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民主论有大批的信奉者。但是，对流氓史漫长的地带来说，人们更信奉稳定论。据说，法律也承认，不公正胜过无秩序。暴君胜过暴民，流氓胜过乱世。他们习惯了流氓的存在，他们往往患有极深的、甚至不为己知、不为自己承认的绑票心理，他们把流氓当作一个文明必然的人格来接受。尤其对大流氓，他们觉得那是自古而然天经地义的，是超出他们之上的成功人士，是他们需要的须臾不可离弃的权威，是他们生存于世的最有效的裁判。因此，他们甚至接受不了流氓民主论，他们的神经心智听不惯各种流氓在台上吵嚷、揭老底、打架，一统天下，耳根清静，多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流氓。
一个流氓社会里的大小流氓不承认自己是流氓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可怜的倒是那些被他们管着的大小驯民们不承认统治他们的是一群流氓，官员、干部、公务员、服务生，这是他们给予流氓们的荣誉。他们已经不考虑流氓的未来，似乎流氓是跟文明相始终的一类人。既然如此，流氓统治他们就是一种“必要的恶”。的确，在诸如家族、部落、种族、国家等文明单位里，流氓是最为重大的人格形式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流氓在任何文明单位里都能永远地混下去，永远地管下去，用我们古代汉语的话，“唯彼作威，唯彼作福，唯彼锦衣，唯彼玉食”。对流氓的驯服是文明演进史上的重大课题。从驯服家庭的流氓开始，到驯服国家的流氓，人类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让每一个人自成主体，让每一个发挥创造潜能。就是说，在个人无限丰富的创造力面前，流氓的“混”与“管”都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恶。
但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其“明德”，都认知到人的目的性和人的创造力。他们在摆脱自身的流氓属性方面总显得三心二意，不够有信力，有慧力。比如他们总要搞一下比较、权宜，他们说，民主是他们同意的，但他们觉得一个企业内部必须独裁才行；企业怎么发展，必须听一个人，所以他们要呼吁善待企业流氓，要鼓励企业流氓们放心大胆地骗钱。他们还说，比起法西斯德国来，意大利的流氓政治就是一种“较轻的害”。甚至在今天，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都显得疲软无力的时候，各阶层、种族、地域、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时候，他们会想起墨索里尼把大家捆绑在一起的办法，那种办法似乎是有用的、有效的，那种办法今天在东方国家的部分实践正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但流氓就是流氓，这里没有任何假借。有的大家长对内不错，或说是仁慈的权威，或是由家庭成员民选出来的，但他们对外却是流氓十足的。有的国家似乎上层共和了，但它的元首和共和机制却也是流氓十足的。有的民族已由民主致富了，但一提起它的毛病，它的全体成员就会跳脚大骂。对流氓家庭、流氓民族、流氓国家的态度几乎是文明史上最为蒙羞的一页。直到今天，人们仍无诚实地表达对流氓的嫌恶之意志。文化史家、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们甚至多把流氓当做人类社会的常态。
对待流氓和流氓社会，作为旁观者，参与者，人们有时候不得不表态。遗憾的是，大多数人的态度是不正当的。因为他们心里有权宜。墨索里尼统治的二三十年代，意大利确实被管得相对有序，他也得到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在外面，萧伯纳崇拜这个流氓，说“终于有了像似负责任的领袖”——我们得原谅萧，因为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之前，各国的大流氓只混不管，萧只是误把墨索里尼说成社会主义同路人；庞德公开支持意大利国家流氓，说墨索里尼延续了杰斐逊的事业——我们得原谅诗人，他不懂政治；弗洛伊德送亲笔签名著作给墨索里尼，把这个流氓称为“文化英雄”——我们得原谅大师，他在寻找文化的出路时饥不择路；美国驻意使节查德替流氓的自传写序，称墨索里尼是“此空间此时间最伟大的人物”——我们得笑话美国人的幼稚，改不了见老大就拜的幼稚病；丘吉尔则在流氓起家的时候就称赞他，说墨索里尼是“活着的最伟大的立法者”和“列宁主义毒药的解药”——我们得笑话这只狐狸，就这么出来混，最终是要还的，英国为它的乡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今天我们都知道墨索里尼是什么人，一个流氓，一个喜欢在阳台上发表演说的丑角和小打小闹的流氓，甚至可怜地做了希特勒的傀儡。我数次在流氓演讲的阳台下走过，那里早已成为人民闲庭信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