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话语要实现权力再生产的政治功能，就必须声称代表了外部的"客观真理"，然而，这一"客观真理"的外在属性使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内在地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手段，从而最终破坏了这一话语的合法性及其所支撑的权力。
勒弗认为，任何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在矛盾只能被"主人"（"master"）掩盖，"主人"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拥有客观真理的外在知识，让矛盾"通过他自己显现"来暂时隐藏它。换句话说，基于启蒙运动乌托邦理想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其合法性来自于外部的想象，如果这个想象的外部位置受到质疑或破坏，它将经历一场合法性危机。
在基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中，这种悖论离不开宣布实现社会和个人全面解放的目标（建立共产主义，创造新人类），亦即将社会和个人纳入党的全面控制之下。苏联公民被要求完全服从党的领导，培养集体主义伦理，抑制个人主义，却同时要成为开明和独立思考的个体，追求知识、好奇心和创造力。
在苏联，"勒弗悖论"不是偶然，它源于革命事业本身。1825年，圣西门（Saint-Simon）这位政治、知识和艺术领域的早期前卫理论家（他的思想影响了马克思、列宁和俄国革命者）写道，解放社会的事业需要构建前卫的政治和美学，对社会行使"一种积极的力量，一种真正的牧师职能"。圣西门写道，这种前卫应该"直指人类的想象力和情感，并因此以各种方式采取最积极、最果断的行动"。为此，艺术和政治应该在"一个共同的动力和一种普遍的想法"下联合起来。
前卫的政治和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以领导和完善社会为目的，但悖论在于，领导和完善的过程必须归入政治事业的控制之下，同时又要摆脱控制，以便专注于创造、实验和创新的过程，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悖论在1917年被制度化。新的文化生产过程本应通过实现两个相对悬殊的目标来推进激进的社会思想和革命意识——实践一种实验性的、创新的美学，不断准备挑战旧教条；同时，将这些创造性的实验和创新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革命结束后，列宁立即给克拉拉·蔡特金（Klara Tzetkin）写信。他写道，共产党人不能任由"文化进程"（cultural process）混乱发展，而是"必须努力用清晰的意识来控制整个过程"。列宁指责"第二国际"的成员是分离主义（separatism），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停止干预创造性的文化生产和实验。相反，列宁认为，要在共产主义中实现文化和意识的最终解放，唯一手段是加强党对文化生活所有领域的管控。
列宁认为，一个人不可能自发地成为真正的解放者，这个人必须接受教育和培养。在列宁的坚持下，布尔什维克政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与"无产阶级文化"（Proletkult）有关的所有组织无条件隶属于"人民教育委员部"（Narkompros）。换句话说，文化组织（所有形式的知识、科学和艺术实践）是教育和政治组织的附属机构，而所有形式的文化生产都将受到党的全面监督。基于这种看法，正是这种附属地位使这些组织能够充分发挥其创造潜力，为建设新社会服务。
苏联公开表明，国家对文化生产的控制是合理的事，同时试图促进文化生产的独立性和实验性。这种焦虑反映了"勒弗悖论"。迟至1984年，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所（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的文化理论家们还集体撰写了一本题为《马列主义文化理论》（Marxist-Leninist Theory of Culture）的书，这本书仍然在为这一观点辩护。
该书指出——有人可能会说，要真正具有创造性，知识、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文化生产工作就不能被控制和指导，尽管这种观点并非完全错误，但它只讲述了一个侧面，忽略了所有文化生产的二元性。该书还认为，创造性工作既是创造性个体"严格的私人事务"，又是在社会中创造"精神价值"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社会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文化生产的两个方面被认为同等重要，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新人类的形成不是自发的（spontaneously），而是自觉的（consciously），是有目的教育工作的结果"。因此，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下，创作的独立性和党对创作的控制不是相互矛盾的两面，而成了必须同时进行的两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