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浮录一】林场前传
这里是仙境?在开车前往阿尔山天池镇的路上，司机这么反问我。每到夏天，他就要拉上一车又一车从大城市逃脱出来寻找安静的人。“但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这里的安静，是找不到机会，令人窒息的安静。”在他看来，世外桃源不过是“被机会遗忘的地方”。
茂密而神秘、诡异的原始森林中间，露出了—块平地。平地里铺满绒毛般柔软的青草，流淌着从地底冒出来的永不结冻的温泉水。这里是王立军出生的地方。
阿尔山市离铁岭180公里，离省会呼和浩特270公里。而从阿尔山市要到天池镇，还要走将近两个小时的山路。
整个国家经济的沸腾，曾经反衬出这个地方的凋零，现在，天池镇终于通过旅游，对接上机会的一点边角。
要离开天池林场的前一晚，23岁的王立军沿着这个小镇那不到一百米的路，半昂着头，来回地走。遇到认识的熟人，向他庆贺，他冷漠地不予回应。王立军的意思是，“你们就困死在这里吧。”时隔30年，王立军儿时的邻居，现在的饭店老板贾春盛还是这么理解。
这个小镇在王立军离开时，正式的称呼，是阿尔山林场天池伐木工人定居点。与这个名字相配套的，是简陋的生活条件：一条土路，两边安排着居住区，—个供应基本生活用品的商店，以及一些办公用房。剩下的，就是围绕着他们的原始森林。
这个拥有一千左右人口的定居点，往前推个七八十年，还是个藏在大兴安岭里的无人之地。1937年，需要大盘木材修建铁路的日本军队，从阿尔山市铺设了一条通往原始森林的铁路，最终的站点就在这里。
战争的硝烟散去后，这个地方一度又被原始森林吞噬。直到六七十年代，建设需要大量的木材，才让政府记起这个现成的火车站。各地的青年，“响应祖国的号召”、“怀揣着战天斗地的热血”，来到这里定居。
王立军的父母是从吉林白城过来的。“老头儿、老太太性格特别好，待人总是和和睦睦的。”这是邻居的评价。王立军父母的这种谦逊，有可能来自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要求——虽然同是工人，王立军的父亲是个有知识的铁路维修工人。
这样的性格，在这里却不一定是优点。政府的架构和组织到了林区更多是象征——管理人员很少，更多人是平级的，因而为什么这家的房子可以修在这里，可以修那么大，为什么这个人家里只能往最边缘挪……日常生活的秩序，在这个原始森林的腹地，慢慢习惯用争夺和暴力来划定。
我试图在这个镇子上寻找王立军小时候的朋友，“我可以回答你，没有。这里不像是那种亲戚聚居的乡里。”另一家餐厅的老板这么回复我。
或许因为父母的和善，王立军反而从小就必须好斗。“他是我见过最莽撞、最冲的人，往往谁多看几眼，他就冲过去要打别人，这种不好惹的个性，连这里的老大都觉得惹上他倒霉，没有人愿意和他走在—起。”所以王立军也没能成长为当时年轻人的老大。贾春盛就和王立军干过很多次架。或许因为这种经常性的冲突，比起同样生活在这里的人，贾春盛更喜欢的是森林里的动物，甚至猛兽。据他所说，王立军也喜欢一个人往原始森林里走。
即使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能持续多长。“在这片林区，先后成立了3个林场。”“这种砍伐速度远远高于生长速度的业态，让这里可供开采的林木资源几近枯竭。”这是阿尔山林场的官方描述。落实到林区里人们的生活，则更为刻骨。
“工资先是调低一半，再调低一半，最后干脆开始发一个月停—个月。”1979年左右，连小火车也停了，这个与外界沟通的唯一的象征，突然之间被废弃了，这里的人，感到被时代抛弃的窒息感。
林场充斥着吵架、怨怼、打斗。所有人都在用各种办法逃离这个地方。“最早离开的，是那些找亲戚申请调动的。”那一段时间，时常可以看到许多人拿把椅子坐在门口，长吁短叹。而好不容易进来—次的邮差，是大家最期盼的人，总寄望自己能抓到某根救命稻草。“有几个家庭，下定了决心，总算凑足了—个人的路费，去广州找工作，竟然成功了，那人开始源源不断地往那里介绍人。但是也有人，拿着几个家庭凑的钱，出去了就没回来了。”
老实妥帖的父母并不是善于找关系的人。这家人安静地等着命运一点点变得窘迫。王立军还在挣扎。他到处找关系，最终用健壮的体魄，加上父亲仅有的关系，换来了—张入伍的通知。虽然只是铁路基建兵。
“我们私底下还取笑，修铁路的地方比林区还荒凉，王立军是急红眼了。不过，没想到退伍前，他回来过—次，听高声地到处说，在部队里找了个老婆，而且岳父是部队里的大官。我们才开始羡慕起来。”
在吃了一顿晚饭后，—个饭店的女老板，和我说她愿意作证，王立军的蒙族籍贯是假的。他是标准的汉族人.当时为了能出去，为了以后政治上的方便，他给自己编了个蒙古族名字。
王立军最终成了“逃出林区的最后一批年轻人”，也在他离开后的1982年，“阿尔山林业局一度陷入了资源危机、经济危困的‘两危’境地”。留下的人记得，当时连吃饭都成问题。“整座山都被我们刨遍了，但更可怕的是内心的感受，觉得自己和这个地方被遗弃了。”
贾春盛分析了他自己和王立军的性格：“对人的信任感比较低，被生活吓破胆过，所以看上去都很彪悍，对人、对理想、对道德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从一出生，一开始活在父辈的理想主义里，活在这个没秩序的争斗里，活在困窘中的极端情绪里。好像不正常了三十多年。”
中国有一千多个林场，以这样的方式人工集结成的，除了林场之外，还有大量的厂矿区。这些土地还来不及滋养情感，更别说礼仪和道德。这些巨变的土地，用饥饿、竞争、冲突催生了一个个激烈的人格。
贾春盛记得，“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带着好大阵势回来，连他母亲的墓碑也是特意从铁岭运载回来的。但这么大的操办，我一直觉得那是炫耀和报复。他从来没关心过这里，也没真正帮过这里。”作为证据之一，他讲了另外一个细节：“整个镇子的人都去参加葬礼了，有人起哄着想让王立军聊聊对这个地方的感谢。他不耐烦地摆摆手，一句话都没说，开车就走。”而且，从此再没回来过。
【沉浮录二】弯道超车
1、粗糙的、剧烈的
王海洲一度以为，自己将一辈子在矿区工作。如果按照原来的路径，自己退休时最好的抬头，应该是矿务局保安处处长。他未曾想象到的是：矿务局可以突然变成一座城市。这本是块安宁的土地。建国以前，这个地方因为极端的气候和恶劣的环境，从未吸引过大量的人来聚居。唯一闻名的故事，是作为军队的驿站，北宋时期金国兀术曾在此调兵遣将。
这因此一直是“荒漠中的某块土地”。直到1958年，中央勘探队发现了埋在这片地底下的矿。这个地方才开始有了定居的理由。
矿迅速为这里召集了足够的人，和矿的亲近程度，也成了这里现成的等级。王海洲17岁当上了法库县卧牛石煤矿的护矿队员，他刚到来时，这里是标准的矿区：小矿厂，堆积的煤炭，飘散的煤灰，和是四周的孤寂。
地底的矿一点点被挖掘出来，矿区开始一点点滋长，这里的人，很容易感受到，“和这片土地一起生长的感觉。”现实到护矿工，然后是新组建的铁法矿务局煤矿学校的警卫，1962年12月，王海洲调任铁法矿务局保卫处。
抵达这个位置，对当时的王海洲来说，应该是他此前期望的满意状态了：每天就是巡逻如同自己家一般的厂区、调解些纠纷，维持些秩序，在已经大到足够抵御荒漠严寒的厂区里，过着体面却也相对安静的生活。
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脚底下的矿区突然迅速扩产，随之，地面上集聚的人越来越多。一个时间段里，到处有拖家带口的人不知道从哪冒出来，聚集到主矿区来，分散到分矿区去。许多地区的人口，迅速膨胀为一个村、一个镇、一座小型城市的规模。
那还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信任大胆的改变和创新，也残留着对大跃进式的突击的眷念，这两者的结合，最终催生出热血沸腾的造城运动。
1981年，国务院宣布批准铁法在原来的矿区基础上建市。从政府的建制上，正式确认发生在这里的巨变。
政府的承认，意味着质变的开始。从一个矿产生产区，到被政府正式确定为行政区。从一个采矿队的帐篷区，到一座拥有生活的城市。这意味着：被迅速建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座座建筑，还有这个地方的政府机构，以及，人的生活。
仿佛是一夜发芽的作物，在王海洲熟悉的这片土地上，一下子冒出了正在不断攀爬的钢筋，然后长成了水泥柱，最终长成一座座房子。现在的铁法市，看上去像是活在那段历史里：城市中心伫立着两个巨大地火电厂汽轮机冷却塔，白色的水蒸气不停地飘散出来，洒在旁边连片的住宅上。城里的住宅大都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营厂的风格。楼体上没有一点粉刷，是最原始的水泥色——当初这座城市建得太快。根本没有人花心思去注意美观，也没有人关心电厂不应该盖在城市内部，只是顺着一个个厂矿，生长出了一片城市。
自己曾经熟悉的矿区被粗暴的发展瓦解了，被席卷其中的人一度为此亢奋，但也隐隐的不安。
—切都显得那么热火朝天，却也显得有些粗制滥造。而且粗制滥造的不仅是建筑，还有和这—座座建筑配套的角色。除了做原有工作的矿工，这里的人一个个都要突然迎接自己很陌生的角色。有一段时间，这里的人会错觉，自已是临时被要求上场扮演某个角色的演员。食品局局长、卡车队领班、法院的审判员……在一段时间里，彼此见而会规规矩矩地连名带姓.叫唤彼此的职务名称。
当白己看护的厂区变成城市，王海洲一度不清楚自己能找到如何的位置。毕竟一个
矿的保安和—个社会的治安，无论从具体的管理事务还是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上，都应该是截然不同的。
公安组织是政府在一个地区最直接的管理的手，政府是考虑过，调别的地方科班出身的警察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但正因为这个新的县级市是因矿而建，所有收入都来自矿区，新组建的市政公安局无钱无人，而王海洲所在的矿务局保卫科资金充足、兵强马壮。政府一个拍板，最终，王海洲这个原来的保安处处长，就被时局莫名其妙地推上了这个位置。
王海洲出任的职务，体制上给予的正式的名称是：铁法矿务局公安处副处长，兼任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这两个称谓，也刻录了从“矿”转“市”的过度。
自己生活了二三十年的地方，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工地，而且自己还领着一块必须迅速完成的“工地”——他奔走着到处物色人，希冀迅速组建这一整个地区的公安部门。首先是铁法市所在的铁法与调兵山两镇，然后是晓楠等镇——虽然在那些地方，别说公安局，甚至连政府大楼还没建立。
对于被突然安上的这个角色，王海洲想到的办法是尽可能附和已经建立的规范。他开始到各个专业成熟的市局学习一个合适的公安局局长该有的能力和谈吐。在找人方面，王海洲也更倾向于警校出身的人。然而，这里迅速聚拢的人虽然多，大部分却还是依附着矿区生产线的各类工人。
就在王海洲到处找人的时候，初来乍到的王立军还在享受着他新鲜的城镇生活。
王立军应该感谢这个突然掀起的造城计划，正因为这个计划，这片土地打开了接纳更多人的机会，让他能最终通过岳父的关系，到新组建的食品厂谋到一个职位。
知道正式报到后，王立军才知道，自己正式的工作室食品厂的搬运工。对一切的好奇和热情帮助了他，他没有像当地人一样，眼馋着其他机构迅速扩展开的其他职位，而三心二意耽于工作。他成为了这群装卸工中最积极的一个，有活抢着干，闲时就找司机套近乎。过了一个多月，王立军在这些司机的调教下也开起了货车。
食品局在物资缺乏的矿区，是一个重要也受欢迎的部门，特别是运载食物的司机，可以在不违反大原则下，决定先把哪些稀缺的物资分配给谁。在那个时候，人心被这迅速膨胀的机构催发得格外急躁，这个从乡来的小伙子，反而因为淳朴和“不谙世事”变得格外突出。他不像其他司机，试图通过这一特权交换另外的的利益，而乐于用它来交友。他迅速成为货车队最受欢迎的司机，领导因此决定让他把食品送去给政府部门。这个职务，让他在铁法半年不到，就铺开了自己的关系网，其中包括时任铁保矿务局的纪委书记周雪琴等一拨人。最终在他人生中起到作用的，就是周雪琴：他知道王海洲正在找人。
王海洲后来和人描述过，他第一次见到王立军时的样子：身材精瘦硬挺，看得出事意志力和企图心雕塑出来的身体。却因为长着一副圆脸，笑起来看上去很憨厚、亲切。
憨厚、亲切，这是出身贫苦家庭的王海洲觉得亲近的性格，而强烈的事业心，则是他看中的优点。他认为：这样的年轻人因为心性，会成长为不错的人。
时隔30年，王海洲和GQ记者说，他意识到那个着急的年代，注定会搭建出一个粗造的框架，而迅速展开的框架，会激发一些人不合常理的升职欲望。作为其中一个框架的搭建者，他担心自己也会因为着急对人看走眼。他当时首选，是那些本来已经“规范”的人，他曾经向周边县市的干警以优厚的待遇发出邀请，他觉得这些人能带来的，其实已经和土地相处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体制产生的“政治文明”。然而，终究没有人愿意来到这个蛮荒之地。
最低的底线，王海洲开始考虑退伍兵出身的人——他相信这些人经历过的另外一些“规范”化的训练。更重要的，他只能倚重对人心性的判断。所以虽然这个让他留下好印象的食品局的年轻司机，并不符合当时他招考公安人员的标准，他最终同意让这小伙子来试试。
他不曾想到的是，20年后，正是这个当时他亲手挑选的“外地人”，最终把他投入了监狱。
2、“可以出成绩”的地方
站在已知的结局回头看，王海洲可能还是得承认，重来一次，王立军依然会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他当时最喜欢的下属。
刚来试用的第三天，夜间出警，大家约着进饭店吃点东西，王立军说什么都不去。买瓶汽水，买个面包，坐在马路牙子上自己啃了起来。
第一次领王立军来家里吃饭，这小伙子紧张得筷子都很少动。第二次来的时候，王立军就提着他自己猜测的王海洲夫妇可能喜欢的菜.还毫不客气地，自己挽起袖子就下厨房。这个小伙子身上带着小地方人的淳朴。对比着那些整天踏破王海洲家门，不断打听、算计各种扩张带来的新职位的“老相识”，更显得可贵。
至今王海洲还认定，王立军对他的关心是真挚的，要不怎么能体会到他那么细小的需求。王立军变着法子给他们两口子做菜，见他们颈椎不太好，还自己跑去学了—套按摩的方法。玩笑开着开着，王立军就叫上了王海洲干爹，而王海洲也乐于这样的关系。
那段日子里，王立军还做了件王海洲特别认可的事情。这个没出过远门的人，趁着假期，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自己一个人跑到北京。同样就买瓶汽水，—个面包，坐在马路牙子上，看北京的交警怎么比划动作。然后回到铁法，兴高采烈地和王海洲比划。
王立军试图规范化的努力，让王海洲很激动。他最终招来的干警科班出身的不多，“规范化”的问题成了王海洲的—个任务。
留给王海洲的时间确实够紧，除了铁法市驻地，其他地方也必须开始组建派出所。因为这完全是一次突击，所以可以不需要走太多规范的程序。虽然王海洲才走上正式的领导岗位没多久，但他必须在各个关键点上迅速布好自己信任的人。
王海洲就像是一个刚学习如何下棋的人，却被要求，马上挑战—盘快棋。
从认可王立军，到派王立军前往晓南镇，这个决定没龙王海洲很多时间。在当时，他自己觉得走了—步准确的棋。直到30年后，王海洲才向GQ记者承认“我终究还是选错了人”。但如果当时让他重新选择，王海洲确实也一时想不到人选。“有时候别高估人选择的空间。时局才是最终的选择者。”
晓南的建造比—般矿区更为粗糙。为了寻找到平地，晓南建镇的地方距离晓南矿有6-7里地，连砂石路都很少。早上6点半上矿，矿工—般5点就要起床，下午4点左右收工，没
有任何娱乐方式，—些工人会主动加班多挣些钱，周末的时候也有不少人自愿上矿。他们
宁愿面对辛劳和危险，都不愿意一个人回家面对无边的孤独和无聊。
更为欠缺考虑的—点是，在—个地方建立一个矿吸引大量的男性工人.一般就会建立—个纺织厂，安排些女性工人，以平衡—个地方的生态。晓南镇—直只有矿广，无处宣泄的欲望，让这个地方一度对女性来说非常危险，这让成家的矿工在当时连家属都不敢带。
也是在那几年，抚顺的煤矿突然黄了，两三千个矿工被政府安置到晓南来，—些素质较高的知青借机离开，临时补充进来的新矿工很多是游民地赖。晓南因此成为王海洲最着急完成派出所编制的地方。
王立军—开始确实成为“最对”的人。王立军的职务是副所长，当时他的直属领导、派出所所长汪润元，退休后定最终定居在晓南镇。他记得那时候的王立军28岁，而他自己48岁。这对老少配，在铁岭的公安局里成了众人觉得新鲜的搭配。
“当时谁只要见他—面，就马上知道，他肯定是未来之星。”汪润元直到如今，依然这么觉得。“做事卖力气、办案卖力气、待人卖力气”。在汪润元的描述中，当时王立军热切地喜欢自己的职位，完美主义地要求自己的工作。王立军到了后，开始组织警察晚上执勤露岗，但他总是不放心，不是自己的班，也是—早一晚巡逻—遍才走。—开始他还特别愿意站在路边和众人挥手微笑。在汪润元描述中，王立军有着来自农村的淳朴。连到底下村儿里走，都不在那儿吃饭，多远都赶回派出所吃，“我呆了7年半没在底下吃过—顿饭。王立军也是那么做的”。
然而，这么一个因剧变而无序的地方，仅仅靠温和的“监督”似乎是不够的。晓南镇的纪委书记张红军记得，晓南镇当时“小偷太多了，煤棚、大葱、木头什么都偷，农民到镇上卖鸡蛋，上来—群入围着挑鸡蛋，一会儿工夫人一散鸡蛋都给摸没了。打仗的事情更是每天都在发生，那时候小流氓们喝完洒就打仗，很多人都以打仗为荣，双方找来20、30个人，菜刀棍子全都用上，警察在旁边鸣枪都没用”。
最糟的事情发生了，警察王涛在1983年被刺死，在同年案件就告破：是3个心气很高的年轻矿工，喝酒后闹事的错手。3个罪犯同年年底被枪毙。
不知道是管理所需，还是出于对同事牺牲的愤怒，抑或是自己幼时生存经验的驱使，王立军开始选择比“治安”更“强势”一点的管理方式。
残留在晓南人印象中的王立军很喜欢抓人“顶墙”——被抓到派出所门口，头顶墙壁站几个小时。打架斗殴抓、走路不沿着线走抓，厂服的扣子没完全扣好，包括初中生小学生打架，都会抓。很多人都记得，派出所门口都有不少人罚站，—天十几个。慢慢地，开始演变到打人：路上抽查，没有身份证，劈头一顿打，往拘留所押。
这种方法好的地方在于，“吓住了不少人，慢慢地谁都不敢乱动。”“但是到后来.没有人闹事了，他—天总要寻些理由找一两个人打—下，他似乎对打人上瘾，谁见他就躲。”
王立军曾得意地和同事说，他找到了超越王海洲而且更适合这种地方的管理办法。或许也是在这一刻，他觉得非科班出身的王海洲终究不是典范，他应该自己探索警察各种规范的标准。
他自己设计警服.设计走路、说话的方式——有许多人目睹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刻苦地练习。他还开始带上墨镜、穿上风衣，甚至开始改装警车——可以看得出，这些范例都来自于当时热播的香港电影。
王立军到晓南镇没多久，很多人就逐渐意识到，晓南镇其实是“可以出成绩的地方”。
晓南是这些新开的矿中.发展最快的。在当时整个国家策略上，矿是“国家新—轮跨越”的关键，辽宁作为煤炭大省是重中之重，铁法作为因矿而设的市，具有标杆意义。再来，作为抚顺煤矿的接收单位，晓南矿还是为国家作贡献的地方。当时中国的—些矿区已经枯竭，如何做好枯矿地区人员的分流和安置，是国家的—个重要课题。
据不完全统计，省、市、国家各级领导，在1983年这一年，就考察这个小镇将近十次。也是在那几年，晓南矿矿长阎兴国被评为中国煤炭工业优秀企业家——金钟奖获得者，而晓南幼儿园园长被评为中国十佳教育工作者。
1983年晓南警察王涛的牺牲，作为当时仅有的—例警察牺牲的故事，震惊了社会和公安部门。但如果这个故事往下的发展是这样的情节—一当地警察迎难而上，在多少年之内让这个地方焕然—新——那将是整个公安系统最乐见的“政绩”。
然而，可以出成绩和确实出了成绩还是有差距的，如何填补这个差距。王立军最终选择了—个办法：他向自己的领导王海洲汇报，在晓南镇三年，他“先后抓了犯罪分子1600人”——这个数据超过了铁法市其它地区拘捕的犯罪分子的总和。
王立军后来还反复和媒体很高兴地强调这个数据，他对这个数据心安理得：每天我都抓那么多人去顶墙，前后算起来是有这么多人。至于这些人算不算是犯罪分子，需不需要给他们人生的履历挂上这样的标识，王立军觉得，应该“从严处理”。看到这个数据，王海洲着实吃了—惊。在他理解中，这不是王立军的造假，而是他的彪。“他总把—切做得过了”。
3、被需要的成绩
“抓捕犯罪分子1600人”，这个让人惊讶的数据，对当时的王海洲应该是个非常大的诱惑。
一旦进入一个新的规则，总身不由己要被规则的各种力量推着走。同僚对这个新区、新公安部门或许没有想象总的质疑，但在铁法，许多被推上新位置的人，总需要一次明晰的成绩来安抚自己。
1983年，作为县一级的公安局主管者，王海洲再次收到从上面传达下来的“严打”的通知。中央领导有着从整个社会发展高度上的判断：文革结束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滋生了一大笔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十年动乱砸烂公检法，导致很多人蔑视法律，威胁袭击公安与干部事件时有发生。而“自从1979年刑法生效，打击恶性犯罪成为了当时很长一段的主旋律”。
在王立军把数据报上来前，这个政策确实会让人比较发愁。特别对王海洲，他在厂矿多年，总是有各种人情世故的关系，身处这样的执法部门，当然谁都想立功，但“想着，把人抓了、挂了罪名了，记入档案不说，甚至有可能突然因为要树典型，被判了刑或者枪毙”。王立军这个外地人反而没包袱。
“抓捕了1600个犯罪分子”，王海洲知道，这在—开始只有三千多人的晓南镇，绝对是“不可思议”的数字。但他最终往上汇报了这个数据。
让王海洲自我安慰的一点是，王立军确实为晓南镇做出让人满意的功劳，连晓南镇政府和矿区，都因此特意建了栋大楼给晓南镇派出所。
显然，需要这个数据的，不仅仅作为县级公安机构领导的王海洲，还有“更上面的人”。当王海洲把这个数据纳入自己的总结，向上汇报，就如同在化学药剂里投放了催化剂一般，迅速在自己所处的体制产生巨大的反响。
1990年11月22日，因为这个“突出的成绩”，辽宁省公安厅厅长带领全省及市、县、公安局局长到晓南派出所视察。视察极为隆重，这让整个铁法公安局非常激动，这个临时搭建的“班子”，因为晓南镇派出所，似乎成了超过其他同僚的示范地区。王海洲和王立军没有想到的还有，省厅后来把这次视察向时任公安部部长的领导做了报告，在之后不久，公安部部长亲自视察了晓南派出所。当时吸引来的还有主管公安部宣传工作的另一领导。
这个数据点燃了本来就积攒在这个地方的政治力量。然而仅仅有数据显然是不够的。按照公安部的规定：公安新闻具有宣传性和新闻性。从宣传性角度来说.“严打之后，要总结成绩，一个好办法就是要有人的故事。”一个时任某中央媒体公安线记者的知情者对GQ记者说。
或许算是对得意门生的奖励，对王立军没有任何提防之心的王海洲，仓促间把这个机会给了他。
关于那次采访，辽宁日报高级记者赵先芝在自传里写到：“1990年11月10日，我去铁
法市采访晓南公安派出所所长王立军，采访很顺利，苦写二天二夜，终于写成了6000多字的通讯……这还是我的稿件唯一一次在辽报上连载。王立军是辽宁警界—位名人，但我认识他时还不太知名。”
而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唐师曾则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当年他受公安部主管宣传工作的某领导之托，为公安部政治部微服私访，寻找“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经过领导提供的线索，他“凑巧”地来到了晓南镇，发现，并拍摄采访了王立军。
在赵先芝的报道里，可以看出王立军已经很能讲述白己的故事：“他有着蒙古族兄弟的热情豪放，又有着人警察察的机智敏锐;他能驾车，会武术，精拳击，善柔道;还酷爱书法、绘画、音乐、文学，并有一定的造诣。当地人都说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爱憎分明的传奇式人物。一次他力挫宵小，一个人勇斗二三十个冲击派出所的流氓。他抓住为首的—个扔向窗户，头撞破玻璃卡在窗户上缩不回来，哇哇直叫;回身又薅住另一个抱住自己脖子的家伙的头发，把那人甩到墙角瘫在地上不能动;紧接着又把—个大个子踢下楼去。眨眼工夫他就把最先冲进来的五六个全打趴下，然后叉着腰站在门口大喊一声：‘谁还敢往里冲?’一时间，把—群流氓全镇住了。别看王立军对不法分子狠，毫不留情地狠;可对人民群众却是爱，满腔热情地爱。当然王立军也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神，那么‘刀枪不入’，受伤时照样会流血疼痛，有优点也有缺点，有七情六欲，爱妻子，疼孩子，他就是他，只是神圣的‘橄榄色’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但又是出色的一员!”
一个曾在铁岭担任记者的知情者告诉GQ记者，在领导和记者即将来视察时，王立军开始喜欢找当地的文化人吃饭。“就是想和这些文化人讨论自己的事迹如何表达才比较精彩。”
不过当时的王立军的故事，在上面的安排中，只是作为地方的典型代表而已。下来的，还是集体的荣誉。1991年10月21日铁法市公安局晓南派出所被公安部命名为“全国廉政爱民优秀公安基层单位”。
王立军知道自己的数据和“事迹”在这这其中的重要性，他曾向别人抱怨，荣誉应该是自己的，只不过自己还是不够会做材料。他开始让自己的手下干警，把公安部的相关规定找出来，一条条研究。
据公安部《奖励条令》第十一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1)在同犯罪分子作斗争中，英勇顽强，机智果敢，不怕艰苦，不怕牺牲，表现突出者。
(2)在维护社会治安，处置突发事件，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中，作出显著成绩的。
(3)在抢险救灾和预防治安灾害事故中，不畏艰险，舍生忘死，保护公共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有显著成绩的。
(4)在教学、科研理论研究工作中，有发明创造、技术革新或提出合理化建议，理论研究有重要成果，为加强公安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
……
这十一条细致的要求，无疑勾勒出—个好警察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的描述，往往比较精神化，很难量化比较，所以落实到实际评选中，反而变成了：条件要越全越好。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王立军变得“兴趣很广泛”，他喜欢“和文化工作者交流”，并开始主动记录自己的研究工作——他把自己设计的臀服、执勤用的警务遮阳伞当作创作发明写进自己的报告总结，还特意让当地的记者同志帮忙讲述自己如何文明执法，爱护老百姓，救济贫困儿童的故事。
那时候的王海洲，则更是把王立军当作自己的得意门生，依然像家人一样欢迎王立军来家里吃饭，策划着两家人集体去旅游。他唯—感觉到的，只是王立军似乎突然对文化很感兴趣。
4、 “游戏规则”
大明镇的商家还记得，曾经他们家家户户的窗口必须摆上一盆花，而且花必须养得很精神，没有就要挨打—一这是派出所所长王立军的要求;他会派底下的干警不定期突击检查。
他是个很注重形象的人——这是时任大明镇派出所所长王立军留在田宝珩心中的第一印象。
田宝珩一度很得意，白己从王立军处获得的礼遇。“有一次在大街上，我看到—帮警察站在路口查身份证，到我了，我正要往大衣兜里拿，结果一只带着戴手套的手把我按住了，说这是田老师，不用查。我抬头—看，是王立军。我正要走，后面一个年轻人因为没带身份证被一个警察甩了一巴掌，就要往派出所押，我说那是我的学生，王立军看了看我，摆摆手，那就让他过吧。”
这样的小恩惠，满足了在小地方被忽视的知识分子内心的骄傲感。只是后来他发觉，自己并不是特例。总有一些记者来这里打麻将，田宝珩总可以看到，王立军围前围后，点烟倒茶。
田宝珩记得有一次这些同行彼此相互取笑起来，老张问老李，你说王立军别人称为王青天，这你听谁说，你也敢写。老李回老张，那你说他一个人搏斗二十多个，哪只眼睛看到啦。也有人偷偷说，他们曾看过王立军裸上身，“哪有他自己说的二十几个刀伤?”
但是，这群写作者还是乐于享受这样的待遇——有当地最强势的人讨好，可以时时凸显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地位。
1991年，作为对王立军在晓南工作的肯定，王立军调任大明镇派出所所长。大明镇是铁法市区外的文化中心，也是他当年工作的食品厂的所在地。
这次升迁虽然是好事，但如果离开晓南镇，他消无声息了，那当时的成绩其实是晓南镇的成绩，和他无关。如果他离开晓南镇，晓南并没有更新的消息，而他在声势上甚至比以前更甚，就会让人觉得，以前晓南的成绩也是他的。
据田宝珩的描述，当时王立军主导的派出所经常打人。一天打个三四拨人。“具体事儿我不清楚，反正天天看着他打人”。“我还看过，甚至两个警察把一个小伙子的两个胳膊，死死踩趴在地上，然后用脚踢脑袋”。对于一些不能打的小孩，王立军则用一些软暴力的办法，“每个人交往罚款，然后脖子上都挂大牌子，弄得像文革似的”。
这种强势确实带来了安宁的社会环境。1986年大明镇大明村党总支委员会被评为辽宁省先进党总支。
按照田宝珩的说法，当时的大名是个很土、很淳朴的地方，“很多人不知道警察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而上面的领导给予这个新组建的市，是一些基本的架构：必须有警察局、有税务局、有文化局……，但每个局的管理范围和行政权力有哪些边界，当时并没有太多的厘清，结果，就交由地方自我的实际情况来塑造了。
在王立军的统领下，当时的公安局几乎无所不为。田宝珩记得这么一个事情，当地税务局局长邀请他来做税务局一些文化标语的布置，他正在和税务局长说话间，王立军管辖的两个警察突然闯进来，很不礼貌地直接宣布，“下午我们派出所要用你的会议室，赶紧整理出来”。气得税务局长手直哆嗦。
与晓南不同的是，大明商业更发达，很早就有了舞厅、台球厅、录像放映室、浴池。王立军到大明后，每天晚上对舞厅进行突击检查，要所有人出示身份证，没有身份证的就要被押往派出所罚款，很快就没有人去舞厅了。舞厅没人去了，就开始查台球场。当地人玩完台球有时会赌输赢，叫“挂杆儿”，王立军到处封。
王立军到任一个月后，镇上几乎所有娱乐活动都停止了，每天傍晚开始小镇就好像宵禁了一样。从混乱的繁华变成了一片萧索，王立军只保留了一个文化官，可以举行一些官方娱乐活动。
清理完这些娱乐场所，王立军开始“整顿”商户。王立军特意请了一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做帮办，“无论去到哪家店，有哪里让你不满意，就去找我说”，然后王立军就立马带人来罚款。“大明这个小街不太长，也就是500米不到。他有一次一口气查封了18家。”
整顿完商户，王立军又开始要求每家商铺无论多小，都得安报警器，一个报警器近400块钱，当年400块钱，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三、四个月的工资。
客观来说，王立军安装报警器，在某些程度上，是改变治安管理办法的一个大胆尝试。他曾把当地的媒体邀请去看所有报警器串联起来的样子，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事件了，一按报警器，派出所里的地图就照示出具体的位置。这在当时整个中国的警务管理系统中，是非常先进的尝试。
但是，罚的款哪儿去了?镇里的人曾私底下议论这个事情。有人发现，王立军总要往邮局跑，每次都是大包大包地往北京、沈阳寄东西。众人因此判断，估计是打点那些因来视察而认识的领导的。
不小三年，大明镇派出所突然自己建了一栋大楼，造价60多万。“主体楼都是我设计的，我喜欢草原上的鹰，所以是鹰的造型。”王立军说。
这个事情让王立军再次在公安界震撼了一下，大楼成为因为受民众拥戴，而第一栋自发发捐建而成的公安局办公大楼，再次迎来了一拨视察高潮。当时同在铁岭当派出所所长的某知情者，却记得当时同僚的不服气：“王立军在报道台上说，这些钱多少是打黑罚款的，多少是民众捐的，有人在下面嚷嚷，打黑生意链，看来是个发明。”
这些陪同领导视察的同僚进到新派出所大楼，才发觉王立军再次震撼了他们。整整一层楼，展示着电饭锅、水瓢等大量赃物，据王立军的说法，这些都是他们抓捕小偷和强盗的战利品。“我们瞧着就怀疑，这么个地方，被偷被抢的哪有那么多东西，但是难得下基层的省厅领导，却被这个阵势给忽悠了，连声说这挺好，大家只能又一片掌声。”
“他是一个作秀天才，有一次领导要来视察，大明突击修了几岗楼，凡是胡同口全修上治安岗楼。等领导视察完，这个岗楼一天也没用，完了就找人拆了”。而关于那些所谓赃物，王宝珩也有抱怨：“我去看那个展，发现电饭锅是其中—个警察小赵家的，我笑话他，怎么你家的东西成赃物了，小赵说，王所动员大家借，我只好连水瓢都拿来了。”
曾在当地党报工作的人，做年底整理的时候发现，王立军成了整个铁岭地区新闻最多的警察，而且，把这些新闻规整一下，居然很均匀地对应公安部那十一条标准——他显然是规则细腻、准确的把握者。
5、“弯道超车”
在王海洲的家里，曾保存着厚厚一叠照片：有和王立军一家去旅游的，有他来拜寿的，有日常打赤膊吃东西的照片……不过那些照片都是拍摄于王立军“到北京深造之前”。
王立军调到大明镇后做的种种，公安系统里的人都隐隐察觉到和上级评选标准的呼应。有人曾向王海洲分析，猜想王立军是否有“弯道超车”的野心。
有旁观者察觉到王海洲当时的惴惴不安，这可能来自于“王海洲感觉得到王立军某些方面比他更适合目前这个体制”。除了敢于用铁腕造出事迹来，王立军还特别敢花钱，给人特别慷慨的感觉。逢年过节，重要的人一个没掉过，谁也搞不明白他的钱哪来。再有，王立军特别适应这个体制最重要的一个战场——饭局。他在饭局上总是异常活跃，又善于自嘲，对外界信息接触得很快，新词，新概念，立刻领会，再转达，所有人听了会觉得很新鲜，很佩服。
许多领导来视察，即使再认真听取工作，终只能是蜻蜓点水，饭局上的表现，成了干部们表现的关键。
王海洲最终只是叮嘱王立军要收敛一些。当时的王立军，无论走到哪，总要带着记者，不仅自己带墨镜，还擅自改了警服，改了警车，把耍帅的风衣当做正式的穿着。这些在王海洲看来，都是不符合规范的事情，而且“严格意义上都是违法的”。
“他来家里吃饭的时候，我批评过几次。但后来想想，虽然过火，但他毕竟是我的手下，他犯错，等于我犯错，他的功劳也就是我的功劳，所有也就不追究了，这是我的私心，是我的错。”王海洲说。
在“靠一己之力给大名派出所建了栋大楼”后，王立军还曾直接模仿王海州的笔迹签逮捕令。那一次王海洲本想好好修理一下他，但刚骂了句你“他妈的小子胆子太大了”，王立军就嘻嘻笑。这事儿就过去了。
王海洲一直认定一点：他和王立军是捆绑在一起的。晓南也好，大明也好，同样是铁法下属的。何况，王海洲还是信任、依赖王立军的“彪”，因为他自己的犹豫，似乎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反而王立军在晓南镇彪出来的“成绩”，让王海洲因此获得三等功。
这些年对王海洲来说，发展并不如预期。辛辛苦苦参与组建了这个地区的公安部门，只有1986年12月，获铁法矿务局先进工作者。王海洲必须攒足更多的荣誉，才能获得提升。
王海洲曾把这样的愿望，和王立军说过。其实，王立军当时确实也在准备材料，只不过，不是为了王海洲，而是为了他瞒住王海洲的一个事情：上级领导视察晓南留下了许多机会，其中一个，就是全国十大警察的评选。
根据目前依然公开的材料，“中国十大杰出警察的评选是公安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法制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人民公安报社等9家新闻单位联合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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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材料中也公布了流程：公安部划定标准，地方按照标准申报人选，然后由公安部高层开会决定。十大杰出警察时全国各地上报了35名候选人，最终选出10名当选十大杰出警察。
据曾参与那次报道的一位新闻工作者回忆，当时他们显然没有能力去核实每个事件的真实性。他们更多考虑的层面是代表性。选出来的人，能很好地宣传当前的意图，才是最重要的。“打击黑社会在当时必然是应该宣传的一个主要选项。东北地区又被视为是黑社会问题严重的地区，打黑是地区特色。铁岭地区按照‘选题要求’来说，是应该有一个人选的”。
最终选出来的十大警察确实各有特色，有西藏的边防，天津的警界科技精英、山东的反扒神手，云南的缉毒英雄……而王立军，在当时评选的介绍中，是以打黑英雄为名号的。
在新华社记者撰写的报道《为警一生清正一世——记十大杰出警察之一的王立军》中，重点就是突出他如何以一当十，摧毁整个黑社会团伙的故事。特别晓南遇害的警察王涛，成了王立军的一个叙述重点，讲述其如何为同事复仇，完成遗愿。
王海洲是到评选出炉后，才得知王立军的当选。他非常震惊：十佳警察的评选必须是层层报批，王立军显然用伪造文件直接绕开了他。
事实上也直到这个时候，王海洲才明白，王立军在大明镇做的种种事情是为了什么。
王海洲并不愿意和GQ记者讲述，那次评选后他和王立军是否发生过直接的争执和冲突。但毋庸置疑的是，把王立军推上十大警察的这些“成绩”和“代表性”本也可以成为王海洲申报的一个重要材料。王海洲对此非常耿耿于怀。王海洲认为，“这次评选，开启了王立军的政治前途”。
首先是人脉上的完全打开。根据当年的铁岭市市志：
10日大明派出所所长王立军荣获“全国十大杰出警察”的光荣称号，在京期间，受到乔石等中央领导和中组部，中宣部以及公安部领导的亲切接见。16日载誉回到沈阳，当晚省公安厅举行欢迎仪式，中共辽宁市省委副书记孙奇、省人大副主任左琨、省公安厅厅长郭大维接见了王立军同志。
25日辽宁省人民政府授予王立军特等劳动模范荣誉称号。1月29日省公安厅副厅长祝春林亲自来铁法市看望王立军和他的家属。
更为主要的是，“王立军好像成了辽宁省警界的代表，他被竖起来了，各种力量开始在他身上投注。”
1992年，赵先芝再次被邀请采访报道王立军。在她后来的文章里提到一个细节：
此次采访结束时，我发现王立军疲惫不堪，其实他的身体早在一年前就有症状并住了一段院，我还特意去医院看望过他。于是，我就关切地劝他注意身休息。他也担心再硬挺下去，早晚会倒下，这是多年积劳成疾所致。这时，他向我透露个心愿，想到哪个大学学习一两年，一是修养一下身体，以利今后的工作;二也是在知识上补充一下，使自己更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我想了想，认为这是目前对他最有利的一个办法。我突然想起，省总工会每年都向大学推荐劳模去学习，何不问问?王立军说他不认识省总工会的领导。我却认识工会主席孙春兰。于是，我就自告奋勇地表示，我回去向孙主席反映一下。巧了，1月20日，在省公安厅与铁岭市联合召开的表彰王立军的会议上，春兰同志也参加了。在回沈时，我就搭了她的车。在路上，我向春兰反映了王立军的身体状况堪忧，从保护先进人物的角度，应该送他出去学习，以示对他的爱护。她认为我的意见非常有道理，答应回去马上就商量办理。春兰同志回去经开会讨论通过，决定送王立军到中共警察大学学习。
王海洲与王立军的矛盾已经摆在台面上了。从王立军最终的决定看，他应该已经做好了和王海洲切割，并弯道超车的准备了——去北京学习，既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而且，参加回来，—般会获得较大的提拔。
根据GQ收集到的证据，王立军在参加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后，特意回到大明镇，从派出所提取了17万元，作为到北京的花费。
在同—年，虽然准备的材料显然不够，获得得荣誉也不够多，王海洲还是孤注一掷参加市公安局局长的竟聘。最终果然以失败告终。王海洲被调任法库县当公安局局长。
两个人再见而时，是1993年的8月。从北京回来的王立军，被破格任命为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而王海洲，此时刚调任铁岭市交警支队队长。从编制上来说，王立军已经是王海洲的领导。
【沉浮录三】打黑英雄
1、“典型”和“意外”
直到现在，霍玉奎仍然觉得，自己才是党在基层的典型代表，王立军只是个“意外”。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霍玉奎坚信，王立军最终会出事的——他相信这个体制的纠错能力。虽然，直到这个认定最终成真，他等了整整20年。
这个被王立军竖为“黑社会保护伞”的前铁岭刑警支队副队长，是骑着自行车来见我的。
即使已经58岁，178左右的他依然瘦削、干练，保持着当年政治精英的样板身材。说话不紧不慢，没有这个粗犷的城市常有的用以充当语气助词的脏话。看得出他有自己的信念，这让他始终保持着得体。即使提及一手把他投入监狱的王立军，霍玉奎也只会用极其简短的概括词汇表达不屑，陈述性的事实更多。
尽管已经和我交流过几次了，他打来电话，第一句还是说“你好，我姓霍”。
在遇到王立军以前，霍玉奎算得上是中国管界的示范样本。l7岁读完书，先在当地当交通警察，因为外貌、作风、行事都被认可，和另外三个长相俊朗的年轻人作为未来的储备人才，保送到沈阳武管总队当兵，回来后转到消防警察，然后提拔到县公安局里的治安科。1986年后，他被派到县里最大的红旗派出所当所长，并且还兼任分局的党委委员。“我所工作的地方，一直都是重点的示范单位”，“而我是其中典型的人”，霍玉奎只有在描述往事的时候，才难得地显露出得意和骄傲。
霍玉奎信任这种看上去比较刻板的官僚体系——不同的职务，可以展现这个人遇到不同情况的各种反应，而且因为慢，人身上的一些问题总能得到充分的暴露，就不会出现错误提拔的情况。也因为程序要刻板地一接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才不会着急，不会被欲望带坏。”
在这样的体系里以这样的速度当到所长，唯有一个原因：对组织赋予的任何一个角色，他都表现得得体、到位。按照这体制的惯例，这个年龄能抵达到这一层级，霍玉奎已经进入一个平稳的提升通道，被确定是更高一层领导的后备人选。
当完所长一小段时间后，他就被安排到局里治安科当科长，在几年之内他又历经了市公安局刑警队、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市政法委秘书科等部门，最终调到区政法委当书记，然后就回到区公安局当副局长。“这是这个体制培养人的的第二个阶段，让一个人经历这个专业各个相关口的工作情况，好增强以后的领导能力。”
这本来只是霍玉奎又一个过渡性的工作，但是，当他到刑警支队报到，第一次见到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立军时，心里就开始不安。他直觉王立军有“非常规的想法”。
霍玉奎承认自己内心瞧不上王立军，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王立军并不是经由这个体制正常考核上来的人。铁法此前的公安部门，“正式编都不是，就行政编了一下，我估计他这个派出所所长连股级都不够，突然提到市级的常务副局长，等于跳了三级。”
霍玉奎确信，只有完整地经历这个体制，才有可能锻炼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强化他这种信念的，还有家族其他成员的故事。他的亲友中，有沈阳军区少将、有河北副省长、铁法市市委书记一级的干部。这些亲友和霍玉奎一样，大都是在十七八岁，因为某些优点被吸收进机构，然后这么—步步按照程序发展上来。生活在这样的家族中，霍玉奎没有对权力的渴求感，而是对体制有近乎纯粹的信仰。
但霍玉奎愿意尝试“理解”当时的—些特殊性：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期，很多机构，特别是经济部门都在突击。“经济催着人心都’着急了”。
即便如此，“其他行业再着急，公安系统不能着急”，霍玉奎说：“公安掌握很大权力，搞跳格，突击提干，容易让一些本身素质不好的人，因为某一个闪光点钻进干部队伍，产生巨大的影响。”
王立军的提升，确实在市局里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批类似霍玉奎这样“正常爬梯子”的人，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解和抵触。
王立军刚来市局的时候，—开始尝试请过大伙一起吃饭，想借此表示亲近，然而，几乎没有人热络地回应。一次拒绝后，王立军就转过来，用—种格外傲慢的方式和同事们相处。
“王立军特别形式主义，要求所有人在他到来时，必须起立立正，并站着汇报工作。许多事情不管做不做到，他就顺嘴开火车，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认为不对了就让你回家。”在很长的—段时间里，王立军的缺点总是被不断地发掘、放大。
毕竟成长在不规范的地区，王立军身上带着这些市局的人看来粗鄙的政治技术：王立军特意嘱咐，不管他在不在，必须把他的办公室的灯，24小时开着，他毫不避讳地说：让路过的市委领导“觉得我通宵达旦地工作”。他还让人买几箱泡面放自己办公室，但是另外叮嘱下面的人干警，每天让市公安局后面的酒店送两只海参，和黄瓜—起去皮打碎，当自己的早餐。领导来了，王立军马上把方便面拿出来，装模作样搅和两下子。
局里对王立军的窃窃私语一直没有休止，还有人肆无忌惮地表演泡泡面的情节。越来越多人期盼霍玉奎的迅速提升。在一段时间里，王立军对底下的人越傲慢、蛮横，霍玉奎的声势就似乎越是提高——似乎更多人觉得，如果霍玉奎能完成职务上的反超，那似乎意味这个体制某些部分的“拨乱反正”。
霍玉奎知道，虽然自己尽量避免，但已然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个激烈的位置。他知道，自己和王立军正是这个体制催生出来的两种矛盾的东西。他与王立军在这一时刻，似乎变成了两种政治方式的对决。
霍玉奎猜想，王立军会准备采用一些他理解不了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处境。但他没想到，这个事情与自己有关。
1994年10月22日，毫无征兆地，霍玉奎突然在办公室里被带走。
“这简直太胡来了。”即使过去二十年了，霍玉奎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激动。他自认为对工作抱有洁癖，在他此前的二十多年，连被领导批评，都是自我无法容忍的事情。
在被押往拘留所的途中，霍玉奎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内心的傲慢是否曾不小心表露，并最终激怒王立军。有一次他管辖下的派出所派人来汇报案子，霍玉奎在四楼听取汇报，并不知道王立军突然在二楼召开会议。直到有人提醒，霍玉奎连跑带冲赶到二楼，迎接霍玉奎的是王立军那种让他发冷的眼神。平生第一次，霍玉奎觉得应该去解释点什么。
霍玉奎的猜测是对的，那一次的迟到被王立军正式当作一种挑衅，王立军事后专门问过其他人：“老霍这人是怎么回事儿?”‘开完会，我去找他，刚要开口，他挥挥手，行了行了，不用解释，他那态度就绷着脸。你也不知道他什么心情。没过几个月，就把我抓了。”
更让霍玉奎觉得无法理解的，自己究竟最终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才让这个体制批准了王立军对他的逮捕令。
霍玉奎被逮捕的时候，连罪名也没有。这种完全不合乎正常办事程序的事情，就发生自己曾负责治安的单位里，作用在自己身上，他非常吃惊。让他吃惊的还有，抓捕自己的，是从外地临时调来的警察，然后自己也不是进常规的拘留所，警车直接开往一栋小白楼。“活脱脱是电影里的情节”——这在霍玉奎看来，又是一个完全不合规矩的事情。
双手被拷上那一刻，霍玉奎就问为什么?王立军的回答是，你自己想想。
霍玉奎的监室是一间小屋，窗户被纸糊着，一条粗大的铁链一头锁着他的手，另一头拷在床头，吃饭如厕都不解开。提审总在半夜，这小白楼又单单一栋楼在田野里，只要审讯室一有哀号的声音传出，楼下的狼狗就跟着叫。
起初的四天四夜，霍玉奎无法睡觉，他把自己的人生从头开始想了好多遍。“第一次那么剖根究底地想找到一点线索，让自己明白为什么。”但整理了好几遍“我真的自认为一辈子都在尽力做所有人认可的好人”：在做派出所所长的时候，前任所长总会亲手把办好的户口交给居民，借机当面收取好处，“我认为这是份内的业务，改变流程，不再由自己经手去揩那道油”。有一次，辖区内—位居民有精神障碍，过去曾亲手捂死过自己的孩子，他到派出所办理户口时，直接拿起痰桶喝水，人人避之不及，“是我亲自出来为他批了手续，那个病患一向不懂人情，事后居然自己扛来10斤大米表感谢。我知道没法和他争执，收了大米，但留他在自己家吃了一顿饭”。除了这样的小人物，霍玉奎也曾经拿着市委秘书长、市政法委书记的条子，为副专员追回过偷走的工资袋，把工资单都从厕所里捞出来，与钱—起一文不少地送还给当时铁岭市最高层的领导。
“没有人天生拥有那么好的品格，”霍玉奎说：“这二十年的公职工作，我一直把它严苛的自我修炼过程。”因为他坚信体制需要他这么做。而且体制会回报他。
“我当时到街上，偶尔打车也要费一番口舌，因为司机发现是过去的老派出所长，会坚持不要我的钱”，无论从底层民众还是上司领导，在这座城市生活多年，人脉和名望渗透到方方面面，霍玉奎自信“我有我的社会基础”，然而，一向体面的自己，竟然会被铁链囚禁在荒郊野外，“毫无尊严可言。”而且原因不明。
他开始不断反过来追问审讯他的人：你们到底要我说的是什么?你们就一直让我交代，得让我知道交代什么?这样的追问将近一周，最终是“审讯的人自己慌了”，告诉霍玉奎，他的“案子”原来是王立军正轰轰烈烈发起的“9.19打黑”的—个。
9.19是从承接上面严打精神，市委领导结合铁岭实际做出的部署。为了支持这个部署，领导甚至特批，可以特事特办，在有足够的判断下，先逮捕和审讯。这让王立军没任何实际证据前就可以抓捕人—一即使是刑侦大队副队长。
霍玉奎恍然大悟，王立军做了很聪明的政治投机：“而且王立军可能以为，一抓一个准，谁没这或那的问题?”霍玉奎甚至能想象，王立军向上级申请逮捕自己的理由：先提设定有黑社会了，然后抓了—拨人，紧接着说黑社会之所以那么猖獗，在于警方有人充当了保护伞，“为了铁岭，必须彻查到底，用这样—个完全正确的逻辑包装，要我是领导，我也没法拒绝。”霍玉奎终究还是为体制在自己身上犯的错找了—个合情合理的理由。
2、打黑的“需求”
如果只是这个原因，霍玉奎有信心，自己很快就会出来，而且体制会恢复甚至补偿他的损失。
按照当时市委领导传达下来的精神：正因为经济沸腾，全国又在掀起一轮严打运动，再加上铁岭发生过两次恶性事件，让市领导和时任公安局局长陈泰宝有了整顿的想法：1994年6月，在县法院民事庭在调解一起经济纠纷过程中，当事人不满调解结果，当庭引爆炸药包，至一名法院工作人员和当事人死亡，另一人重伤。而在更早之前，市政协某官员的轿车，被人安装爆炸装置至当事人死亡，另一人重伤。
这个级别的打黑运动，严格意义上本应该由公安局一把手负责的，不过，王立军曾在晓南和犬明镇以打黑著称，又刚到市局来需要有所表现，领导最终同意让王立军总负责。
即使其他人对王立军背后关系网有再多的猜测，霍玉奎依然笃定：打黑特长才是王立军真正的靠山。霍玉奎自己也有大量的关系网，但关系网只是构成你在关键时刻的推手，王立军这样的火箭，简单的关系网是造不出来的。王立军升迁的真正秘密，是他发现了社会对打黑的需求，并成了这个国家打黑的代言人。“有时候，思想‘正确’比什么力量都大。”
霍玉奎从来不认同打黑这—做法。那两起恶性事件，在他看来，都是个例，特别是政协轿车爆炸案，已经证明罪犯是有精神分裂倾向。这两个事情恰恰说明，经济的发展在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让社会的人心和阶层发生了新的摩擦可能，应该在这个层面上来探讨如何治安。
在他看来，铁岭当年并没有黑社会，按照刑法的定义，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百姓，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组织。”跟其他城市一样，铁岭当年有杀人放火的刑事案件，“但都是单独出现的个体案件”。
这些作恶的人，在霍玉奎看来，只是平时社会上一些“作得很凶的小孩”。“是有人经常在一起打架闹事收保护费，郡些霸道的小地痞们最大的一次殴斗叫北山战役，规模不过几十人，所用的武器都是铁镐、铁锹，没有枪支弹药出现。完全达不到黑社会的程度。”“对这些小孩，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导、教育。”
霍玉奎的理念是引导人正面的一面，遏制恶的一面。而且他看到这些“很凶的小孩”，“通常也是很有冲劲，很有能力的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铁岭，开饭店、餐厅、物流等这一类新买卖的，都是这些在市井里打架立名的人。
果然，正如霍玉奎的预料。最终落到霍玉奎头上的主要的犯罪罪名，是黑社会二亮子的保护伞。
二亮子原名张洪俊，年少时候曾是当地的混混，被抓时是当地有点名气的商人。两年前，一次打架事件后，为了躲风头，二亮子跑到了外地，此后他想回来自首，便带了两万块钱托霍玉奎帮忙打点说请，公安检察相关部门的朋友都判断情节不严重，也都没有收下这份人情。据霍玉奎说，特意与二亮子的母亲打了招呼，准备拿着那两万块钱给老人存入银行，他就被逮捕了。
即使在王立军军依然执掌期间，对霍玉奎的判决书还是承认了霍玉奎无意受贿这个情节，也因此，当时的霍玉奎非常期待“能马上放出来，并官复原职”。
但霍玉奎还是天真了。他继续被扣押着。亲友们来探望的时候，给他带来了消息：王立军发文给霍玉奎工作过的街道、办事处、单位，说，任何人只要举报霍玉奎有功，都可以被奖勋甚至马上提升。
这样的“谣言”，霍玉奎的家人虽然不相信，但开始心神不宁。事实上，这些在政府各级部门工作的亲友，也通过这个体制内的各种规矩，来尝试告诉王立军：这样的刑拘毫无道理。
王立军的回复理由是：“这是领会中央精神，结合地方实际的严打，我相信老霍没有问题，但是要严查。”就这样，霍玉奎继续扣押在小白楼里。一个中央抽象的理念，在王立军的运作下，成了这么多体制内的官员也冲破不了的铁幕。
最终霍玉奎被关押了将近—年。等到他出来，才发觉，一切都变化了。在私底下，有一些人来表示过同情和关心，但每个人，包括曾经最支持自己的一些下属，在公开场合都躲霍玉奎远远的。霍玉奎听曾经的一个下属说过，他被抓进去后，“王立军竟然连霍玉奎也敢抓”这—些说法曾经震撼了整个公安系统，虽然进—步的审查证明霍玉奎确实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这竟然反而强化了王立军的威望——老霍什么事情都没有，被王立军说拿下就拿下。”
霍玉奎确实感觉，自己似乎一下子落单了，公安局有一位姓刘的女性文职人员，一度跟对门的同事矛盾深重，“纯不讲理，打的那是生死架”。局里让当时最有名望的霍玉奎出面调解，借用他的权威和人缘，化解了两人尖锐的冲突。然而在霍玉奎羁押的时候，这位刘姓政府宣传人员，受命为王立军撰写宣传材料，绘声绘色地讲述霍玉奎如何与二亮子沆瀣一气，到处讹诈钱财，在家具公司、水泥厂等挨家挨户打白条，最后建出了二亮子的饭店。当地报纸、后来的宣传材料，都一一沿用了里面的情节，而其实，最终法院和各级部门都证实“都是瞎编的”。
那段时间，霍玉奎觉得自己似乎无处可去了。刚出狱没多久，闲逛的他碰到三个歹徒在抢劫一个小年轻，那歹徒挥起刀就要砍人，霍玉奎“不由自主冲出去顶”。“刀就落在右手上。家人送我去医院的时候笑话我还以为在当警察啊。”
霍玉奎伸出右手，给我看那个刀痕，淡淡地说：“手的肌肉组织被破坏了，这手从那个时候就废了。”说到这儿，突然声音一哽，什么都不愿意说了。
3、打黑的“作用”
“我知道当时很多人骂我是王立军的跟班”，计连科两手—摊：“我其实也被逼得很惨。”计连科就是当时“小白楼”的实际负责人。
在这个体制里，计连科—度是个既边缘，又主流的人。刑警是公安局最容易出成绩的地方，而计连科业务能力尤为突出，“不排第一，也该在第二吧”。但在人际上，他—直非常不擅长。同事总觉得他质朴得有些过头。衣服上时常有污渍油迹，说话时喜欢用“俺”做代称。后来王立军带他去—名部长家拜年，计连科才第—次在那儿见到盒装纸巾。回铁岭后，他最常和别人讲的故事是“人家部长家的卫生纸，都是一拽一拽的。”
因此，警名再远摇，计连科办案却经常连摩托车都轮不上，多少公里地只能靠走路。局里给各支队拨款，他管辖的刑警总分不到多少。
即使这样，计连科终究也是四年—级、四年一级这样上来的。因此和市局里的许多人—样，王立军还没到任，他早早地表达过厌恶：“这种跳飞机的人，肯定玩的很虚。”
和王立军真正见上面，计连科对他的第一印象却是新鲜、好玩：带着墨镜，穿着皮尔卡丹的风衣或时髦的皮夹克，腕子上挂着好看的手表;说话、办事一板一眼有繁复的讲究，出门谁走前谁走后，哪个级别走中间哪个走两边都有个说法;无论是多少人的饭局，都是带领话题的焦点，时不时讲个黄段子或是戏弄—下属下。喝到高兴，王立军还能亮嗓子唱几句。在工作中，王立军说一就一，没有犹豫，简单利落;很多事情，做起来因此特别方便、直接。—些拖了许久的事情，王立军—来，就全部解决了。
“得说他有点儿小魅力”直到现在，计连科依然这么觉得。他觉得王立军擅长的，恰恰是他最欠缺的，而这些优点，在政府工作中也很重要。他甚至在王立军的影响下，开始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去做了套假皮尔卡丹西服，然后很紧张地问王立军，精神不?
计连科从没想过，自己会是王立军三顾茅庐的人。在王立军被任命为9·19打黑负责人后的两三天，计连科就被找过去谈话。“你是搞刑侦的，打黑你得参加，我来当指挥。”计连科本能的傲慢让他拒绝了这个“讨好新领导的机会”，他觉得王立军根本不懂刑侦，“凭什么领导自己”。没几天，王立军又找到计连科，计连科又拒绝了—次。计连科以为应该不会有下文了，没想到局长陈黎莹荣自找到他，“老计你去吧，市委书记都来电话了。”
回顾二十年前的那次决定，计连科坦言，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王立军可以让我完完全全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以前，铁岭刑侦支队只有三十几人，拨款少，没车、没钱”，王立军—到，扣了好几台车，豪气地告诉手下“执行任务，车随便开”。9·19打黑的规模更是前所未有，—下子几乎整个铁岭公安的资源全部集中在了刑警的手中。计连科从来没这么过瘾过。
计连科分析过王立军为什么找到他：王立军出身小镇派出所，以前办案其实谈不上专业。他需要专业的刑侦技术。另外，王立军必须有自己的人，刑警队成了王立军组建嫡系部队的天然班底，自己自然成了被需要的人。王立军当时曾放言：“刑侦队就是铁岭公安局的黄埔军校。”王立军到任以来，把新招的大学生，全都拉到了刑瞥队，还从各部门物色尖子。很快，刑警支队超过了120人。
计连科当然明白王立军的处境。局里那么多人排斥他，王立军的性格又让他无法采用讨好的方式，他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快地出尽可大的成绩。在刚开始的—段时间里，铁岭刑警队里的“王立军小分队”气势很高涨。因为王立军惯常的强势、着急，此前积压的一些案子一下子解决了。
到这个时候，计连科已经不去计较他“没什么业务能力”。王立军可以打通上上下下的关系，市领导能因此重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这也是能力。”
王立军第一次和他说到打黑计划时，计连科非常兴奋。计连科是赞成打黑的，首先他很期待打黑能让自己过一次前所未有的刑侦瘾，再有，他一直不太理解霍玉奎式的宽松。他并不太懂，也不相信“教育”、“引导”等这种虚的力量。“铁岭当时治安确实差，我老婆上街买菜还要我当保镖。”计连科至今认为，没有打黑，也不会有后来铁岭的治安环境。
在9·19行动正式展开前，计连科看到王立军在忙活地到处找小白楼——有单独的一个楼，有从各个地区调来的警察队伍。王立军的各种行为无疑都在向计连科透露着一个讯息：大干一把的时候到了。
第一个抓的是杨富。这个决定计连科很赞成。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实际的证据证明杨富杀人越货，抢劫偷盗。但他是那些混混中，比较著名的一个。抓他，或许能灭灭这个圈子的威风。紧接着，是二亮子，这个计连科也理解。二亮子和杨富一样比较有名气。在计连科看来，二亮子纯粹是自找苦吃。开饭店还搞了两辆推土机立在门口，然后垂下两串鞭炮大肆地轰，“在那当口，等于是自己跳出来的人选。”
王立军希望计连科帮他管理小白楼，计连科同意了。然而，进小白楼没几天，计连科就开始内心不安。
“由于专案组当初并没有明确打击范围，又采取了先定目标再抓人后取证的方式，所以产生了扩大化。”“凡一些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的负责人跟所谓‘黑社会’有接触的都被列在收审范畴。”而这些人，通常都是这个地区比较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头面人物。
计连科隐隐约约感觉到王立军的标准：有名的，有钱的。
小白楼里越发充满着计连科不认可的审查：没有严格的犯罪事实，而是试图通过拷打让他们自己交代。犯人被铐在铁床上，不许下地，一拷就是三个月。也不移交看守所。
这不是计连科认为的刑侦的方法，也不是他觉得合理的做法。他不断找机会向王立军建议放掉没找到问题的人，却一次次被王立军拒绝。
真正让计连科吃惊的是，霍玉奎也被投入小白楼了。而且还审查了一段时间，果然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犯罪事实。计连科一直有一个原则，“不整公安局内部”，“那样做太不讲规矩了。”但是现在他能做的只是想办法让霍玉奎少受些罪。
从霍玉奎开始，王立军的打黑行动，在那个阶段一度转向“公安局内部”，很多人不断被盘问和老霍是否有哪些来往，每个人人人自危。
计连科此时已经察觉：自己也无路可退了。“同事们渐渐也对我有另外的看法，所有人都觉得我是王立军最亲密的人。”计连科早已习惯被人排挤在外，但他“得按照自己的良心来”，“我偷着私下拦住一些拷问，尽量减少些痛苦。”
这种完全失控的打黑，让计连科一度失眠，他只是一次次和王立军反映情况，希望让王立军明白，“打黑的方向和方式似乎错了。”但王立军没有耐心听他的任何建议。
看上去毫无根据的抓捕还在扩大。据后来的不完全统计，“9·19”抓了国营企业法人7人，民营企业家8人，市、县公安干警4人，区检察院干警2人，市法院干警1人，市执业律师1人。其余的，还有为数许多的“社会闲散人员”。
被抓的人，越来越让计连科哭笑不得。他认出过一个人，曾经是和王立军一起研究文物的同好，后来听说是买卖中出现纠纷，就被以打黑的名义抓了进来。还有一个朋友和计连科抱怨，自己刚买了一辆豪车，突然被王立军安排人给扣下了。经过多方人情运作，朋友终于见到王立军本人，没想到王立军只是随口说一句，“没什么毛病，就是想认识认识你。”车子就给放出来了。
“或许打黑是王立军想到的在市局里开一条路的办法，但真正运作起来，那里的名和利，好像激发了他另外的东西。”计连科不敢质问的还有一件事情：前后总共以打黑名义在铁岭抓获了136人，不管是否有罪一律采取罚款或交先保释金。少则1万元，多则3至5万元不等。但最终入市局的帐仅仅21万元，其余200多万不知去向。后来，1996年铁岭市党组会议上，有人提出查看9·19账目，王立军回答“刑警支队搬家，账本被水泡了，剩下的被老鼠咬碎了”。
计连科猜想，那时候的王立军格外需要钱。“他地位越不巩固，越必须用很多的钱招呼人。最大的开销可能是招呼媒体。”9·19打黑那阵，王立军到哪都带着一队媒体。
折腾了小半年，终于逼近年关，计连科迫不及待提议把打黑组织撤掉。在他的经验里，没有任何一场运动会持续这么久的时间，事实上到了后期，实在无人可抓了，王立军开始到铁岭市下属的各地去搜捕。
王立军答复，“不行”。没几天，市领导提出同样的建议，同样遭到拒绝。
这样的态度让计连科觉得十分蹊跷，坚持下去是为了什么?计连科看到，王立军继续不断要求手下的人联系媒体，整理各种材料给领导，也总是到领导办公室里去。过了几个月，王立军突然宣布撤掉9·19工作组，没多久，王立军被铁岭市委推荐，获得国家人事部、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称号。在这个基础上，同年5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并参加了全国劳模报告团和全国公安劳模报告团。
就在王立军忙着到处宣扬他的打黑事迹时，铁岭的法院开始宣判9·19专案的“犯罪嫌疑人”。长达一年的运动，前后拘捕几百人，最终够证据起诉判刑的只有18人，其中被处决4人;被处决的罪名，大都是因为定义上比较宽泛的“流氓”和“强奸”。而几个被扣上所谓“黑社会保护伞”帽子的8个涉案公安政法干警、律师，在打黑结束的几个月内，“经市纪检委和市、区检察院、法院审理后，全部被平反、纠错、恢复名誉”。
9·19打黑结束的一段时间里，各级报刊大篇大篇的报道都在歌颂王立军和这个专案组。计连科有时候出门，就有群众向他欢呼翘大拇指，但他挥手转身赶忙就走，心里有说不出的不踏实。
从小白楼回到局里，计连科再次审视自己所在的单位，经过9·19这一站，王立军已然在局里组织好自己的体系了。当时跟随王立军打9·19的年轻干警，各自因为功劳占据局里的核心位置。当然计连科也被市局领导和王立军挂上了头功。
这不是没有代价的，计连科知道，王立军搞垮的一些人各有关系网，他们一个个通过各级领导，试图在合适的时机“调整”王立军。
关于王立军抓捕犯人的英勇资料在办公室已经屯了几大箱子，但是他依然“非常努力地继续积攒”。为了随时可以联系到公安局的摄像师，还特意扣了一个大哥大当专线，24小时保持联系。
小自己10岁的王立军在9·19打黑后，开始“阿计阿计”地叫他，办了不合他心意的事就当众破口大骂，甚至甩人耳光。他最不能接受的，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王立军拿了包烟扔给大家，酒足饭饱桌上的烟不见了。临走王立军和计连科拥抱，他感到王立军顺势把自己兜儿摸了—遍“他在怀疑我偷了烟，是当着大家的面赤裸裸的羞辱我。”
终于忍不住，计连科还是做了点什么。有—次—个领导突然拉住计连科问，王立军是不是执法比较暴力。计连科支支吾吾，表示了肯定。这个事情马上传到王立军耳朵里。王立军怒气冲冲来责问他：你是谁的人?两个人冷战了—个星期后，王立军却突然在计连科岳父的生日那天，送去了礼物。
几个月后，—个雨后的早晨，在公安局外面发现了—个炸药包。王立军报案，声称这是歹徒放的炸药想灭他的口，“不想，下雨把导火索浇灭了，这是上天怜爱。”而“柱子上的黑色痕迹就是熄灭时留下的”。计连科知道这肯定是王立军在压力之下选择的怪招：这个故事证明他因为无私打黑招致来可怕的报复，经过一宣传放大，就会激发了体制内和社会对他的保护之声。
然而，搞刑侦的计连科，太知道炸药的导火索点着了扔水里都不会熄灭，而那块黑色痕迹，—看就是轮胎蹭的。作为整理材料的需要，计连科再次被问询到。计连科实在无法让自己在引以为豪的专业问题上说假话。
汇报上去的结果，是领导随即去找王立军谈话。不一会儿，王立军冲进了计连科办公室，抬手把手枪砸了过去。计连科躲过手枪，背后的东西稀里哗啦地也碎了。
从那天起，计连科发现王立军派人看着他的办公室，只要有人来，就会被他叫过去训斥。不久，连送文件的都不敢靠近计连科。不要说破案抓人，自己连日常工作都没有了。计连科甚至听说王立军花了几十万雇了人要杀他，据说杀手到了铁岭，—打听发现计连科是公安，被吓跑了。不过，计连科始终没有看到杀手，无法判定事情的真伪。
局里的领导看他俩矛盾太大，就把计连科调去底下的分局做局长。上任后第二天，王立军马上把计连科的五个副局长叫到市局里谈话。回来以后，没有一个副局长听计连科的话，还有一个指着鼻子骂他。局里选举，这些人还联合起来把计连科的政委给选下去了，—下子”连领导班子都组不起来”。计连科—度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了。
4、“入伙”的“条件”
在银州区红旗派出所所长杨锋看来，压力似乎在几年之内就重构了王立军。
1993年，杨锋第一次见到王立军。当时杨锋是市区一个派出所的所长，王立军是晓南镇派出所的副所长，在他印象里，王立军狂妄、粗鲁，但也坦率、好玩。
再次见面时，王立军已经是比杨锋高两个级别的市局副局长了。王立军才上任没多久，杨锋所在的派出所在调查一名卖淫妇女时，审问到这名妇女与铁岭一位领导进行过交易。市委书记知道了这桩丑闻后，亲白找到所长杨锋要求继续深挖，与此同时，纪委也组织了专案组。
在这个专案组里，杨锋与王立军贴身工作了十多天。十天接触下来，杨锋觉得现在的王立军是个心神不定、坐卧不宁的人。常常召集开会，人到齐了他却不发一语，斜楞楞地盯着你，看得人心里发毛，最后却三言两语讲完，说“好了，先这么地吧。就让人一头雾水地走了。“王立军每天看起来都神神叨叨的，似乎特别焦虑紧张”，“却不知道他在琢磨啥。”
杨锋感觉得到当时王立军的压力，这种压力，促使王立军做出一个个过激的行为。正因为对流言的焦虑：杨锋听说，王立军在各个层级早已经完善了耳目。曾经有一个叫于红海的干警发过几次牢骚，被反映到王立军耳朵里，很快就被因此免职。而计连科也告诉过杨锋，“和王立军在—起，他电话就没闲过，警局里的、其他部门的、老百姓，都是反映问题的。”
他改变了见下属和其他人的流程：过去见副局长，只要敲门进去就好，干警们有时候没事儿串串门儿，坐沙发上闲聊下工作和生活。王立军在门口设置了一个警卫，不管什么人要见他，都要先跟警卫通报预约，被允许后才能进门，而且必须立正站好汇报。
这其实是种恶性循环：质疑给了王立军压力，压力让他更加强势，强势又带了更多质疑。王立军变得越发的暴躁，越发需要通过一些“手段”和“技巧”标榜—些姿态来安抚自己。
杨锋虽然理解，却很反感这种做派。自已经历过七任公安局长，没有一个需要他如此恭敬。他去找王立军，故意一进门坐在沙发上。杨锋的底气在于，他有几个关系很好的同学，现在已经是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市委秘书长的级别。王立军经常请他们喝酒，一群男人喝高兴了互相勾肩搭背，甚至交杯酒，饭桌上王立军与杨锋并不见外。
看上去，似乎王立军对杨锋有些格外的尊重。但杨锋后来觉得，那时候的王立军正忙着“整顿”市局里的关系，既无暇顾及他这个直属分所，同时需要他那些同学的力量。
果然，气氛正在微妙起来，自己所里的一些人默默地与王立军接触得越来越频繁。一开始所里的人对那些人冷嘲热讽，但是，没多久，这些人职务一下子提升，另外的人安静了。反过来，那些看不起这种献媚行为的人被挤到冷处，甚至因为丁点儿的事儿而被免职。
杨锋掰着手指头对GQ的记者数，从刑警大队长、治安大队长，到各个派出所的所长，所有层面都被王立军大肆调整。在杨锋的这一层级，十多个派出所所长前前后后都被撤换：“第—批就地免职四个人，第二批免掉两个，心理抑郁被迫辞职了一个，调走了—个，病死了—个，最后只剩一个安然无恙”，“那是因为有至亲在市委组织部任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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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的环境下，杨锋也意识到自己早晚要做选择的。他不可能再假装自己跟王立军没关系了，最安全的办法只有投靠王立军，第一个代价，就是当时很多人在做的：把自己工作里的功劳都归给王立军。
杨锋明白，王立军身处的利益链条：他因为格外的政绩，所以成了明星，因为成了明星，必须再多点政绩。如果他想一直维持明星的位置，他必须总能出格外的成绩。所以某种意义上说，王立军自己也被绑架了。
事实上当时市局派出所已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案子要破的最后一刻，必须通知王立军。王立军会带着摄影师来，在镜头前做完部署才能行动。然后经过这一程序，最后的成绩，“主要还是王立军的”。
现在在杨锋的家里，还有几本铁岭公安局自己编印出版的读物，里面赞颂了杨锋整治村匪恶霸和破获铁岭市孕妇碎尸案的过程。杨锋自信是个业务的好手，所以他格外珍惜这些成绩。“如果同样宣传，咱不比王立军差。”
1996年5月，吉林省吉林市三个歹徒劫持了一辆出租车，杀害了司机后抛尸在玉米地中，用泥巴糊住车牌开车逃窜到辽宁省。路过铁岭时，杨锋辖区内的村民发现了这台形迹可疑的捷达车，杨锋接到举报后—路追到沈阳境内，从后备箱的血迹追查到了杀人事实，破获了这桩很可能变成无头案的杀人案件。
这只是杨锋破获的一个平常的案件，但因为牵涉到跨省，杨锋判断“必然会被特殊对待”。杨锋是考虑过，是否如同其他同事一样，向王立军汇报。他只是迟疑了下，就已然收到吉林警方的感谢函，吉林相关负责的分局局长因为此案的破获，也被提拔为市公安的副局长。
然而，恰恰在这时候，王立军正在吉林做“事迹报告”。当即，王立军打来电话，表示异常的愤怒。
杨锋也是时常会想，如果当时他向王立军卖个功，对方会有多高兴，他相信王立军会当着吉林警方的面宣称这个案子有多少是自己的功劳，回来又会为杨锋的仕途带来什么样好处——“恐怕刑警支队弄个副队长也没问题。”
但是杨锋还是做不了这个“交易”：“我们吃银州分局饭，不能越级把功劳卖给王立军呀，那局里300多干警大伙儿不得骂我：这小子投靠王立军了——那我的名誉就不行了。”
杨锋坦承，当时的处境让他已经无法高傲地和这个副局长抗衡，他实在做不出成绩上赠与这样的妥协，只能尝试以其他的方式和王立军亲近。
在被免职的前三天，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政委到铁岭市公安局视察时，饭局上叫上了老战友杨锋。杨锋自己平时不喝酒，半瓶啤酒就倒了，但看着王立军，思量了半天，最后还是硬着头皮举着酒盅过去找他套近乎，“将来我年龄越来越大了，不能在派出所干一辈子，今后我上你刑警支队干怎么样?”王立军爽快地答应他，当着领导和战友的面，一口气把自己的酒喝干。
三天后，公安局部署全市干警围堵两名杀人犯，市刑警支队、分局刑警支队、各派出所三级分别部署了三道岗，杨锋被派到了城市边缘的一个桥下，守到了凌晨1点，杨锋接到通知，所有派出所所长第二天早上8点开会。他数了下蹲防的还有两名副所长等8个人，因为严打连续工作了7天，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内衣都没换过，当晚又坏肚子，杨锋留下了自己的车，重新巩固了部署，赶紧回家补觉。事后知道，当时还有4名所长做了与他一样的决定。
就是后半夜补的这一觉，王立军把他们全部按脱岗处理，哪怕杀人犯当夜已经被成功抓获了。杨锋明白，王立军是借此推翻底下每个派出所格局。市委领导听说这件事之后，曾开会研究了补救决议。市政法委书记找杨锋谈话，告诉他取消调离和辞退的决定，可以继续留在公安局，“只是鉴于杨锋的心脏不太好，休息一段时间就当是养病，等风头过去了再回去上班”。然而杨锋等了很久，没有等到复职的通知，反而直接听到王立军宣布辞退他的消息。
一向不卑不亢的杨锋终于没有了办法，他找到王立军，第一次开口恳求，“起码让我有口饭吃啊。”王立军拒绝了这个要求，杨锋又折中了一下，自己已经满了30年的工龄，实在不行办理退休，起码把退休金还给他，王立军还是说不行。
回来的路上，杨锋想，或许是体制的意外把王立军放到这么一个难受的位置，让王立军“病了”，但这种病似乎反过来通过王立军在体制里扩散开了。无论如何，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怯懦和投机，才一个个沦陷的。他想，必须为养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体制做点什么了。
5、“政治文明”
王子湘一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钱的问题，但“钱不应该这样子要的”。
王子湘一度是王立军在“9·19”打黑时期的支持者。对他来说，担任铁岭市底下这个经济最强的县级市的公安局局长，并不需要太和市局的上司打交道。在公安局的编制里，市公安局对县市一级并没有直接管辖权。而开原的经济一直是整个铁岭市的首位，这个有58万人口的的小城市，根据2012年的排名，处在全国百强县的第63位。
有独立的管辖权又有比较好的经济基础，王子湘在这个体系里相对超脱。因此，当王立军轰轰烈烈地发起9·19打黑的时候，王子湘可以选择他当时觉得最正确的决定：既然市委领导觉得打黑是对的，他就支持。后来，当9·19打黑蔓延到公安局内部时，王子湘却第一个开启大门接收了些跟王立军敌对的人。虽然王子湘知道王立军不会那么开心，但这种政治需要的柔软的人情世故，王子湘以为，王立军应该也能有所理解。
开原的便利之处在于，它离铁岭实在太近了，开原的缺点也是这个。
34公里外，王立军的整顿一直继续，整顿完市局、整顿完市局直属的派出所，王立军突然开始以“扫黄”为名，不与当地公安部门打招呼，带人闯到辖区各市，大肆罚款。开原因为距离最近，商业又发达，成了王立军最常光顾的地方。
王子湘后来做过统计，1994年至1996年三年时间内，以抓嫌疑人、抓赌的名义检查，仅在开原市内罚款就达四、五百万元，而且绝大多数不给开罚款收据。
知道这位英模明星的作派，其他区县的局长对王立军敢怒不敢言，但开原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几次找王子湘表示头疼，“再这样下去，开原的服务业都被搅和黄了。”开原对经济发展有景强大的野心和需求，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原市就招商引资，每—个单位都按人头下达吸引投资的任务。洗浴城、KTV、步行街等当时新鲜的事物发展得比铁岭还要快。—些隔壁区县有接待事务，经常会舍近求远，到开原来寻找更高级的餐饮住宿。
王子湘自认为理解王立军的难处，他所希望做到的，其实只是“有序”，“罚款可以罚，但告诉老百姓规矩是什么，要不长期下去，经济活动会被破坏的。”所以他托人向王立军带话，如果是需要开展工作的资金，可以—起想办法商量。
王子湘的示好，并没有得到王立军的回复。王立军依然不打招呼就突然来罚款。这个副局长就像一个突然闯进来的野蛮人，王子湘有种说不出的恼怒，不止是王立军这种不规矩，还在于，王立军完全颠覆了他以前认定的政治规则。
1996年，在召开全省公安局长会议时，王子湘拉着一些局长表达了对王立军越线执法罚款的强烈不满。最后，领导在会议上做了指令，铁岭公安局不得擅自到下属辖区扫黄罚款。虽然做了这样的投诉，王子湘事后还是试图通过人去沟通，然而王立军像没听说过指令一样，到开原的突击检查—切照旧。
王立军的作为完全摧毁了王子湘的行政理念。“体系里肯定会有利益的问题”，但在他看来，“所以学着用看起来最得体的方式解决”。王子湘判定，“王立军是没有政治文明的人，他就像是以天才名义跳级插班的学生，缺了实在太多东西，但出于一贯的高姿态完全失去了谦卑学习的机会。”
王子湘还是觉得引导甚至“教育”王立军是最好的处理办法。“他需要有人让他开窍。”他找到当时开原市主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一起和王立军吃个饭。那个副市长，曾在铁岭市公安局工作，对王立军的提拔出了很大的力气。饭局上，副市长说，给我一个面子，今后不用下来扫黄了，罚款太多开原的经济没法搞。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起商量。王子湘紧跟着接茬，全省公安局长已经明确了要求，不让这么搞了。他们还没说完，王立军就直接打断：省里的陈书记在全省公安文明建设会上要求，各地都必须加强扫黄打黑工作……。
王子湘终于没有按捺住：“王立军你今后要是还来开原的酒店，我连人和车都给你扣住，让领导过来领。”王立军一下子愣住了，所有人都停下来，没有人想到会出现这样针锋相对的局面。王立军起身拿了自己皮包，摔门而出。
王立军从此没有再来开原罚过款，铁岭市的一些同事给王子湘传话，大呼过瘾，说他守住了“最后的阵地”。
然而王子湘参加铁岭公安局长会，在场其他的中层干部没有一个人敢跟他寒暄。开会的时候王子湘“目视前方，不跟任何人有视线的接触，散会后直接出门，不参与午饭，以避免发生麻烦”。一次省里开会，按照县区划分，铁岭这一组应该是两人一个房间，没有人敢跟王子湘分配到一间。
因为9.19王立军早已经被传说得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王子湘下班之后立刻回家，不打麻将，不去洗浴中心，连普通的澡堂也不去，“我当时想着，不能给王立军留下任何把柄”。“和君子吵架不怕，和野蛮人吵架我却不擅长。”
开原旱冰场曾经有起打架事件，一名转业武警在斗殴中死亡。此事已经经过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侦查审理结案。就在王子湘惴惴不安地等着可能的报复时，王立军听说在打架当天，王子湘16岁的儿子王瑞正在楼上一层玩旱冰，就重新翻出这桩旧案，把罪名安在了王瑞头上。紧接着，又以查获一支猎枪为由，抓捕了王子湘的弟弟王子军。
以这种造假的方式动到自己的至亲，这是王子湘想象不到的。他正忙着收集证据想反过来告王立军，自己却也被双规了——王立军多次向中纪委和辽宁省纪委告发，王子湘有高息非法融资、干涉法院死刑判决、非法走私汽车等15个问题。
铁岭市纪委组成调查组，调查了王立军所指证的所有罪名，最后一一证伪，拟好证明王子湘清白的公函后，需要让王立军签字，王立军拒绝签字。王子湘因此又被调查了一段时间。
在冲突最尖锐的时候，王子湘经常做同一个噩梦，自己跟王立军终于发生了枪战，但是子弹一直噼里啪啦往自己的脚后跟掉，怎么也打不出去，着急得不行。“这个体制怎么让这么一个野蛮人蹿到这个位置”，王子湘有说不出的焦虑：“这个地方的政治文明，已经被王立军弄得如同回到原始森林了。”
【沉浮录四】逢凶化吉
1、“都是假的”
这是一个信号。
1997年，以王立军为原型的电视剧《铁血警魂》筹划开拍，导演巴特尔率领整个剧组来到铁岭，却突然接到省公安厅的—纸通知：“建议不要拍摄此剧。“如果一定要拍，也希望不要在辽宁拍摄。”
还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队长任上的计连科早早就感觉到，1997年之后，王立军心神不宁。他不太关心办案抓人进行得如何，每天行踪不定。唯—忙活的，还是媒体和宣传。来自省里甚至是北京的记者与作家越来越多，王立军对这些入似乎越发重视，出去接个记者，一路上王立军要来电话关心几次。每天嘱咐管档案的科员，只要是登了他报道的报纸杂志，都要入他的档案。
从1994年调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立军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待了3年，按照此前的升职速度，他似乎准备被提升当公安局长了。然而，王立军接任的形势越发不明朗：9.19打黑结束，支持打黑的市委书记已经升迁离开了铁岭，公安局局长陈泰宝变成了党委书记，填补局长空缺的，是突然从辽阳调来的王振兴。
最让王立军意外的是，王海洲突然在1995年，从铁岭市交警支队长升成了副局长，而且同年12月又被任命为公安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位置相当于二把手。
这证明了此前的猜测：许多领导对他有所顾虑了。王海洲这个王立军曾以为已经在弯道超车甩在身后的“干爹”，突然成了他当局长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只不过，现在的王海洲，提到王立军，常常挂在嘴边的词已经是“白眼狼”。
这是一次让王立军非常挫败的调整，他既失去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直属领导的支持，又要面临对自己知根知底的王海洲。另外，新任命局长的这一结果意味着，他起码得等到这个局长的任期结束才有机会升迁。
对于这个新领导，王立军并没有把握。他刻意缺席王振兴上任后开的许多会议，似乎在以这种方式向整个局里表明，他依然是举足轻重的。
王子湘很高兴这次的人事变动。他和其他几个深受王立军跨区罚款困扰的局长向王振兴反应问题，王振兴当即明确“铁岭公安局不去各地区扫黄罚款，如有特殊情况跟各地公安局打招呼”并直接把这个结论，写进工作纪要里。
不过这种高兴也是有限的，王振兴局长在一些层面上确实不是很喜欢王立军。开会讲话，王立军的发言总充斥着新名词、新概念。有次王立军在会上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文化装有文化的军队是危险的军队。”会议结束，局长和旁人打趣：“就属王立军最没文化。”但同时，王振兴却似乎非常欣赏王立军很彪的那一面。有下面的人反应王立军太粗暴，王振兴局长则回答：有时候太想做好事，容易显得粗暴。但精神是好的。
王振兴曾评价王立军是铁岭公安局里的“实干派”，他需要这样一个副手帮他在这个新环境里开展工作。虽然，私下里，王振兴试图向计连科等下属的口中探听王立军一些出格的行为。
当时整个市局的气氛，非常暖昧不清。自从王海洲提到市公安局副书记开始，关于王海洲会接任公安局局长的传闻—直在流传。
而王海洲看上去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退让。有人到公安局送一块写着“王青天”的匾，王海洲以为是送给他的，直接要跑出去迎接，刚好和—样跑来迎接的王立军撞个正着。两个人就在局里直接吵起来了。
1996年，辽宁省评选“十大杰出执法者”，王立军一度已经确定当选，却突然被暂缓授予荣誉。根据王立军后来接受过的采访，他得知的原因是：王海洲曾以铁岭公安局党组副书记的身份表态“党组不同意”。当时，开始有检查组来铁岭对王立军进行调查，王立军认定：还是王海洲的作用。
王海洲确实有自己的关系网，他们在铁法时曾帮助王立军整理材料树立他这个典型，如今这套帮助王立军飞升的宣传机制似乎开始对抗他了。据计连科回忆“后来本地都不报王立军了，铁岭市里也有类似精神，宣传部领导都说对王立军报道得慎重，净是假的”。
除此之外，主管财务的王海洲开始卡王立军手下刑警与巡警的拨款。每年应该拨给经费300余万元。王海洲每年只给30万元的办案经费，还要扣除一些费用。王立军应酬多，因而开销相对比较大，对此，王海洲也拒绝给予报销。据说1996年时，全国统一“严打”。铁岭市召开各县区、公安局领导会议，有百余人参加，由公安局安排午餐。王海洲说：“只要是王立军主持会议，那吃饭便是王立军个人的事儿，花钱由他个人负责，局里不管。”
省市领导对他的怀疑，局里不给钱，跨区罚款被限制，甚至连对他的报道也非常谨慎。王立军格外焦虑。
在王子湘看来，这是他们认可的这个体制正在进行的自我纠错。“毕竟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而王立军能做的，是大批大批地搬外地的记者来。外地的记者不明就里，看着此前连中央级公安媒体都刊登的对王立军的颂歌，自然乐于添上一笔。然而，越是情况不利，请的外地记者越多，招待的费用越多，这也让王立军一度经济比较困窘。但外地媒体对王立军的报道，也吹得越来越玄乎。在这些报道里王立军擅长骑马射箭，琴棋书画，能临摹《清明上河图》，上过专业警校，参加过内蒙古少年拳击队。
压力之下的王立军开始失态了。一次跟铁岭副市长吃饭，王立军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蘸酱菜的酱碟，连同勺子带着大酱放进王海洲的衬衫口袋里。王海洲却没有像王立军期望的那样发怒，而是在众目睽睽下和市长笑着说：“你看，立军跟我开这种玩笑呢。”王海洲后来和GQ记者回忆，他当时非常生气，但是他知道自己掌握住局势了，必须有风度。
王立军请来的外地媒体里，曾刊登了这样的报道：“1995年以来，由于王海洲炮制匿名信、诬告信，让王立军遭受了4次被调查的‘待遇’，有两次竟被有关部门立案侦查”。“每次，当纪委和办案单位宣布王立军‘无问题’的结论时，王立军都是站在窗前，满眼噙泪，仰天长叹”。
外地媒体的报道，应该有夸大的成分，却也一定程度上描述出了王立军当时的心声。而据一知情者说，那段难熬的日子让王立军越发明确：让自己最安全的办法，只有赶紧升迁。
2、“必须保护英雄”
有一天，新来的市委书记突然叫住计连科，问他“如果把王立军交流走，铁岭治安会乱吗?”
这样一个问题，让计连科吓一跳。“地球离了谁都转。”计连科当时这么同答。这个问题要害的地方在于：王立军这个“警界英模”是资产还是负担，对于市委书记来说，竟然已经成了—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树典型，一直是打造政绩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当时的考核体系下，英雄典范对任何一级政府，任何一个部门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资源。
从宣传上，每级公安部门都而临着公安宣传业务绩效考核，在省、市、国家不同级别的报纸上发表先进事迹都会有相应的记分。如果投稿被《人民日报》这种级别的媒体选取，或者累积的分数格外高。自从出了一个英模王立军，上报变得容易，一周总会有那么几篇关于他的报道，铁岭公安局从此不愁这方面的问题。
虽然对体制来说，这是多么便利的—条路径，但是王立军带来的麻烦和问题，在领导心目中，显然已经可以和它们带来的好处抗衡了。
这应该是王立军最脆弱的时刻，而对杨锋和霍玉奎，这则是一个“帮助体制纠正错误的绝佳时期”。
自从被免职后，杨锋经常去找已经被平反的霍玉奎。然而，在杨锋看来，霍玉奎是个过于有君子风度的人，他执拗地相信，对王立军的问题，领导合适的时候自然会察觉并作出纠正。杨锋最终还是说服了他：领导们要先看到问题才能纠正。于是由杨锋收集、整理，两个人共同以实名向上级领导申报。
他们寄希望，来自他们这两个前铁岭市公安局警察的申诉，能帮体制下个决心，后来他们才知道，上告的不仅是他们，还有开原的王子湘。
出乎意料地，他们很快就发现，在体制内的申诉似乎都被拦截了下来。往中纪委打电话，以实名告王立军，保证对于所说的话签字负责，中纪委很重视，但还是依然是没有人来。而王子湘那边得到的答复，永远是相关部门说在查。
有两个可能：体制还在犹豫，还有一个可能是，“王立军找关系拦下了举报”。
在此之前，王立军虽然有夸大宣传、贪功、霸道、造假等问题，但总不算做些“性质恶劣的事情”。不过，在那个当下，根据杨锋的调查，自保的本能，却是让王立军更加迅速地学习—些更为“不堪”的方法。
计连科观察到，那个时刻的王立军开始在研究戴笠。“他买了—套戴笠文集，就放在办公室里，翻来覆去地看，很多地方还做了标注。”
计连科还发现，王立军似乎从《戴笠传》获得的启示，偷偷派了6个警察一台车，安排在市委书记家门口，24小时倒班天天在门口蹲着给王立军汇报。盯了半年多。名义是保护市领导，但来车记车号，来人认识的就记人名。“最后不知道挖到了什么。”
最让计连科觉得毛骨悚然地是，局里有人说，王立军偷偷给领导们都挂了线，据说由此早已经掌握了好几个领导的秘密。
这些匪夷所思的传闻，局里没有任何人能去证伪。但计连科感觉，王立军在压力之下，确实又变了。
事实上，当时的领导曾公开讲，一级英模的牺牲率96%，二级英模的牺牲率是85%，当时作为二级英模，王立军是“幸存的珍稀物种，需要保护”。
这样的论调，后来某家中央级公安媒体做了更强烈的宣传。在这篇《爱护典型就是爱护自己的事业》的文章中，旗帜鲜明地讲道：“要防止恶意炒作、蓄意诋毁和败坏先进典型形象”。“特别要注意保护英雄疾恶如仇、勇于同违法犯罪和不良风气斗争的积极性，在他们因此受到打击报复时，要旗帜鲜明地为其撑腰做主……”、“尊重自己的英雄，就是尊重自己的事业，实际上就是尊重自己；败坏先进典型的形象，从根本上讲就是败坏公安事业。”
曾在某中央媒体当公安口的记者对GQ记者这么分析：“此前那种评选机制留下一个问题，因为评选按照名义上的规则，是层层报批，等于这个英雄，是每级领导都做了担保的，所以如果评选上之后，否定了这个英雄，等于否定了那么多级政府的担保，所以王立军除非真有确切的大问题，轻易不会被否定的，特别不能以工作作风、工作方式这样的理由否定。”
无论是体制的自我过度保护，抑或杨锋、计连科怀疑的“另外的方法”，“英雄”王立军最终被确定“必须保护起来”。
3、“最合适的机会”
屡屡的提告没有进展，杨锋和霍玉奎有些着急。与此同时，焦虑的还有王立军——虽然看上去危机有在缓解，但如果不尽快解决，错过了这一次提升的机会，又要等个四五年，而这四五年，自己可能将会遭受挑战。
按照计连科的观察，那段时间王立军状态不是很好。压力极大的他，更加易怒。就在这个时候，省里一个领导来铁岭视察、休养，王立军主动挑起了接待任务。王立军把领导安排到了清河宾馆，专门找了厨师和大夫让领导疗养。他—天跑一趟，一直没间断。直到撞上了三轮车夫张贵成。而这个撞车事件，成了他此前“人生最大的危机”。
1998年l0月14日，王立军一早去修理站取车。按照杨锋后来的调查，这台车是此前王立军让人扣下的奔驰，还没上牌照，被他喷成了警车。到了修理站，心情不好的王立军和修车师傅吵了起来，被顶撞了的王立军带着怒气转身开车就走。去清河宾馆要路过开原市，那天下着小雨，他在一个十字路口，最终和一个下岗工人骑的三轮车连同车上妇女幼儿一同撞上了。
三轮车夫叫张贵成，车上的妇女叫任静秀。
根据GQ记者收集到的张贵成的口供，当时的张贵成忍着疼站起来时，王立军已经下了车，对着他高声喊“你怎么抢道呢？你快扶她俩上我的车，去医院。快点儿，你也上车！”张贵成看到王立军的车没有脾照，要求等交警来了才走，话还没说完，一拳已经打在他脸上。张贵成大声问“你怎么撞了人还打人呢?”又被打了两拳，一颗门牙被打掉。张贵成忍无可忍，握紧拳头准备自卫，忽然听到围观的群众有人喊“千万别还手，他是王立军”。
王立军的说法，则强调当时不是他开的车，而且并没有和三轮车夫有过激行为。
而按照赶到现场的开原交警大队长史有根对现场的责任认定，王立军应该负70%的责任。
这个判罚王立军并不是很满意，2000年春节期间，当史有根要和亲友打麻将时被破门而入的铁岭刑警逮捕。最终并没有确切的罪名，王立军决定对史教养三年。王立军当时不知道的是，隶属开原警局的史有根，已经将王立军在肇事现场的照片交给了王子湘。
王子湘—开始猜想不到，这个事情会成为他们扳倒王立军的可能机会。他只是本能地选择不让关于王立军的任何事轻易过去。王子湘主动找到张贵成，支持他告王立军。
1999年3月，张贵成状告王立军正式立案。诉讼请求很简单：要求被告承担医药赞、误工工资等4757.32元，并赔礼道歉。三轮车夫告当时被社会认定为英雄的王立军，一下子成了大新闻，迅速扩散开了。
王子湘应该直到此时才意识到，这事确实踩到了王立军的痛处：一个公安局局长殴打社会底层人员的三轮车夫，看上去是个小事，并没有挑战英模评选对王立军种种功绩的认定，但是，却可以瓦解一个英雄的形象。此前各级领导最终选择对他的许多维护，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终究是“英模”，但假如民望一毁，上面的领导“也可能顺势放弃他”。
计连科观察到，得知张贵成要告自己后，王立军好久都睡不着觉。“当他看到媒体的反应，知道这个案子的利害关系”。
就在法院立案的第二天，两个身份不明的人找到张贵成家里，提出只要不告王立军，可以给10万元，还给他女儿安排好工作。但是张贵成没有答应。游说的两个人迟迟不肯离开，张贵成向开原治安大队报案，请求出警保护。
直到被带到警局，才知道其中一人叫李飞，是受铁岭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税侦大队某干警之托，来劝张贵成夫妇撤诉。
这样的大动干戈，让王子湘更确信，这次是最好的机会了。
根据曾在王立军身边工作的人透露，那段时间王立军的精神状态非常糟，也因此经常性动怒和冲动。或许正因为这种状态，在同一个月，另一桩案子也找上了王立军。
1998年12月24日，刑满释放人员张凤英，从辽源窜至铁岭市用假表骗钱。警察闻讯赶到，而王立军如同以往前来做指挥和录像工作。王立军主动要求亲自抓捕张凤英，按照后来公安局的材料，其他干警知道的是，王立军进门之后，张凤英从楼上的窗台摔落，身受重伤，在第二天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根据王立军的说法，张凤英突然从屋内窜出，企图逃跑，不想一脚踩空，头朝下跌落到楼梯缓步台上。但有一些人确定，“张凤英是被王立军打死的”。刑警队上下议论纷纷。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王海洲。王海洲在1999年3月指派了两名律师，帮助张凤英家属状告王立军。同时家属还写信向中纪委上告。
王立军这两个案子同时被呈上了领导的案头，一星期不到，上级领导明确表示，“王立军暂缓提职”。杨锋一度认为，总算是等到最合适的机会了。
4、最后的攻防
几年后，杨锋从亲戚处得知，王立军的妻子肖淑丽当时跟人说“王立军当时觉得自己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站在后来的结局回想到这一段，杨锋依旧唏嘘：“如果王立军输了那场官司，或许反而帮了他。”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王立军当时的处境确实比较艰难。官司之外，杨锋和王海洲还在坚持举报。杨锋找到纪委的领导当面反映问题，拿着整理张贵成与张凤英两案的材料写成的举报信，逐条讲述。接待的主任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这么严重的问题，组织一定会彻查清楚。
另一方面，张贵成开始将自己的案子，写成信发往北京的各类中央媒体编辑部。这个“作战思路”，是王子湘的。在王子湘看来，王立军当年因为十大中央媒体评出的“全国十大杰出警察”这个名号，踏上狂飙突进的仕途，而如今王子湘他们希望可以让中央媒体亲自来铁岭，用公开的调查和报道终结王立军的仕途。
张贵成的信确实引来了一批北京的记者来到铁岭，《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对事件做了详细报道。
而对记者的追问，王立军强调：“我是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我是爬过来的，不是走过来的。我对人民群众有很深的感情，我绝不会对一个骑‘倒骑驴’的人动手，这种事我永远不会发生。”当时参与采访的某中央媒体记者说。
王立军有一段时间精神状态确实不太好，他甚至几次找到计连科，一开口就让计连科吓得说不出话来。“共产党对我们不公，实在不行咱们专案组的人集体退党。”他甚至跟计连科说“我在美国考察时，有一天晚上美国联邦调查局给我打电话，中国共产党对你不公，你有这么大的功，应该重视你。如果中国不重视你，欢迎你到美国。”回忆起这个片段，计连科说，“这不就是吹大牛嘛。”“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幻觉了。”
那一个月里，王立军寡言少语，沉默了一个月后，王立军开始也召集记者了。他反复说的话是：因为打黑立功，动到了一些利益团伙的基础，所以试图用阴谋来整他。
有当事者记得那时的场景：每天一辆大巴士车，专门接这些记者出入，许多记者还拖家带口，中间还安排了周边的旅游。
根据后来的记录，王立军在张贵成案诉讼期间，请来省内外各地大小报纸、电视台记者几十人，为了招待，王立军不得不动用铁岭市公安局行政警卫和下属各支队资金50多万元，用于这些记者往返的机票、住宿费宴请招待费、纪念品等支出。几十名记者数日住在铁岭春园宾馆、金度大厦等处。有公安局人员负责接待。“好些从海南来的，还带着老婆孩子，吃、住、旅游，临走还带一大包土特产。”计连科也记得当年的情形。
计连科还提到一个事：在记者采访期间，王立军拿出威胁自己妻女的匿名电话录音，后来局里的同事有人听到那段录音，“明显是王立军的司机的声音”。不过计连科并没能就此再提供更多的证据。GQ收集到的当时的报纸，报道过这个细节，王立军拿着这个录音对记者说：“他们威胁我，要杀我媳妇儿，要扒她的皮。”“但我毫不惧怕，我打黑是为了人民。”
与此同时，省纪检委的调查还在继续。他们一个个约谈局里的同事，计连科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对象。“整个公安局那几天异常安静，大家都感觉，即将迎来一场巨变。”
然而，也就在那几天，一个农村妇女到铁岭公安局刑警队找王立军。当时值班的计连科并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任静秀——那天坐在张贵成三轮车上的乘客。据后来杨锋的调查材料，当时任静秀从其他人口中听说王子湘找到张贵成，据说张贵成可以捞一笔，她因此也来找王立军。
这个女人进了王立军办公室。不一会儿.王立军和女人一起出来了。
根据杨锋的调查，任静秀从那天起就住在王立军安排的一个房子。同时，王立军提交的情况汇报中写的是，司机任树辉开车，王立军和刑警支队警察刘勇、张久香在车上研究工作。肇事和打人都是司机任树辉所为。
据杨锋的调查，王立军在二审前托人找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主管民事审判的副院长焦玫瑰（2年后的慕马大案中，焦玫瑰夫妻双双被查处，开除了党籍、军籍）。
即将开庭了，《中国青年报》的林岗等中央媒体记者，再次回到铁岭跟踪报道。此时的王立军和林岗反复强调是：“我是被陷害的，有人在背后整我，法律会给我—个清白。”
但根据林岗的表述，当天他刚到达铁岭市公安局，就看到几名中年妇女一直坐在大厅里无所事事。这些妇女见到林岗进门找王立军，突然立刻夸张地开始哭天喊地，跑到王立军的办公室门前磕头，大喊“感谢王青天为我们做主！”林岗因此对王立军的说法保留了意见。
当天，铁岭市公安局还发放了笔杆子加班加点写出的名为《黑幕》的材料，里面详细讲述了王立军版本的三轮车夫案的来龙去脉。“很多人回去后纷纷据此改写成稿子，在各自的报纸上发表。但我根据采访到的另外几方的说法，不太认可这套说法，因此并没有采用。”林岗说。
5、宣判
开庭的前一天，杨锋被拘捕了。同时被带去接受调查的还有他20多位亲属朋友，其中包括他在公安局做警察的弟弟、在铁岭县做机关党委书记的妻子，甚至是经营饭馆的外甥女等等。
他们统统被送到一间宾馆里，由武警站岗看守，每天都有专人过来审问，家人在隔壁也不能相见，“不交代出问题不许回家”。与此同时，专案组通知，鼓励派出所干警揭发所长杨锋的问题，“听说一旦提出来，马上提拔副所长。”杨锋说。
直到进一步的审讯，杨锋才知道，他们盼来的805专案组其实并不是查王立军的。专案组成立的原因在于追究杨锋和王海洲的“诬告问题”。根据杨锋的说法，直到那一刻，杨锋才知道，他“诬告”的对象“并不只是王立军”。他和王海洲举报王立军的材料，本来只有“之一，之二，之三”，全部是关于王立军的，而送上纪检单位后，竟然鬼使神差地多了“之四”，“之五”。这多出来的部分，居然是他们完全不知实情的市委书记与一名女领导搞不正当男女关系。
杨锋至今认为，这是王立军使的坏。他知道，王海洲估计也要被抓了。但是杨锋至今也没能就这个细节拿出证据。
9月30日，专案组拘捕了王海洲，同时启动的，是全市干警揭发王海洲“问题”的动员。市公安局还专门成立调查组，调查王海洲的人员往来，家庭财产总收入，包括王海洲子女结婚收到的亲朋礼金。
杨锋和王海洲无法到庭，但他们依然以为，官司的赢面很大。
林岗出席了那次审判。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张贵成方提供了64份证据，数张现场照片和3名证人，证明就是王立军一个人开车撞人又打人。作证言的人中，有工人、农民14人，公安干警15人和干部6人，其中24人是现场目击者。3名证人中有两人当庭认出在开原市公安局在肇事现场拍摄的照片中穿蓝西服、戴墨镜的就是开车和打人的人，并指认就是在被告席上就座的王立军。
而王立军的律师反复强调，原告的证人无人能证明其当时在现场，因而全部是假证或伪证。案件的有效证人，变成了任静秀一个。然后最核心的证人任静秀出庭作证：王立军没有打人。
在最后陈述中，王立军的最后发言长达17分钟，他感谢法庭给了他一个申辩的机会，他用大部分时间讲述自己努力工作，多次负伤，屡立功勋，因而得罪了某些地方领导干部并受到“政治报复”。他的发言迎来了一阵掌声。
法院最终在判决书中表示：原告的人力三轮车与被告乘坐的轿车相撞属于交通事故与本案无关。原告主张被告殴打原告一节，因其证人是否在肇事现场不能互相印证，且证据均是在肇事后5个月之后才出证，其证据效力不够充分，不予认定。
当庭宣布：王立军无罪。
1999年9月29日，新城子区人民法院一审裁定：驳回原告张贵成的诉讼要求，再次确定，王立军无罪。
2000年1月25日，《沈阳晚报》报道了王海洲、杨锋的检举，他们的行为被定性“诬告王立军政治事件”：“调查事实证明，王立军无愧于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称号。‘举报’王立军事件，是—起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对王立军的政治陷害行为，这些人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党纪、政纪的严肃处理。”
2000年3月29日，张贵成的二审上诉再次失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0年7月24日，辽宁省铁岭市原司法局长王海洲涉嫌伪造公文、诬告陷害一案在铁岭市中级法院开庭公开审理。
然后，跨过了干部投票环节，王立军最终被直接宣布当选铁岭市公安局局长。计连科回忆，当时“我们整个班子都傻了”。
后记：
王立军在打赢官司后称，“我虽赢犹输。”媒体记录了他当时发出的感慨：“再高的荣誉，再多的辉煌，都没有任何保护功能。”“真实的事情才是靠山。”如今这句话更像是句谶语，在12年后的重庆应验。
2001年1月23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铁岭市对王海洲诬告陷害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在羁押期间，王海洲身体健康受损，加之心理伤害，尿毒症加重。
王海洲至今也不愿面对媒体，拒绝—切采访的要求。GQ记者是委托他的私人朋友，才得以拜访他。他还记得2000年7月24日，自己被审判的那天，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里有8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和旁听者，整个法庭挤得水泄不通，那几天家人不管是看电视，听广播，还是看报纸，铺天盖地都是王海洲诬陷英模王立军的新闻，其中不乏他最信任的央视《今日说法》栏目。“撒贝宁在电视里说我，王海洲这样污蔑英模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
2003年，王海洲肾病发作，生命一度濒危。但家境已经窘迫，一时无法承担巨额的医疗费。“却突然被系统里的领导下令，无论花多少钱一定要抢救”，“我醒来后感动到痛哭流涕，既是证明党还是肯定我，也让我想，是不是王立军还有被惩罚的—天”，“我甚至想，自己是不是作为王立军的活口供而被救活的。”
官司打输之后，王子湘躲避到黑龙江、云南等地长期居住，直到王立军离开铁岭才回来。王子湘提到，在哈尔滨住院治疗糖尿病期间，曾经有王立军的手下便衣到医院找他，被王子湘的医院的朋友发现，才没有引发进—步的事端。
他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处于高度精神紧张的状态。
在1999年至2001年间，全国近百家报刊、杂志相继以王立军找人撰写的《黑幕》为版本，登载众多正面宣传王立军的文章，并不惜—切抹黑王子湘。
从2001年至2004年9月，王子湘分别在北京、长春、哈尔滨的法院，打赢了与《人民公安》、《北方公安报》、《关东周报》、《哈尔滨日报》、《羊城晚报》、《长春商报》的官司。
在完成马拉松一般的名誉权官司后，王子湘回到铁岭，开始了自己对王立军的调查，最终整理了材料《绝不能让政治骗子畅通无阻——撕开“英雄”局长王立军的画皮》，向中纪委实名举报。
杨锋在羁押了253天之后，被无罪释放了出来，期间从清河看守所、铁岭招待所等更换了若干的地方。因为这桩案子，他的妻子、外甥女也被审查关押了两个多月。杨锋在平反之后，他要求单位给予国家赔偿，上面的解释是，判刑的可以赔偿，他这种软禁式的羁押，没有赔偿理由，在法律上找不到说法，甚至领导对他说：“关在里面，只是没有自由，起码你吃得还挺好嘛！”
性格倔强的杨锋咽不下这口气，他重新找到了王海洲。他认为之前的失败，都是因为太过于简单相信组织的力最，低估了王立军的手腕和能力，出于一名老刑警的职业习惯，他认为，只有完整弄到让王立军没法辩驳的材料，才能把他逮住。
在公安局一群反对王立军的干部与警察的暗中支持下，他开车奔赴阿尔山，从王立军的出生地，开始他的调查：任静秀户口迁移的轨迹、王立军虚假的蒙古族身份，岳丈在葫芦岛的别墅、当年查扣车辆的数量……杨锋收集的材料整整有上千页。
计连科一直等待着组织上来调查王立军的事，那样他就有机会一五一十地把所有事情讲出来。等了十几年，终于还是没能等来。
王立军后来一直刻意刁难计连科。“我也想开了，能平平淡淡的退休就挺好了。”退休两年的计连科依然高大健壮，每天早晨5点就已经起床，每天在送孙子上学前快步爬上铁岭市内的龙首山。
计连科的亲友一度曾经不理解他为什么没有跟紧王立军，错过了提拔的机会。直到王立军在重庆出事，亲友突然很严肃地叫住他，向他道歉，“你的选择是对的。”
霍玉奎已经很久不提9.19这件事了，他在努力渐渐淡化王立军对自己生活的影响，王立军去美领馆的事，是杨锋在网上看见告诉他的，起初霍玉奎还不相信。在他印象里，王立军“太有逢凶化吉的能力了”。
而当—切尘埃落定，霍玉奎不像别人那样兴奋地做什么评价，对于纷扰的新闻，他只是淡淡地对GQ记者说：“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最重要的是这些原因。”
他顿了口气：“其实那人也挺可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