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人的大脑大概确有质量上的差别，决定着人的愚与智、才的偏与全。从过去科举取士的八股，到现在招考的标准答案，都有很多问题，但仔细想来，结果并非完全无效，因为太愚笨的人肯定怎么也考不好，而真正聪明的人则是无论什么样的规范都未必把他卡住。所谓高分考生，历来有不同情况，即使状元，也不乏只会背书的庸才，但必需承认的是，状元中确有真正的天才。过去的八股取士也罢，现在的应试教育也罢，常常足以使天才变成庸才，甚至使人变成钦定知识的复写机器。但是，毕竟有一些人个性比较顽强，任你怎么洗脑，怎么一遍又一遍把他纳入模具，仍能保持头脑的活跃，仍能产生独到的见解。不过，这些人很容易成为模具的简单反抗者，有很强的叛逆性，习惯于逆向思维，因而出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考卷得不到高分，只能被淘汰。我常常为这些人觉得可惜，叹息不合理的选拔机制使有见解的英才败于无头脑的庸才，但仔细想来，那些在劣胜优汰机制下被淘汰的才子们，其实还是二流人才。因为如果真的很聪明，他就应该能适应各种考试，玩得转哪怕是最最荒唐的游戏规则。玩得转规则，却不让规则改变自己，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一流人才。
以上这些感想，是我面对张謇的传记材料而想到的。在我看来，张謇就是真正的一流人才。尽管他在科举路上也曾屡屡受挫，但无论怎么说，最后能中进士，又是状元，说明他把科举考试的那些规则吃得很透。许多人就在吃透规则的过程中完全丧失了自我，张謇却进得去又出得来，拿得起也放得下。中了状元，赢得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仕途高起点，张謇却没有为此兴奋，而是很快改弦易辙，回乡做生意去了，而且再次证明了自己。因此，要说才华和智慧，有几人能与张謇相比？
辛亥革命前后，张謇又成了政坛上的活跃人物，为终结帝制和创建共和做出了贡献。可惜的是，后来的教科书坚持的是党派立场，而当年的张謇却偏偏没看上后来左右教科书编写的那些党派。因此，他的贡献连同他的名字，以及他特有的心路历程，就在一次次遮蔽之后，逐渐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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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天，张謇就在武昌，是晚上才上船离开的。
为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于10月4日（旧历八月十三日）赶到武昌。纱厂的事忙完之后，他准备于10月10日返回上海。于是，武汉的头面人物纷纷为他送行，10月9日，中午是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设宴；晚上又是湖广总督瑞澂等人送行的宴会；晚宴结束之后，瑞澂等人又与他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张謇一行过江到汉口等船，晚饭后上船东去。在船上，他看到长江对岸燃起了大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啬翁自订年谱》辛亥八月。]。
当时张謇还不知道，那就是武昌起义的火光，注定要写进历史的火光。
革命爆发了，张謇注定不会是局外人。因为他是状元，又是实业界的领袖，在立宪运动中，他又成了立宪派的代表人物。
1894年（光绪二十年），张謇为了不拂父亲的意愿，勉强再次参加会试，本来不抱太大的希望，却有幸进入前十名。接着参加殿试，荣登第一甲第一名，成为状元。然而，张謇对官场兴趣不大，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他认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经济上富强，政治上立宪。所以，在回乡为父亲守孝之后，他即不再留恋官场，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办实业之中，并且很快成为实业界的领袖。
实业界领袖却仍然关心国事，关心政治。经过了庚子之乱，又目睹日俄战争，张謇像当时的许多开明人士一样，认定大清若想救亡，就必需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实行立宪。论及清末立宪运动，张謇可谓功不可没。因为正是他和几个人的努力鼓吹，才点燃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立宪热情，最终促成了朝廷预备立宪。1905年，清廷为立宪而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却于出发那天在车站遭遇吴樾的炸弹。五大臣虽然只受轻伤，随行者却死伤若干，吴樾本人也被炸身亡。在刺客身份未明之际，张謇就断定“此必反对立宪人所为也”，并认为“如此则立宪尤不可缓”。为此，他立即给端方草拟电稿，请“奏布明诏，以消异志”。[《张謇日记》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906年6月，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回到上海，张謇发起商学两界公宴，并替出洋大臣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积极鼓动实行宪政。正是这一系列的鼓动，朝廷终于宣布预备立宪。
立宪运动中，张謇始终是一个积极而稳健的推动者。1909年9月，江苏省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当选议长。不久，他联络全国各省咨议局，发起了请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要求缩短立宪的预备期，提前召集国会，成立责任内阁。那篇著名的《各省议员请速开议会折》由福建代表林长民起草，张謇修改定稿。在请愿运动中，激进者梦想一蹴而就，甚至抱定“不成功，毋宁死”的牺牲精神。张謇作为组织者，却比较冷静，也比较保守，抱定了“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态度。[张謇：《自订年谱》丙午十一月]请愿代表团出发之时，一些人慷慨激昂，张謇却态度平和，主张理性而坚韧的态度。他说：“秩序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会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再，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张季子九录·文录·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疏序》。]朝廷没有为请愿所打动，三次请愿，目标仍未实现。许多人因此而失望，张謇却觉得不应该过于沮丧，因为朝廷毕竟有所让步，立宪预备期缩短了三年。请愿代表团准备继续请愿，朝廷却恼羞成怒，驱逐请愿代表，逮捕请愿领导人。这使张謇非常痛苦，一次在杭州与友人谈话，友人叹息说：“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现象观之，国不亡，无天理。”张謇说：“我辈尚在，而不为设一策，至坐观其亡，无人理。”[《张謇日记》辛亥正月二十日]由此可见，即使在痛苦和绝望中，他仍然以国家为己任。
革命爆发之际，张謇的地位有点特殊。他没有官职，却有别人无法拥有的地位和声望。从王公大臣到各界名流，都对非常尊重，愿意与之交往，而张謇为人练达，当然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他的地位与人脉，从辛亥革命爆发前几个月他进京的情况可以看到。
1911年6月24日（旧历五月十），张謇自汉口赴京。他带着雷奋、孟森、刘厚生等一大批随员，乘专列由京汉铁路北上。中途先去彰德，看望了罢官后隐居洹上的袁世凯。张謇的火车于6月25日（五月十一）下午5点到达彰德，袁世凯派人在车站迎候，用轿子把他接到了洹上村。那次相见，两人推心置腹，纵谈天下大势，从傍晚一直谈到午夜。袁世凯向张謇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刘厚生：《张謇传记》，181页。]对于这次访问的结果，张謇在日记中写道：“十一日午后五时至彰德访袁慰庭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其论淮水事，谓不自治则人将以是为问罪之词。又云，此等事乃国家应做之事，不当论有利无利；人民能安乐即国家之利，尤令人心目一开。”
与袁世凯告别之后，张謇前往北京。据张謇日记可知，他于旧历的五月十一日在彰德与袁世凯长谈至午夜，下半夜才回车中休息。“倪某自京来，持久香书，京师人士群以余前电久香十三日至京，各团体将于车站欢迎。余不愿为此标榜声华之事，故以十三日至京告久香，而必以十二日到。慰庭留住，未之许也。”可是，当他到京之际，车站还是挤满了欢迎的人群。肃亲王善耆的世子、端方的弟弟和儿子、一大群王公大臣的代表，都到车站迎接。他被特意安排在恩师翁同和的故居下榻，由此可见，接待者是多么细心而周全。第二天肃亲王善耆为他洗尘，第三天庆亲王奕劻专门会见，然后是监国摄政王载沣接见了他。也就是说，当时朝廷的最高统治者除隆裕太后之外，都专门会见张謇，联络感情，听取他对国事的意见。
这时候的张謇虽然经历了三次国会请愿，对朝廷失望至极，但他仍想“打一针最后强心的忠言，来救醒亲贵的沉迷，来保住那将倒的大厦”。[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他与摄政王及庆亲王等会见的情况值得一提。五月十七日八时，摄政王载沣在勤政殿召见。落座之后，载沣说：“汝十余年不到京，国事益艰难矣！”张謇则回答说：“丁忧出京，已十四年，先帝改革政治，始于戊戌，中更庚子，……今世界知中国立宪，重视人民，皆先帝之赐。”然后，他向摄政王汇报了自己离京之后的所作所为：因为有感于国家的落后，“即注意于实业教育二事。后因国家新政，须人奉行，故又注意地方自治之事。”他告诉摄政王，自己虽不做官，但尽心做事，亦是“报先帝拔擢之知”。一些话情深意长，让人动情，作为光绪皇帝钦点的状元，他当然不能忘记这份知遇之恩。他的儿子张孝若后来曾经说：“我父自光绪二十年以后，虽然在野，与官职久久隔绝。可是对于光绪帝的一般知遇，有机会还是要尽那款款的忠忱。所以许多年来，每逢会见了封疆督抚和出京的亲贵，都还舌敝唇焦的进了不少的忠言，和挽救的策画。”[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因此，利用这个机会，他必然要向摄政王提出种种建议，比如注重民生、振作商业、实行宪政，甚至包括外交上的联合美国，内政上的“四川铁路收归国有，须宽恤民隐”。张謇主张川路亏空应该由国家承担，商股应该全部收购。如果执政者当时马上按张謇说的做，放弃与民争利的决策，保路风潮也许未必导致革命。
张謇与庆亲王的谈话涉及许多内容，从东北三省的主权问题，革命党的问题，朝廷的一系列难题，一直到庆亲王个人的处境和名声，甚至说得庆亲王忍不住掩面大哭。
无论摄政王、庆亲王、肃亲王还是满朝文武，似乎这时才认识了这位状元，一个个相见恨晚，相知恨迟。于是端方在朝中提议：如果张謇愿意留京，就任以“宾师之位”；如果张謇愿意到外边，就请他做督抚或筹边大臣。对此，张謇连忙拜见载泽、载洵、载涛等各位王公，以及徐世昌等朝中权要，表明自己此次来京的目的绝不是做官，而是为了赴美报聘事宜，绝不能出现“公推而来，得官而去”的结果。朝廷充分尊重张謇的意见，想做官就给，不想做则绝不勉强。
可进可退，来去自由，能混到这个份上的，大清国能有几人？这种情况下，张謇应该是忠臣，死心塌地扶持大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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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于武昌起义爆发之日离开武汉，看到了冲天的烈火，却不知道那是革命爆发。几个小时之后，他在安庆下船，因为他已答应安徽巡抚朱家宝的邀请，到安庆来商谈兴修淮河水利。然而，由于武昌事起，安庆新军也在酝酿起义，对于安徽巡抚来说，淮河水利的事已经顾不上了。既然如此，张謇不多停留，上船赴南京。
这时的张謇仍然希望兵乱迅速平息，大清国泰民安。三次请愿失败之后，立宪派的不少人都已倾向于革命，张謇却没有放弃和平改良的努力。
到南京之后，他首先拜见了江宁将军铁良，劝他出兵援鄂，并且请他代奏，恳请朝廷立即实行宪政。铁良让他找两江总督张人骏商量，张人骏却只发牢骚，根本不接这个茬。认真想来，铁、张二人让张謇失望是必然的，因为无论将军还是督抚，都不可能因一介书生的建议而轻易出兵。即使他们愿意前去平乱，也要有朝廷的圣旨。何况，他们首先要防备的，是自己地盘上爆发革命。
在南京枉费唇舌，张謇又匆匆赶往苏州。在苏州，他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了《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认为革命已经是“止无可止，防无可防”，剿与抚都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宪政、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并且严惩朝廷“酿乱首祸之人”，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此时的张謇所希望的，仍然是借武昌起义之机，推进他所关心的立宪进程。
然而，各省纷纷起义，很快上海光复了，江苏和浙江也相继光复。革命的形势，使张謇很快从立宪转向了共和，由反对革命转向支持革命，并且直接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
他给内阁发电报说：“今共和主义之号召，甫及一月，而全国风靡，征之人心，尤为沛然莫遏；激烈急进之人民，至流血以为要求，喁喁望治之情，可怜尤复可敬。今为满计，为汉计，为蒙藏回计，无不以归纳共和为福利。惟北方少数官吏，恋一身之私计，忘全国之大危，尚保持君主立宪耳。然此行谬论，举国非之，不能解纷，而徒以延祸。窃谓宜以此时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辛亥九月致内阁]
11月6日（九月十六），江浙独立之后，张謇给袁世凯发电报，劝他正视现实，尊重国人“趋于共和”的选择，不要与革命为敌，而应当迅速前往北京控制局势，防止清廷逃亡，争取与南方协议，和平实现历史转换。他还给铁良和张人骏写信，劝他们响应革命，放弃抵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5页。]
11月21日（十月初一），张謇当选江苏省临时议会议长。几天后即赴上海，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会晤。至此，他的革命身份已经非常明确。
袁世凯进京组阁，张謇被任命为农工商部大臣兼江苏宣慰使，连发数次电报，但张謇没有就职，而是发表辞职通电说：“罪己之诏方下，而荫昌汉口兵队于交绥之外，奸淫焚掠屠居民数万人于前，张勋江宁驻兵不在战期闭城淫掠屠戮五六百人于后……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词可宣？无已，再进终后之忠告，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必如是乃稍为皇室留百世禋祀之爱根，乃不为人民遗二次革命之种子，如幡然降谕，许认共和，使謇凭籍有词，庶可竭诚宣慰……至于整体未改，大信已漓，人民托庇无方，实业何以兴起，农工商大臣之命，并不敢拜。”[《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见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第1卷，第183页。]
清廷召张謇北上讨论政体，张謇又一次拒绝，并联名伍廷芳等致电摄政王载沣：“……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行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否则战褐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岂能独存。”[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第1卷，第190页。]
对于张謇来说，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舍弃朝廷而走向革命，需要感情上的痛苦撕裂。当年的光绪皇帝，面对众进士而选择了他，给了他状元的殊荣，对他寄以厚望，这份知遇之恩，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无法轻抛脑后。革命爆发之际，光绪帝虽已远行，但大清帝国仍在，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仍在，摄政王是光绪帝的亲弟弟，皇位上坐的是光绪帝的亲侄子，自己作为光绪帝选拔的人才，有责任为朝廷排忧解难。如今朝廷面临危机，自己不但不能为之肝脑涂地，却去从事推翻朝廷的事业，让张謇情何以堪！
早在1911年5月，国会请愿失败之后，雷奋就曾经劝告张謇，大清帝国即将垮掉，“切勿因为自己是清朝的状元，要确守君臣大义，而躲避现实。须知皇帝和国家相比，则国家要重于皇帝。”[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0页。]雷奋的担心并非多余，若论感念皇恩，没人比张謇更有理由，他如果选择与大清帝国共存亡，是在情理之中的。
可是，张謇似乎对清廷没有眷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共和，走向革命。这难免让人生疑，让人难以理解。正因为这样，从当时到后来，许多人都对张謇有所非议。那些“大清遗民”的确有理由谴责张謇，因为要论所受皇恩，他们大多比不上张謇，却能誓死忠于大清，反对共和，认定“民国即敌国”。张謇是状元，竟然“叛国附逆”，参与摧毁帝国大厦，岂不是忘恩负义？对于一些革命党人而言，张謇本是立宪派领袖，却在革命到来之际成了革命派，这个人有立场吗？他是不是投机？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所以，就连他的儿子张孝若在写《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时也不得不为父亲辩护，写下了这样的话：“当其时，就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怀疑我父，一息主张立宪，一息拥护革命，变动得太快，却不明白我父自有他变的理由，和立脚点。”可惜的是，这个理由和立足点，张孝若并没有说明。
张謇走向革命，至少需要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那么，这理由和立足点何在？仔细考察，其实不外这样几点：首先，张謇虽然对朝廷感恩，却不赞赏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的自订年谱序言中，他曾称中国五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就是“千万人蒙其害而一二最强伯善争者享其利”。既然如此，摧毁君主专制制度，只要消灭的只是一种制度，而不是清王室那些有恩于他的人，这种革命就是他能够接受的。其次，张謇之所以主张立宪而反对革命，是因为立宪可以避免流血，避免革命带来的破坏。如果革命并不残暴，并无多少破坏性，这革命就是他能够接受的。再次，革命既然已经发生，避免革命已经无从说起，那么，努力让革命少流血，让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历史转换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让清王室也有一个好的结局，就是唯一最佳选择。张謇所做出的，正是这样的选择。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摆在张謇面前的是，各省纷纷独立，革命已经无法避免，共和已是大势所趋，即使做臣子的肝脑涂地，大清帝国的溃败也无法挽回。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抱着它破釜沉舟，为它流尽最后一滴血，不如为它另谋出路，比如，使革命更加文明一些，少一些残暴，少一些屠杀，既实现变君主专制为民主共和的目的，又使清廷在革命中安全着陆，赢得一个好结局。所以，和平实现革命目标，成为张謇的努力方向。正如他儿子张孝若后来所说：“与其用尽气力保这已经摇动没有把握的帝位，何不玉成他历史上禅让的美名，留一点情感来订优待的条件。所以我父用了不少的力，方才得各方面同情……”[《辛亥革命》八，45页。]百年之后回头看，只要超越暴烈派革命党人的狭隘立场，就会承认这对谁都有好处，是一种双赢的结局。它不是辛亥革命的局限，而是那一代人最卓越的智慧的结晶，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永放光辉。
何况，辛亥革命让张謇看到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革命文明。张謇之所以拥护革命，与辛亥革命所表现的文明程度是有关的。如果革命就是烧杀掳掠，就是血流成河，就是“杀上东京，夺了鸟位”，就是一个集团杀掉另一个集团，张謇大概是不会拥护革命的。然而，辛亥革命展示在他面前的，却完全不是那样的情形。在人类现代文明的影响之下，辛亥革命没有重演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的种种惨烈。这使张謇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原来革命并不可怕，革命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终结帝制、创建共和这样的历史伟业，也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完成。上海光复，市民照样生活，商店照样营业，立宪派领袖李平书做了军政府的民政长；浙江的革命发生了，革命军人充分尊重敌军的意见，张謇的挚友汤寿潜被推为都督；江苏的革命更是兵不血刃，巡抚程德全响应各界的要求，一转眼就成了军政府的都督……张謇的老家通州是11月8日（旧历九月十八）宣告光复的，而那光复的过程更没有丝毫的恐怖：来自上海民军的一支队伍到了通州，张謇的三哥张詧召集各界人士前往欢迎，“光复大汉”、“还我河山”的口号过后，通州宣告光复。革命发生了，生活照常，这样的革命自然不可怕。
总之，一方面是大势所趋，一方面是革命所展示文明程度，使张謇不再排斥革命。
更为重要的是，张謇赞成共和，却不愿辜负朝廷，为清廷着想，最好是有两全之策，既能实现革命目标，又能保全清廷利益。武昌起义之后的革命形势让他看到了希望，他不能不以自己的智慧去为之努力。公正地说，大清帝国的最后有两种忠臣：良弼、溥伟、耆善等宗社党人是忠臣，但他们有可能使清廷陷入灭顶之灾，同时把百姓拖入血海；张謇、袁世凯是另一种忠臣，顾念旧主，却顺应时势，既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又使清廷获得了历代王朝都未获得的最后利益。
张謇的选择非同小可，由于他的声望，不仅影响更多的人拥护革命，而且朝廷也不得不对革命党人持慎重态度。在议和过程中，朝廷曾分裂为主战派和主和派，主战的恭亲王溥伟、肃亲王耆善和良弼等宗社党人曾经派代表质问袁世凯：当年洪杨之乱，十三省都陷贼手，曾国藩、胡林翼都能剿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多少兵力，黎元洪、程德全本是朝廷官员，若不讨伐，成何体统？袁世凯回答说：你要我讨伐黎、程二人，我可以办到；但你要我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凯，我办不到，因为他们是老百姓的代表。假如你们不满意，我只好向太后辞职。[刘厚生：《张謇传记》，192页。]由此不难看出，张謇等人的选择，已经成为袁世凯主和的理由。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謇等人走向革命，不仅壮大了革命力量，而且在客观上保护了革命、成全了革命。如果没有他们的转变，辛亥革命究竟会是什么结果，是很难设想的。所以，不仅刘厚生说张謇是一个“促成革命成功的有力者”[刘厚生：《张謇传记》，第281页。]，黄兴也说他“负国人之重望，往时缔造共和，殚尽心力。”[《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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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过程中，张謇的一些贡献是别人无法取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