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不隐讳憎恨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总是责备他懒堕，督促他干活儿，还给他和兄弟们吃得很差，并且不给他钱花。在毛的青年时代，的确有谣传说，毛泽东想杀死自己的父亲。
萧军在少儿时代，却是真正想杀死自己父亲的。他在7个月大时就没有了母亲。而母亲是被父亲殴打后，吞鸦片自杀的。母亲本想带走这个唯一的儿子，临终前给萧军也灌了不少鸦片，祇是由于性格倔强的孩子的挣扎，招来了家人的干预，满嘴被涂得乌黑的他，被灌了许多粪水，才救下了一条小命。所以，萧军从小就扬言：“长大要替母亲报仇！”为此，他没少挨父亲的痛揍。这种“身教”造就了萧军的暴戾习气。
父亲除了经常打骂，还非常瞧不起他。在父亲眼里，这个“打遍街，骂遍巷”的孩子，若能够有出息，那简直要“虎叫三声龙下蛋”。他曾讥笑儿子说，你将来若不是个“拔烟袋”的（指无赖），就是个“偷油瓶”的（指小偷），或者是个拄着拐杖挨家挨户地“捅狗牙”的（指要饭的乞丐）。“经商必气死掌柜的，学艺必打死当师傅的”，至多出息个“无浪游”。正是父亲的这些言语激发，促使小小年纪的萧军就有了当土匪的愿望。
与毛泽东曾向父亲妥协——譬如，父亲叫他当众下跪时，毛泽东要求祇跪单腿——不同的是，萧军宁遭加倍的痛打也决不妥协：“我的父亲对于我就是这样一种可恶的暴力的化身，我很痛惜自己不能够一下子长大，能够反抗他，他殴打我时我也能殴打他——后来到我13、4岁时终于开始还击了。他打我我就咬他的腿和手……”
萧军和毛终身都没有理解，以至原谅过自己的父亲。他们从未意识到，他与父亲的矛盾，是不同年龄和社会角色所赋予的：少年人贪睡，而繁重的农活逼迫他必须晚睡早起；少年儿童的天职就是玩耍，而一家之长的天职则是使财富增值，他们深知这财富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天性浪漫的少年人同情弱者，而靠苦干出身的父亲根本不相信眼泪；少年人希望慈爱，但家庭有限的资源必须向生产力倾斜；少年人希望长辈讲理，但中国的家长制和文化不高的父辈更习惯于暴力教育；少年人喜欢读闲书，家长则希望所学能够有所用……家庭，在一个初人那里，是一个自然的感情单元，但在社会发展史中，那年月，仍然是一个生产单位。这就意味着，一家之长的父亲，不仅是孩子们的生命给与者，同时也是生产的组织者和经营管理者。为了使家业发达和不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失败，他不得不遵循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产出的血腥原则！——这一切，在在都是那个时代父子冲突的酿造之源……
但萧军与毛不同的是，在他离家之前，却完成了从“叛离”到“回归”的整个性格发育过程。在回忆录中，他曾讲述过两个有趣的细节。一个来自祖父的教育，一个来自他本真的颖悟。
在父亲破产后，萧军一直跟着祖父、祖母生活。起初，他对于劳动的确是个生手：“夏天来了，我就去南山上割荆条。因为我起始割得很少，当我用头顶着走进村中，有的人们就讥笑我：”小心让老鸦看到，叼去做巢啊……‘吃饭的时候，祖父是并不说什么的，待他吃过饭以后，就要去检查我的成绩了，回来就开始数责：“你不嫌害臊吗？割了那么一点柴，还有脸吃饭吗？’眼泪浮上我的眼睛了！我感到羞耻，我感到祖父再也不是原先那个祖父了……他变得严苛而认真，他把我作为一个成年人——这时我祇有10岁——来使用！……最使我感到伤心的是，他竟把我的工作和吃饭连接在一起来衡量我了。这伤害了我的自尊，我初次感到人间的真正寒冷、吃饭的艰难啊！”
大概是因为有过这种启蒙教育，后来毛泽东把“吃延安的小米”与“批评延安的不良现象”联系起来的时候，萧军并没有发更多的议论。尽管祖父当时的教训使他伤心，但是，伤心归伤心，他却渐渐地变得能干起来了。以后，他每次打回来的柴不独能挑成一付小担子，每天还能够上山两次。最使人感叹的是，在这个转变中，那个曾经被他打破头的孩子给予了他重要的扶助。他不仅帮助萧军拢柴、捆柴，一同回家的路上，还帮助萧军担柴。正是在他的扶助下，萧军开始能够独立地担当起部分家务劳动了。
对于他从不原谅的父亲，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善意的理解。他似乎是突然发现，父亲祇是喜欢在人前奚落他、批评他。这也许是父亲“善意的恨铁不成钢”吧？也许是为了自尊的缘故，想要从别人的口中博取对儿子的夸奖吧？而他知道，这些夸奖，无疑能满足做父亲的虚荣心的。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萧军幼年的尊严感和责任心，竟是由这样一种机缘触发的：“‘父债子还……这债不能瞎……’在我走过人群时，常常听到人们在背后这样谈论着。这却给了我一种喜悦和天真的自负，觉得自己在这世界上被存在了，已经有人把他们的希望放到自己的肩上来了，使自己俨然变成了伟大，同时暗暗地自誓着：——我必定还你们！我必定……
后来父亲每当喝过了酒，总是把我叫到他身边，带着一种歉意似地样子重复着这几句话：‘……不用指望爸爸会给你留下任何东西，祇有一身饥荒（即债务）够你小子扛的了！是好小子……就应该把爸爸的饥荒全还清，并且加上利息。’我们父子之间似乎祇有这一刻才有了一种温暖的父子之情穿过每个人的心孔！“
笔者认为，正因为萧军在天伦上有过这样一种回归，因而，即使在被“冷冻”的时代——整整30多年里，这个性情偏挚的他不仅没有疯，没有傻，没有钻任何牛角尖，从而在老年后变得不可理喻，相反，他的晚年是圆满的、快乐的：“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
而走上“弑父”不归路的毛泽东，在终于杀死了整个“父党”之后，自50年代初期起，就生活在精神的恐惧中。
其次，萧军与毛泽东都是具有“牛仔”的气质。他们都自称是“绿林大学”的毕业生，并着迷于独来独往的“游侠”生活。他们均自任下层社会的代表和保护者，能怜贫惜苦，主张扶弱济贫，喜好“打抱不平”。他们都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反潮流”精神，阻力越大斗志越强。祇是在毛泽东那里，对人民的同情转变为利用，在他的驱策下，人民被赶上一条“你死我活”、“有我无他”——与有产者不共戴天的“专制”歧途；而在萧军那里，依然保持着它社会善意的“良心”本色。
毛泽东所看好和屡加利用的“流氓无产者”阶层，萧军是绝对痛恶的。
当然，萧军与毛泽东都喜欢鲁迅。这是人所共知的。祇是毛泽东对于鲁迅的欣赏与萧军的对于鲁迅之爱戴，可能是有差别的。由于这属于另一个更大的课题，本文仅提出于此，供有兴趣的人去探讨吧！
（2007年8月5日修订于北京）《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