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苏联公民还定期参加各种城市或地区政府的选举。这些选举通常只有一个正式的候选人，并且总是产生大量的支持票。但其实，选民们对选票投给谁不太感兴趣和/或无知。谢尔盖（Sergei，生于1962年）回忆说：
通常我不太清楚这是什么类型的选举，也不知道谁是候选人。我只是去当地的选举中心，拿着写有候选人姓名的选票，把它放进投票箱。这就是我的整个程序。几分钟后我就会忘记候选人的名字。我不记得我当时有没有兴趣，也不管是不是"假"选举。
大多数年轻人还定期参加在学校、大学、工厂和其他地方举行的共青团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人们参与某些程序，但不太关心内容是什么，比如在不知道决议内容的情况下投赞成票——并非每次都这样，但这无疑是一种主流模式。安娜（Anna，生于1961年）回忆说，80年代初，她所在大学的学生团体（20人至25人）定期举行共青团会议，会议召集人经常提议，也许大家应该直接投赞票，而不用真正进行讨论，毕竟大家都挺忙。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类群众参与和支持的行为？在这些行为中，人们经常很少注意他们参与的仪式化行为和发言的字面意义。这些行为是否单纯是一种"假面舞会"和掩饰，只不过为了迎合国家和集体监督的目光？
这些仪式化的事件和文本如何运作，以及它们对制定这些事件和文本的人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对于理解晚期社会主义的内在悖论至关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整齐划一的行为、手势和言语并不指向意识形态的字面意义，而是扮演着一个不同的角色。为了进行这种分析，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权威话语在晚期社会主义产生、传播和接受的话语条件。
戴面具的行为者
为了解释意识形态文本和仪式如何在由不可质疑的权威话语之下发挥作用，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断言公民在公开场合"貌似"支持这些口号和仪式，但私下里却相信不同的东西。这个理论的基础是模仿（mimicry）和掩饰（dissimulation）。
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中认为，在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的成功不是基于马克思所谓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他们只管做"），而是基于他所说的"启蒙的虚假意识"（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他们仍然在做"）。
他认为，许多后现代犬儒主义者坚持戴着"误认"（misrecognition）的面具，他们明知道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不可避免的事，他们也非常清楚这种意识形态歪曲了社会现实。这种"貌似"的行为模式呼应了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对属下主体（subaltern subjects）话语的讨论。
丽萨·韦登（Lisa Wedeen）在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Asad）的"独裁"统治分析中，借鉴了斯洛特迪克和斯科特的观点。人们公开表现得"貌似"赞同意识形态的主张，但并不真正相信它们，这种技艺使普通公民"保持他们实际思想的私密性"，维持着"表现和信仰之间的差距"。此外，齐泽克（Slavoj Zizek）用类似的"仿佛"（as if）行动模式来理论化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力基础。
1978年，哈维尔（Vaclav Havel）在名作《无权力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构建了一种类似的、70年代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哈维尔认为，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生活在"谎言"之中。他们在公开场合表现得貌似支持意识形态的口号和信息，但私下里都认为这些口号和信息是虚假的东西。
奥列格·哈尔科尔丁（Oleg Kharkhordin）认为，晚期苏联社会的主体是"掩饰者"，这个主体在"官方公众"和"隐秘的私密"中有不同表现。据此，掩饰的主体分裂了，隐秘的私密自我"只供最亲密的朋友或家庭成员注视，但有时甚至也对他们保密"。
所有这些理论都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它们改变了意识形态在"承认"和"误认"之间的二元划分，但又用另一种二元论取而代之（"真实"和"虚假"、"现实"和"面具"、"暴露"和"掩饰"）。根据这种二元模式，投票支持官方决议或在集会上呼喊亲政府口号等公共政治行为应该得到"字面"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国家的支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