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观点中，哪怕主体被赋予了一些能动性，也是出于压迫和恐惧。这些主体的声音往往无法被听到。例如，约翰·扬（John Young）将苏联公民描述为"不顺从的异见人士"，他们"用'事实'来反驳政府的欺骗行为，与官方的假话形成对比"，"他们关起门来和受挫的朋友谈话；他们发明手语以防隔墙有耳，秘密警察就在公寓门外偷听；他们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手册或录音"。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但它们是将苏联生活概念化的一种显著做法。
在前苏联"解体"后对社会主义的回顾性分析中，二元的隐喻也很普遍。在这些分析中，苏联文化被分为"官方"和"非官方"两部分。社会学家乌瓦洛娃（Uvarova）和罗戈夫（Rogov）认为，这种划分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一种特殊的异见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原则上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出现在（官方）苏联杂志上，而真正的文字只能发表在非官方出版物（Samizdat）或外国出版物（tamizdat）之上"。
乌瓦罗娃和罗戈夫在批评这种划分时，将苏联文化划分为受审查（podtsenzurnaia）和未受审查（nepodtsenzurnaia）两部分。这种术语的变化有助于突出苏联文化的悖论性。然而，他们仍然将苏联的现实还原为国家（审查）和社会（非审查）之间的二元划分，却没有说明社会主义中许多被允许、容忍、甚至在官方审查范围内被推广的常见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党的意识形态文本有很大区别。
这些二元模式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是许多与苏联社会主义有关的批判性知识的特殊"情境性"（situatedness）。这些知识要么产生于社会主义之外，要么产生于回顾社会主义之时，要么产生于反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或后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和文化议程和真理主导的语境之下。
80年代的苏联锅炉房，亚历山大·弗洛伦斯基（Alexandr Florenskii）绘（1990年）
罗戈夫在他的研究中提出，勃列日涅夫（Brezhnev）时期的日记（写就于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回忆录是用两种不同声音和语言书写的东西。并且，它们还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或隐或显地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日常现实（everyday realities）。回忆录不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批评比日记多得多，而且直到90年代的回忆录中才出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想，以及对作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地位的想象。
此外，帕特里克·塞里奥（Patrick Seriot）认为，直到80年代末"经济改革"结束之时，有一件事对知识分子才有了强烈的政治意义，那就是突出区分社会主义时期的"官方语言"和"他们自己的语言"，因为后者被追加建构为一个"通过斗争获得的自由空间"。
此外，"停滞"（zastoi）这个词虽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标签，但也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结束、社会主义制度正在经历快速转型之后，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才出现的术语。其实，把勃列日涅夫担任党的总书记这段时间（60年代末到70年代）概念化为具有具体历史特征的某个"时期"，也源自"经济改革"之后的回顾。罗戈夫认为："70年代，苏联人对时代历史坐标的理解相当模糊，比从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角度回头看要模糊得多。"
"经济改革"的批判性话语暴露了许多苏联历史的未知事实，并批判性地阐明了许多在那之前隐约知道但未被阐明的现实，也产生了很多迷思（myths），这些迷思被80年代末新出现的革命思想和政治议程染指。在这种革命的语境下，已成昨日的制度被诸多二元范畴统摄。
这些二元范畴有更深的源头，源自"冷战"下形成的广泛"知识制度"（regimes of knowledge）。当时，"苏联阵营"被表述为与"西方"相对立的范畴，而且也不同于"第三世界"。
仅批评二元论并不能解构它们背后这些更深层次的基本假设。例如，苏珊·加尔（Susan Gal）和盖尔·克利格曼（Gail Kligman）对主导国家社会主义研究的许多二元划分进行了重要的批判，他们认为，在这些社会中，"除了'我们'与'他们'、'私人'与'公共'之外，还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嵌套或交织的范畴。"但他们也认为："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制度运作的同谋，他们撒谎、偷窃、两头下注、口是心非"，甚至"亲密爱人、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也互相告密"。这种观点认为，道德困境是人与制度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核心，也反映了前文提到的潜在假设，假设社会主义建立在一个复杂的"不道德网络"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