母亲已经度过了最难的时刻，希望她能继续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