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萧军对毛的看法趋于定型：“他缺乏一种沈潜的，深刻的，艺术的力量！他是太中国式的，感觉式的，他应该更深沈，锻炼成一种深刻的，悲剧似的力量。马克思是不同的。”（1942年4月28日）“他是个领导教育的人物，但深刻浸澈力不够，他先做到了宽而不够深。”“作为一个作家的我，不能像政治家一般圆滑，一定要严刻，但这后面却是无边际的宽大，前者是在表面上是宽大的，在最后却是严刻的。”（1942年5月25日）“读《中国通史简编》到朱元璋杀功臣时，使我感到古今政治有一个通则，就是用则取之，不用则弃之或消灭之，这是政治上的‘功利性’。再就是无条件地‘服从’，为无论任何帝王、政党所不易的原则。”（1943年4月24日）“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又读了一次……文章作风不统一，欠严肃，轻佻、报纸作风，感觉性的，比喻和幽默得不恰当，缺乏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他是有天才的，但是感觉性的天才，后天蕴藏性不够，是一个经验性的天才，哲学性不够。深度不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政论家……但不是一个深刻的，洞澈的思想家。行动的力量象征，精神崇拜的象征。是一个明敏有余，影响力不足的人。权威的力量，偶像的力量，可以使人发生迷惑！祇有真正懂得本质的人，才能不为他所影响，走出这影响。”（1943年6月21日）
萧军的“入党”之谜
萧军大概是投奔延安的作家中罕见的拒绝被党“整合”的人。
大概是萧军第4次见到毛时，毛留萧军在自己的住处吃饭，同桌的人还有主管干部的陈云。在谈到萧军的入党问题时，萧军说：“我是不乐意结婚的女人。”对于这个回答，陈云感到非常吃惊。他说，在延安几乎十分之九的人是从文艺路上来的，没有一个是小组发展的。
后来彭真要求读萧军日记时，再次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的《八月的乡村》没有问题，是革命的，你在延安解放报上发表的文章也是革命的，但有时候你却总不能和党靠拢，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这就使我怀疑了。”而萧军的回答引起了所有在场人的哄堂大笑，萧军说：“我底入党等于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一样。”
不能不说，这正是共产党的意图。
延安整风在萧军和毛泽东之间埋下了一条看不见的隔阂，从那以后，毛泽东见他总是不太自然了。因为毛泽东没少批评“向党闹独立性”的人，相信萧军也知道其中所指。不久，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开始避免与各界人士有私人的来往，信件也不再自己写了。大约萧军也再没收到过毛泽东的信。他理解，这是中共走向“制度化”的征候。但他依然把“提供自己的意见”作为义务。下乡之前，他想找毛再谈一次，但没有结果。直到3年以后的1945年11月，萧军一家随中共主力向东北转移，毛泽东派车把萧军接到自己的枣园住地，他们才有了真正的告别。
在这最后一次会见中，忙着与老蒋“争天下”的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萧军入党的问题。他甚至向萧军承诺，入党不一定要“取消他的一切特性，创造性”。虽然，在毛泽东的眼里，知识份子充其量不过是必须附在他这张“皮”上的“毛”，但他恐怕还是希望萧军——这个以性格倔强、闹独立性闻名的“刺头儿”——能够当面表示“归顺”和依附，能够给他这个面子的。但即使是在毛泽东面前，萧军依然以“害怕自己发脾气”终止于这个门槛。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萧军回到自己的老家东北后，还是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不过，没有材料证明他是否获党批准，此后，他竟奇怪地被“冷冻”起来，长达30多年之久。自然，他一天的党组织生活也没有过，党费也是免交的。80年代“平反”后，他既未要求重新入党，党组织也没有对他履行“恢复组织生活”的手续，可见，这件事的“不了了之”是一个两相情愿的事实。
但如此一来，萧军为什么没有将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难免又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笔者认为，萧军的此举应属“一念之差”，而不存在背叛自己信念的问题。至于产生这“一念之差”的原因，可能是害怕被新政权边缘化，可能是因为某种未泯的“功业心”，也可能是一时“随俗”——想给老家的乡亲们一个交代。萧军终其一生是“革命文化”的一分子。由于某种机缘，幸而没有成“占统治地位”的革命文化的一员。他的“热爱自由”，恐怕还没有像胡适、陈寅恪那样，上升到自由主义的信仰和价值层面。而是心性不受拘束，是比较朴素的“自由的哥萨克”。这种人类的自然心性，在异化较深的人那里大多被消磨和泯灭，但却是一切“自由主义”主张的人性基础。任何“主义”若没有这种人性的基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当然，萧军在“入党”问题上的奇特遭遇之所以值得讨论，并不在于这位作家的信仰与我们有和干系，在此讨论，完全是因为它与毛泽东的“治人术”这个话题有关。因为，任何一位熟悉萧毛交往历史的人都难免会问：毛泽东知道这一切吗？
毛泽东与萧军：同途殊归的“弑父者”
萧军的回忆录，时间祇写到1949年，所以，我们无法得知，他对后来的毛泽东作为有何评价。但从他披露的此前的日记和回忆文字来看，他对毛的批判，似乎止于对毛泽东“局限性”和“水平”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对毛还是有感情的。林斤澜回忆说，萧军曾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而毛泽东祇能算我大哥。很显然，在一个亿万人都发生迷惑的时代，他从未以奴性的姿势仰视过毛。他觉得，自己与毛之间，在人格上的平等的。用萧军的小儿子萧燕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有一些“相象”。笔者以为，这应该是指，二人从来以“恒星”而不是“行星”定位自己，从来以带正电的“原子核”而不是以带负电的“电子”定为自己，从来以独立的人格而不是任何人的“仆从”与“附属品”定位自己。祇不过，在“阴柔”的毛那里，他祇能容忍或最终总是把自己的身边变为一个“行星－电子－奴隶”的世界——让自己成为一个核心；而萧军虽然具有某种“专制”的脾气，却是容不得人的奴性的。
当然，在个人经历方面，萧军与毛的许多相似之处，大概也是他们感情相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