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述行"行为的不同批判性解读中，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恰恰关注了这一外部维度，增加了对奥斯汀"惯习"的社会学分析，这些惯习是"述行"行为成功的必要条件。布尔迪厄认为，惯习言语行为的权力来源"存在于其生产和接受的制度条件中"，其权力"无非是说话者的委托权力"。尽管布尔迪厄的问题意识为权力的社会和制度性质及其委托过程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外部视角，但它仍然只关注"述行"的一个侧面，却淡化了话语的符号学性质在构成"述行"力量方面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淡化了制度无法事先确定或预测的话语变化的可能性。
综合德里达和布尔迪厄对奥斯汀理论的批判性解读，我们可以思考言语行为的构成性力量。这种力量有两个要素，即外部社会环境和制度的委托权力，以及话语在新语境中产生不可预知意义和效果的符号学权力。正是因为"述行"的这两个要素（社会学和符号学）同时运作着，所以即使在严格控制的制度化语境中，言语行为也有本意之外的意义。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这种意料之外的结果构成了"述行的政治承诺，它将述行置于政治霸权的中心"（译注：巴特勒的中译本里常译作"表演"或"展演"）。在对意识形态仪式、话语及其效果的讨论中，这一点至关重要。
言语行为和仪式行为
奥斯汀的理论以及后世有关"述行"的论著在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它影响了各种仪式化实践的分析，而且这些实践不一定诉诸语言的形式。它还影响了关于这些实践如何产生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分析。例如，朱迪思·巴特勒把身体规范（embodied norms）视为"述行"行为的仪式化重复ーー这些行为不仅仅指涉先验存在的"纯身体"（pure body），还将身体塑造成性别、种族、阶级等等。基于德里达和布尔迪厄对"述行"的批判性解读，巴特勒反对主体和意义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主体是事先完全被赋予的东西（given in advance）。相反，巴特勒断言，主体通过话语来实现，但不完全由话语决定。
艾米·霍利伍德（Amy Hollywood）借鉴了巴特勒的研究以及人类学和宗教研究中的仪式理论，她将"述行"扩大到各种"仪式化行为"，这些行为在不同的语境中被重复，其意义既不被事先完全知道，也不由参与者的意图决定。凯瑟琳·贝尔（Catherine Bell）进一步指出，通过在不同语境中重复仪式化的行为，"人"（persons）被生产出来，并将自己生产为"仪式化的能动者（agents）。他们清楚如何既保持又限定权力的复杂微观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行事。"
这种将仪式化行为和言语行为看作"人之构成"的观点，与将这些行为划分为面具（"仿佛"）和现实、真理和谎言的观点不同。在面具/真理模型中，人首先被假定，然后被卷入戴面具或揭示真相的行为中。相比之下，大多数"述行"理论并没有在行为之前完全假定人（人在行为的重复中"述行"）。正如哲学家阿尔多·塔希（Aldo Tassi）所言，没有一个"述行"人先于戴面具的人而存在：
没有任何角色能够"支撑"我们所有的其他角色，也没有任何角色能够定义我们"真正"是什么，只有一种"知道"的行为能够"支撑"我们的"知道"行为，并且定义我们拥有知识（"知道如何"）。
述事维度与述行维度
奥斯汀在他著作的结尾处指出，任何严格划分为"述事"行为和"述行"行为的做法都是抽象的："每个真实的言语行为都二者兼有。"言语行为不应该被单纯视作"述事"行为或"述行"行为。反过来，奥斯汀总结说，根据不同的情况，它们或多或少都具有"述事性"，又或多或少都具有"述行性"。有鉴于此，我将探讨言语和一般话语的"述行"维度和"述事"维度。这两个维度在话语中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会在历史上发生变化。进一步说，仪式化行为的相对重要性也会在历史上发生变化。
在本书中，当分析诸如口号、政党演讲和讲话等言语行为，以及诸如投票和会议等仪式化行为时，我将谈到"述事"维度和"述行"维度的共存。从这种共存的角度来看，投票行为同时做了两件事——它表明了一个人的意见（"述事"维度），并将投票约束在规则和规范体系内，在这个体系中，它被认为是合法的投票（"述行"维度）。"述事"维度和"述行"维度的统一使投票成为现实，也就是一种被认为在法律、行政、制度和文化方面具有后果的意见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