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冬天，比较阴冷，或者说，是把阴冷演绎到极致的冷。比如说我太太头一回来重庆，记得户外有12度，然后没过两天，她竟然生了冻疮。北京则比较干冷，小风儿杀气腾腾，但是，重要的事情只说一遍，“羽绒服里莫要穿毛衣”，否则，一进屋你就像搬过砖一样汗流夹背。波士顿还要不一样一些，如果大冬天显示有12度，还没小风儿，然后又出大太阳的话，阳光直射半小时，能把你丫烤死。
家里93岁老爷子的身体，新冠阳过之后感觉是一年不如一年了。2022年之前，一天能走一万步，每天上街逛两回，各种凑热闹，打望美女，乐在其中。阳了之后，每天走得了两百米，赶紧停下来大喘气，八抬大轿——我推的轮椅，马上接驾。
这个冬天，左脚莫名肿痛，一个星期去了三回医院，仍然查不出个所以然，似乎什么都是好的，似乎好了一些，比如，不怎么痛了，但是，仍然肿着。腊月二十九，我们老家的领导关心民众疾苦，已经把老中医带来了家里，看了一个多小时，开了药，罗列了一些注意事项。
本来希望他的左脚可以和重庆的天气一样，在正月里好起来，现在看来，乐观了一点，老祖宗讲的“病去如抽丝”，不算瞎说。
大年初一的下午，太阳出来了，推着他去江边逛了一大圈。一个固定打卡的地点，又让他失望了，镇上唯一的报刊亭，年初一不开门。老头每天都要买报纸看，阅读量巨大。亭子里的老板大老远一看到老老邱同志，像打了鸡血一样冲出来：
“客户你好，《环球时报》、《报刊文摘》、《新周报》，一共7块钱。”
这个《新周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报纸。
总之，大年初一这一天，精神食粮没有买到，左脚仍然肿着。逛街逛到一半，革命的老同志已经在轮椅上睡着了。
我们小镇上，有一条黄溪河，涓涓细流，在此地汇入长江。童年的时候，黄溪河不是细流，是一条小河，夏天河水会涨起来，淹没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石头，父亲和母亲会轮流搀扶我们过河去小学上课。
那个时候，母亲是我的右脚，父亲是我的左脚。现在，右脚已经永远离开我了，左脚肿痛着。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老头在轮椅上醒过来，说：
“他妈滴，还是美国人在搞鬼，又是贸易战，又是病毒，又搞垮我们的股市，还把我的左腿搞成恁个样子。”
如此这般，“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讲述了一千遍的故事又讲了一千零一遍：抗美援越的时候，美国人就用了气象武器，搞得天天下雨，泥泞不堪，我们支援的物资，根本送不上去。我和我的老兄弟小徐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都表示没有听过，老头并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听过，说，你们懂个屁。
如果按照时下有理不“杠”非君子，三观不对盘立即拉黑的思路，我和我家90后这父子关系迟早得陷入僵局。
不过，大年初一这一天，天儿暖洋洋的，而且为了他的左脚，已经搞到我的左膝盖又胀又疼，但是一切以欢乐祥和为主基调，我提出我俩一起演唱一首他最热爱的《红梅赞》。
“来，我先起个头：
红梅花儿开，
朵朵放光彩……唱！”
“红梅花儿开，
朵朵放光彩，
昂首怒放花万朵，
香飘云天外。
唤醒百花齐开放，
高歌欢庆新春来，新春来！”
老头说：“不唱了，脚胀！”
我没忍住顶了一句嘴，“要我说，你的这个左脚，肯定跟美国人没得关系，只能叫‘人穷怪屋基，瓦漏怪桷子稀’。”这是重庆言子儿，土话，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大约是说，自己不找自己的原因老是把自己不幸的原因归结到其他因素上。
这下捅了马蜂窝，90后在轮椅上大声批评：“你们这些小崽儿，不读书不看报，天天刷手机，迟早吃大亏。”
我再也不敢吭一声，想想，我们不仅读书看报，而且还办过报，只是比较难搞，越搞越难，快要办出神经病来了，只能作罢。
故乡的长江边放了很多免费的乒乓球桌，让老百姓锻练身体，老头这两年看到那些活蹦乱跳的中老年老头老太，满腔悲愤，羡慕不已。
他观看了一刻钟总结说：“中美关系，小球推动大球，乒乓球也是有过大贡献的呦！”
如此这般，我又必须得承认，我家90后的三观，似乎又并不偏颇。
我说：“我的老同事采访过中美乒乓外交的见证者，其中有一个细节，说是那个最重要的美国球员叫科恩的，是个嬉皮士，他在北京访问的时候，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了一个预案外的问题，他问周总理，如何看待美国的嬉皮士运动？周总理回答说，年轻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可能会作出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最终他们都会选择真理。”
大年初一的这一天，我讲的这个小故事，说明我读书看报，让老头琢磨了好久，表示很有意思。
回家的时候，我们住的这幢楼，进大门前有个小坡，外加一扇随时自动关上的大门，推轮椅的人会非常不便，大门里面，有两桌打麻将的退休老太太，每天输赢10块钱左右，乐此不疲。
我推着老父亲一到门口，总会有一个80岁左右的老太站起来，帮我们拉着门，几个月如一日，我们说了一百多遍谢谢。
有一回我实在没忍住：
“这个雷锋老太是咋回事？又不是咱家佣人？”
老头说：“哦，那是以前我们副县长的太太呢。她年轻的时候，就是还没嫁给副县长的时候，有点经济上的事，我就是负责侦办的人，事情不大，都没什么钱，东西也退回了，我就找她谈了一次，给上头也汇报、担保了，我让她不要有负担，好好工作。”
我说：“你担保有个屁用。”
老头说：“啷个没得用，人家后来好多年都是先进，嫁的先生也很有出息，还当了副县长，两个娃儿都是大学生。有些事情，重一点，毁别人一辈子，轻一点，救别人一生。”
我说：“现在流行的话，枪口抬高一厘米，你听得懂不？”
老头说：“听不懂，抬高一厘米鸟不是飞俅了。”
老太太有一天在楼下碰到我，说老头的左脚肿痛哦，我说去看了一回，好像问题不大。老太很震惊，“还问题不大，你要高度重视，你们老头是从来不说痛的人，他都说痛，肯定嘿痛！”
“以前反右的时候，你老爸的同事差点被打成右派，上面喊你老爸检举他，你们老头说，这个人没得问题，上面说，你不检举他，你就有问题。你们老头说，‘他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其他无可奉告。’你老爸后来吃了不少苦头哦，不过还好，最后两个人都没打成右派。”
如此这般，我们老头的三观是个什么底色，“无可奉告”。
我在新年的时候帮他整理他读的报纸，实在太多了，也找不到收旧报纸的人，只能堆在客厅的角落里。有一天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连续有几天的报纸，都折在同一个内容上：自由前进党候选人哈维尔·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阿根廷股市狂飚、全国大罢工考验米莱新政……
某一天轮椅出行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
“你看得懂一个叫米莱的人？”
他云里雾里：“啥子？”
我说：“哈维尔·米莱，阿根廷的新总统，他在达沃斯喊了一句口号：‘自由万岁，妈的。’”
老头又想了很久，突然有点小兴奋：“这个人值得研究哦。”
我说：“研究个屁，他是美国人的走狗哦。”
这回轮到老头没劲了：“那倒是，货币都用美元了。”
正是这个莫名奇妙的话题，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成为了我俩在逛街的时候偶尔可以聊聊天，互动一下的动力，事实上我发现，他根本就是前读后忘记，但是似乎有什么神秘力量让他非常关心这个“疯子”的一举一动，事实上，还推动了我大量阅读有关米莱的几乎所有内容。
有一天经过银行门口，我说：“米莱有一句竞选口号，‘我要炸掉中央银行，这不是一个隐喻，这是字面意思。‘要得不，疯狂不？”
老头说：“字面意思是个啷个意思？”
我说：“就是真的炸掉，或者，高度准确地说，叫摧毁。”
老头说：“因为阿根廷通货膨胀噻，民不聊生，钱不值钱，国民党反动派倒台的时候，我们买他妈一斤米要几捆钱。”
有一天刷短视频，看到一个金教授，在台上讲，南美洲总是提供教训，非常高兴米莱再次提供一个教训。我把短视频给老头看，他看了一万年，耳朵也听不见，饶有兴趣地贴在右耳边听了半天。
我说：“一分钟的短视频，你硬是看到我把三国演义都读完了。”
老头把手机还给我说：
“投机分子。”
我说：“你这个老公安思想不对头哦。”
老头说：“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啷个刚开始就下结论是教训。”
老头说：“投机分子的特点就是你把他带到派出所，裤裆里面来一脚，他该说的不该说的、真的假的全部说了。”
我忍不住笑起来，破例给他买了麦当劳冰淇淋。
老头吃着冰淇淋跟我说：“你说的这个人叫啥子，我又搞忘了。”
“米莱！唉，跟你讲话太累了，麻俅烦。”
“还有你说的那个经济学家，叫啥子克？”
“哈耶克，算了，你吃冰淇淋，要化了。”
“哈耶克，米莱，人就是要学习，不学习要落后。”
老头的甜食整完了想起来一个话题，说：“你晓得不，米莱这个疯娃儿，以前是踢足球的，后来发现足球救不了国，去学经济学，当总统，救国，我觉得了不起，年轻人要有报国救国的志向。”
我说：“那万一他反而害了国呢？可能性不会低于百分之五十。”
老头说：“对头！同意你说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主席讲的这个沧桑，就是不断改革、不断发展、不断前进，这是必然规律。”
我说：“厉害了我的老头！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子。”
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企业老总的电话，讲了很大胆的思路，和现在热衷的企业出海有关，我琢磨了半天说：“不急不急，三思而后行。”
老头推开门进来，说：
“我觉得这个叫米莱的人还有一个特点，有点像重庆崽儿，做事情果断，不拖泥带水，你觉得呢？阿根廷这个地方，报纸上说的，叫做国难当头。国难当头的时候，容不得三思而后行。”
我说：“重要的事情说两点，第一，不要半夜三更偷听我打电话；第二，朋友要做大事，我先冷静分析，不拱火，没得错。”
老头说：“那是那是，我的听力不好，没有偷听，是你讲话声音大。”
我在新年的晚上乱翻书，钱穆注《论语》，在“三思而行”下面，注曰：“事有贵于刚决，多思转多私。”
黄溪河流入长江的地方，总是有很多人钓鱼，我还经过一家鱼具店，生意不错，叫“忘不钓”，无语。
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我和朋友汤总去姐姐工作的绢纺厂玩，她的一个老头同事嫌我们太吵，把我们带到旁边的鱼塘钓鱼，钓了一个下午，一条鱼都没钓上来，汤总没耐心了，扑通跳进水里，东游西窜，冒出头来说：
“日你妈里面根本就没有鱼。”
要钓鱼首先要确认水里有鱼，据说是芒格说的，反正鲁迅肯定没说过。我想哈维尔·米莱叫嚣“国家是魔鬼发明的，上帝的制度是自由市场”，是不是他发现水下已经没有鱼了。
关于哈维尔·米莱的话题，在黄溪河边，渐渐告一段落，天气越来越暖和，老头的左脚，慢慢有了转机。甚至，在我离开重庆的时候，我还预约了阿根廷的作者，为我们带来“自由万岁”的米莱后续的内容。
在我家90后那颗“什么都是美国人干的”的心里，似乎，还埋着“真理万岁”、“报国万岁”的三观。
我们还未到互相拉黑的程度。
腊月二十九的下午，去重庆巴南区的中医院帮父亲拿好中药，想起明天就过年了，应该去南山看看母亲。
天下着小雨，叫了辆滴滴专车，山路弯弯，开了一半，师傅说：“你定位在西南门，你要去的这个南山龙园小区，还有别的门不？”
我突然有点小尴尬：“师傅，我要去的这个地方，不是小区，是一片墓园，你要是不想去的话，我可以换一辆车。”
师傅说：“哦，这样啊，下雨，天冷，没事的，你去好也叫不到车，我在那边等你。”
我在南山龙园的半山腰上呆了半个小时，把这一年所有的事都和母亲讲了一遍。雨越下越大，墓碑前放的白色小花，心事重重地散开来，像这一年无数个哀伤的碎片。
重新把花扎好，压在一块石头下面，我说：“妈，我回去了。”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说：“爸，我去看过我妈了。”
老头说：“哦。山上还好不？”
我说：“山上有啥好不好。山上的人只希望山下的人好。”
他说：“那倒是，你看我这个左脚，南山也爬不上去，心有不甘啊！”
记得前年底母亲在ICU里去世的时候，我还在国外，我的老同事去家里告诉了他，几个同事作好了所有准备，甚至连救护车都安排了，老头听了看着窗外，沉默了好久，回头说：
“我晓得了，辛苦你们了。”
这是疫情三年他遭到的第二次沉重打击。
2020年初，我的60岁的哥哥心梗去世。老头有一周都没怎么说话，有一天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
“文化人，问你一个问题，老公死了的女人和老婆死了的男人，都有一个特定的称呼，但是娃儿死了的人却没有，是不是？”
我说：“没有。”
邱兵，重庆巴南人，李植芳老师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