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张力不局限于科学和艺术领域，而是关乎在苏联社会中生产、传播的所有话语和知识形式。在苏联早期，前卫政治、科学和艺术的大声疾呼掩盖了这种矛盾。他们将自己置于意识形态话语的"外部"，并从这个外部位置对该话语进行公开评论和调整，但最终让位于对知识界前卫、实验文化和科学的压抑，让位于严格和统一的党的控制。这一转变由革命事业意识形态本身所固有的悖论促成，合乎逻辑。
斯大林扮演了"主人"的角色，他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从外部位置通过自己掩盖这种悖论。这种外部立场生产、传播了所有形式的政治、艺术和科学表达的公共元话语（metadiscourse），并以马列主义的教条来评估它们的精确性和正确性。
这些现象成为斯大林郑权的标志——他那巨大的政治权力；对他个人的崇拜；他个人参与编辑的政治演说、科学论文、电影和音乐作品；党内的"大清洗"运动以及最终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恐怖。在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尤其在他于1953年去世以及随后对个人崇拜的谴责之后，这种对话语和知识的外部地位消失了。
结果不是对某个领导人的谴责，而是对国家社会主义整个话语体系的重大重组。换言之，外在于意识形态话语（政治、科学、艺术）的立场不复存在了，意识形态的元话语曾经从这里发起，如今也从公共传播中消失。
由于不再有外部声音可以掩盖苏联意识形态的"勒弗悖论"，构成这一悖论的目标和手段的失调就被释放出来。这种变化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后期所有类型的苏联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发生深刻转变（从意识形态的语言到意识形态的仪式、实践和组织）。
基于这种转变，解读意识形态表达的"字面"意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重现意识形态精确的结构形式。这种话语制度的转变最终导致晚期苏联的文化发生了深刻转变，在流于形式的意识形态（形式、仪式和组织）之下，不确定性、创造性和未曾想到的意义空间被开辟出来。这样一来，"勒弗悖论"又再次困扰苏联体制。它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内部产生了一系列矛盾的条件，使得这个制度的"内爆"在开始之时看起来是如此出人意料，而一旦发生，又是毫不意外和迅速。
"骨碟"，苏联的地下乐迷把音乐翻刻在X光片上。上图是比尔·哈利（Bill Haley）的专辑Rock Around the Clock（约1954年），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的Tutti Frutti（约1955年）
行为与仪式
苏联后期，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文件、演讲、仪式化的做法、口号、海报、纪念碑和城市视觉宣传）变得越来越规范化，它们变得无处不在。话语形式的这种标准化是逐渐发展的结果，因为自20世纪50年代起，斯大林的声音消失了。随着这种转变，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被固定下来，并被不断再生产，从一个语境到另一个语境都没有什么改变。大部分时候，这些表达不再需要解读字面意义。
这种固定下来的、规范化的话语体系类似于巴赫金（Bakhtin）所谓的"权威话语"（"authoritative discourse"）。巴赫金认为，权威话语萦绕着一种严格的外部思想或教条（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其他的教条），因之凝聚在一起，并在一个时期的话语体系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权威话语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基于编码的特殊"脚本"，权威话语与所有与之共存的其他话语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它不依赖于它们，它先于它们，也不能被它们改变。第二，所有其他类型的话语都围绕它组织起来。其他类型话语的存在取决于与权威话语的关系，必须参考它、引用它、赞美它、阐释它、应用它，等等，但它们不能干扰和改变它的编码。
社会主义后期，规范化的苏联意识形态话语不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不再在"意义"层面上发挥作用，因此我将在下文把这种话语称为"权威话语"。
社会主义后期，苏联意识形态运作的变化反映在苏联公民参与意识形态仪式和活动上。很多民族志研究都探讨过这个话题。例如，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绝大多数苏联人都参加了苏联各大城市的"五一劳动节"和"十月革命节"游行庆典。领导人站在高台上，向游行的群众挥手致意。当扩音器响起官方口号时，人们欢呼雀跃，这几十万人雷鸣般的吼声听起来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像同一个人喊出的口号。1981年5月2日，据《真理报》报道，这些大规模的活动"无疑证明了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关系"。但实际上，游行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很少注意口号内容，许多人也不知道他们携带的画像上到底画的是些什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