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族主义是怎么一步一步扭曲、变形、乃至走到如今这个地步的？
MAR 31, 2024当代政治观念
© Hoponworld中国民族主义崛起过程很复杂。晚清被列强叩开国门，无疑是中国民族主义开始形成的历史背景。正因如此，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应型民族主义。也就是说，是在面临外敌威胁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
在梁启超发明“中华民族”一词以前，中国民族主义的前身，更接近于混杂排满、排外和寻求自强特征的大汉族主义。但是中国历史学家萧功秦将甲午战争前后“清流党人”表现出来的“清流主义”，视作民族主义早期高调发作案例之一。1“清流主义”可能还不大适合上升到“主义”层面，这时候的大清国虽然有国家意识，但仍不像是现代“民族国家”。稍后蔓延于大清国北方多个省份的义和团运动，起初打着“反清灭洋”旗号，似乎更接近中国民族主义的原始形式，尤其是大汉族主义。到清末革命党人意识明确地寻求“排满建国”，再到“中华民国”成立前后寻求“五族共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才正式形成。这时候，民族主义的内涵虽然同样混乱，但却是奠基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上的意识形态。这在民国初年已然形成共识。袁世凯称帝或张勋复辟引起全民讨伐可以见得，现代国家观念已然深入人心，开历史倒车再难让人接受。
但是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观念，即使含混不清，甚至自相矛盾，却并不必然是排斥西方文明的。清末知识分子痛批满清和义和团运动野蛮，寻求建立君主立宪国家乃至共和国都被认为是向西方文明靠拢，是一种西化举措。因此，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不是守旧，反而是积极西化、拥抱文明。像极端排斥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即使算作极端民族主义的表达形式，也不算主流，反而遭到主流挞伐。
紧跟着兴起的“军国民主义”像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场不成功尝试，但民族主义依然是倾向西方文明的。即使这时候舆论风向调转，开始美化和同情起义和团运动来，主流社会也并没有放弃推动国家实现西化的努力。倒不是西化就一定文明，而是当时的西化就是现代化，别此而外，没有别的现代化途径。甚至连国粹派文化保守主义分子，诸如章炳麟、刘师培、梁启超等人，骨子里也是积极拥抱西方文明（包括日本）的。
中国民族主义是怎么逐渐走向与西方为敌的呢？“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五四运动”促成的最大分裂是意识形态分裂，但并不是要不要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西化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分子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分道扬镳。由于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有两大阵营发生了根本性分歧。最显著的地方是：马克思主义分子循着反帝国主义情绪，顺势转入了在俄国刚刚站稳脚跟的列宁主义；而自由主义阵营则主张继续遵循原有的现代化路径，与西方国家进行竞争和斗争。
马克思主义分子的激进程度是很明显的：在从民族主义转向反帝国主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分子对“西化”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并不是他们不希望西化（因为西化跟现代化是一起发生的），而是他们不喜欢依照帝国主义模式的西化。这时候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权无疑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带来了“既西化、又反帝国主义的”别的选项。
这些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分子，一厢情愿地相信新生苏维埃政权代表人类社会的新方向。尽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只是道听途说苏维埃政权。浪漫主义想象和平民主义追求已然屏蔽了苏维埃政权的斑斑劣迹，就像1968年欧洲浪漫想象血流成河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即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分子去苏维埃考察，他们也只是去验证自己天真浪漫的想法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而不是用批判性眼光审视苏维埃政权的制度性缺陷和社会问题。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分子就将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效仿苏维埃政权走上了共产主义暴力革命道路。
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分子看起来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而且他们无疑将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标榜成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事业。但是许多人想当然忽略了这个事实：马克思主义分子骨子里跟民族主义是相冲突的。马克思主义是要以消灭一切阶级、一切剥削为目的。民族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是未来方向，反而是理论障碍。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政权一旦夺权成功，就立刻抛下民族主义伪装——这套伪装放在所谓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有用，但一旦夺权成功，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要调转枪口依照苏维埃政权的样板来“改造”自己民族的文化。这种“改造”实际是就是针对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的消灭活动。
这时候，挂在夺权成功的共产主义分子嘴巴上的“民族解放”和“反帝国主义”实质上都不是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之所以是民族主义，最起码的是要承认自己的文化特性，并且竭尽所能保持自身文化特性，而不是全部统一依照苏维埃模式来把本民族文化特性“改造”成苏维埃的样式，把凡是不同于苏维埃的民族特性都批评成“封建余孽”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趣味”。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就要废除城市。这样的极端行为跟民族主义可以说毫无关系。然而很吊诡的是，几乎所有打着“民族解放运动”旗号起家的马列主义分子起初都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主义吸引底层民众支持。
就这样1949年以后至少三十年内，中国自身的文化属性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在此期间，民族主义就从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着“民族解放”和“反帝反封建”旗号，然而从文化属性上来看，完全就像是一个外来政权。比蒙元和满清统治中国、却不消灭各民族主体文化传统更极端，外来的马列主义政权却几乎将各民族文化传统统统连根拔起。
那么，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到哪里去了呢？一支南渡到了香港，另一支东渡去了台湾，其余离散到了海外。
南渡去香港这一支民族主义，就是我们说后来“反哺”中国大陆那一支。情况具体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与中国大陆“五四运动”遥相呼应，同一年，香港左翼群体也发起了小规模的反日运动，包括抵制日货、杯葛日本商铺和不坐日本邮轮等等。6月3日，甚至还有九名中学生自发组织了香港历史上第一次“雨伞运动”。7月5日，还有300余名华人袭击了两名日本水手。2 虽然总体来说，香港反应很小，几乎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但这已经是开始为民族主义预备土壤了。
1925年，中国青岛和上海等地因劳资冲突血案引发工人运动，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就借机策划大型联动，遭北洋政府和英国巡捕枪杀镇压，史称“五卅惨案”。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在不计代价地煽动工人运动上出力巨大。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縂书记、共产党人邓中夏，前往香港会同（香港）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领导人苏兆征等人联合发动“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持续到1926年10月，给香港经济和日常生活造成了重创，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趁机在香港发展地下组织创造了极佳时机。罢工仅仅一个月之久，就有近20万名广东籍工人及家属罢工返乡。同时各大工会还自发成立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实施封锁，一边禁止工人返港，一边禁止大陆物资输送到香港，并且断绝与香港的交通往来。3（香港）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领导人苏兆征，此前在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展露头角。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苏兆征就被吸纳为中国共产党员，还成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从“省港大罢工”这样的工人运动可以看出来，在香港的大陆人成了联络沟通中国大陆跟香港的重要纽带。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狂热也可能经由这些大陆人传播到香港，尽管香港是英国殖民地。“省港大罢工”被认为第一次煽动起了香港社会的反英情绪。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尝到了利用工人运动向香港渗透，在香港发展地下组织的甜头。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注意到，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总人口约100万，至战争爆发，约有50万人逃亡中国大陆。战后，原先逃亡大陆的香港人返回香港，同时带来了100万大陆人。至50年代初，香港人口超过200万，大半都是大陆来港的难民。到50年代中期，战后来港的大陆人尽管在香港居住逾20年，仍坚称自己是难民，多不承认自己的香港人身份。最后一批大陆难民，据周永新回顾，可能是1962年逃亡潮带来的：不到一年时间，有数十万大陆人翻山越岭偷渡至香港，还有部分是泅渡游水过来的。至于逃亡过程中，有多少人死于解放军枪口或因其他原因死于途中，无法统计。1949年以后中国全国性大动乱在1966年至1976年间达到巅峰。因文化大革命武斗惨死的中国人，被源源不断地扔进珠江流向大海。香港水域每天都有人发现浮尸。这些死者多是被“五花大绑”扔进海里的。周永新小时候也亲眼见到过这样的惨状。4
文化大革命期间，仍有大陆人只身泅渡到香港。比如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之女陈子美就在1970年身绑汽油桶游泳到香港避难（此时已年近60岁）。
自二战结束后逃难至香港的大陆人人口如此众多，即便他们或者对中国时局感到不安，或直接对中国社会动乱不满，但是到香港以后仍然成为中国政治动乱的延伸。
1967年“六七暴动”，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前，香港历史上最沉痛的一页。香港资深传媒人张家伟在《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2012）一书，反复考证了“六七暴动”与文化大革命关联：“六七暴动”被认为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延伸；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香港的左派大暴动。“六七暴动”的实际发动者，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在中共港澳工委领导下）发动的，是香港地下党组织“先斩后奏”做成既定事实，来响应中共中央的文化大革命号召。1966年底，澳门地下党组织还一手炮制了“一二三暴动”。“一二三暴动”被认为直接启发了香港的“六七暴动”。但这些暴动被左派自我标榜成“反殖民”、“反压迫”。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大陆对香港“六七暴动”知之甚少，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政治避讳：不肯承认中共极左路线曾祸乱香港的历史事实。5 有不少研究也证实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香港的活动要为“六七暴动”承担主要责任。6
“六七暴动”以后，香港社会对中共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恐惧也开始蔓延，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刺激了香港华人群体的民族主义，使这部分人又落入中共统战部门的宣传陷阱：民族主义显然是拉拢海外华人族群的最好手段。
1968年起，香港人发起的“中文运动”诱发了香港社会的民族意识和反殖民主义情绪。此后香港的社会运动长期绕不开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双主线。在香港占最大影响力的国粹派人士几乎完全沦为中共宣传机器。这些人相信，香港所有社会问题都会在回归中国以后自动解决。香港学者卢思骋在研究香港华人族群的民族主义时发现，这些口口声声打着“反殖民”旗号的左翼人士反而不再批评殖民地政府，甚至不关心香港殖民地社会存在的问题。7
香港左翼势力采用的民族主义策略与中共早期做法如出一辙：在没有夺权的时候，煽动民族主义夺权；一旦夺权成功，便弃之如敝履。中共利用香港左派的统战策略，无疑是比较成功的：一边打着“反帝国主义”、“反霸权”、“反殖民主义”的旗号煽动民族主义，一边利用民族主义宣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感，强化香港对中国大陆的情感依赖。
这看起来有一点吊诡：一边是民族主义狂热，一边是反共意识形态普遍，但是香港社会却扎扎实实撞进了中共海外统战部门的宣传口径中。
在文化方面，战后香港社会民族主义氛围也很浓厚，甚至比被共产主义肆虐的中国大陆更像中国。1958年成立的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拍摄的黄梅调电影，曾一度风靡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这种轰动效应，就像一场民族主义文化教育。至1958年底，电影《天仙配》甚至在中国大陆也达到1.4亿观影人次。紧接着，1966年邵氏兄弟成功试验新武侠电影，直到1987年邵氏兄弟停产，这股新浪潮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甚至还延续到2000年代。不仅如此，武侠电影也带动了功夫片和动作片的兴盛，这种潮流也大大影响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的电影市场。
在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后，经过香港电影引介，重新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叙事的中国观众重新祭起了民族主义大旗。1982年香港功夫电影《少林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陆引发的轰动效应，又像极了一场民族主义文化教育。甚至80年代中国大陆忽然流行起来的“气功热”和“武术热”也像是直接受到《少林寺》直接影响。
不仅如此，随着香港电影进入黄金时代，含有传统文化元素和儒家文化教义的武侠片、功夫片、动作片（比如《黄飞鸿》系列、《方世玉》系列，等等）大量涌入大陆市场，一同进来的，还有以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在这方面，香港影响力大过台湾。
爱尔兰华裔学者吕洲翔在研究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时注意到，民族主义不但是武侠小说兴起的主要推动力之一，透过这些小说传播和保存的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核心价值观念，比如忠诚、民族大义、牺牲精神、社会正义感、忍耐精神。这些文化元素，不但杂糅著儒家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也掺杂进来佛家和道家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8
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不但拉近了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心理距离，也刺激了大陆人对香港所传播中国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强烈认同感，也将“香港人是中国人”这个文化观念在大陆人意识观念中根植下来，这也为将来香港社会运动触动大陆普通民众的敏感神经埋下了伏笔：即使再正常不过的公民运动，也会被神经过敏的大陆人视为“港独”和“叛国”。
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热潮，正是在从香港输入大量港片和武侠小说背景下形成的（台湾也有一定影响，但处于电影黄金时代的香港，由于影视制作直追好莱坞水准，影响力无疑更大一些）。正是从80年代起，中国大陆也陆续筹拍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引起来巨大轰动。
即使香港并不认同中国大陆的社会制度，其影视作品时不时流露出对极权国家的恐惧、讽刺和调侃，中国大陆观众选择性忽视了这些元素，只把目光聚焦在对于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浪漫化想象上。一个普通大陆观众对《国产凌凌漆》里恐怖的极权国家暴力缩影缺乏感知力，却对黄飞鸿或霍元甲，在暴打汉奸和洋人之前，撩起长褂的动作记忆犹新。跟当年《少林寺》引起的轰动效应相似，以叶问为主要形象的武打影片，还因为演员标志性的武术动作，引起中国社会学习咏春拳的风潮。
这种类型片对香港殖民地社会的复杂性描写是一种浪漫化的结果，甚至完全是扭曲的，而且没有触及社会深度（深刻程度远远比不上近十年台湾电影），但是在商业定位上是大获成功的，不但成功塑造出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一众功夫巨星，还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形象传播到全世界。可以说，香港社会自身确乎存在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但正是影视商业化战略（往大了说，是一种行业自发形成的文化战略）的成功，才推动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向中国大陆反向传播。
对于惨遭前三十年混乱蹂躏、刚刚改革开放、但受教育程度极低的中国大陆来说，通过影视作品看到浪漫化的民族主义表达形式，是深入人心的。从黄飞鸿、方世玉、霍元甲和叶问，到“战狼”冷锋的演变，背后是香港式英雄大陆化转变的历程，也是民族主义逐渐在中国大陆重新走向激进和狂热的历程。港片英雄惩恶扬善，一边打击“汉奸”、“走狗”、“卖国贼”，一边打击“洋鬼子”，这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形象，不但在中国落地生根演化成“战狼”，还成为中国激进民族主义分子的效仿对象。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在党同伐异的时候也用“汉奸”、“走狗”、“卖国贼”来讨伐其声讨对象。这背后的逻辑，与港片浪漫化的叙事逻辑是一贯的。
港片中最常见的另外两种类型，警匪片和黑帮片，还塑造出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社会，给人一种香港遍地是枪战的错觉：在这种丛林社会里，你要么被人吃掉，要么就去吃人。跟黄飞鸿经常暴打“汉奸”一样，这些都是浪漫化想象。事实是香港社会治安远比中国大陆好，香港社会根本没有什么“汉奸”，也根本没有人上纲上线搞社会运动抓“汉奸”。警匪片和黑帮片，是武侠小说的现代化升级。《古惑仔》系列电影甚至也一样引起中国小镇青年纷纷效仿，给90年代中国社会治安造成不小问题。从中可以看出香港电影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并不只是停留在娱乐和想象层面。这类类型片重新激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现在普通大陆人还常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挂在嘴上。
在前三十年动乱中，中国人虽然一面高喊反帝反霸权，本国民族主义却销声匿迹，反而“破四旧”运动不断摧毁中国人的文化根基。前三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民族主义野火又死灰复燃，不得不说跟香港“反哺”中国大陆有直接关系。虽然这种“反哺”只是出于影视行业文化战略考量，但是对于丧失共产主义信仰以后的中国大陆，民族主义可谓是正中下怀。早在80年代中期，与日本关系处于蜜月期的中国社会，就已经开始出现反日运动。1989年学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这场“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正式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野火。
前文提到的萧功秦，也是鼓吹用民族主义代替已经发生动摇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吹鼓手之一。这一把民族主义野火，一方面把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推向高潮，甚至还炮制出不伦不类的“国学热”；另一方面也把针对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应激型民族主义推向极端。这种应激型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形式是：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对于假想的外来“敌意”过度敏感，连捕风捉影的事件，随意就定性和拔高到“辱华”和“反华”的高度，引起强烈反弹。
许多人误以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真的不再含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了。但这是一个美好的误解。199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发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来，中国教育机构和宣传机器并不是单纯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力求将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跟支持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糅合进民族主义狂热之中。
许多人不理解这种做法，但是如果看一看中国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在面对批评时的应激反应就可以判断出来：任何批评中国共产党、批评中国社会主义、批评“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混乱、乃至批评中国社会现实的声音，都会被中国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定性为“反华”。这恰恰说明，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头脑中的民族主义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其实是难分你我的——任何针对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满，也会被拔高到“反华”的高度。
作为参考，也可以对比台湾的大中华主义分子（也是华人世界一种比较典型的民族主义变种）。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民族主义政党，其英语名称直译过来就是“中华民族主义党”。但是中国国民党，不论是在大陆时期，还是东渡台湾以后，总的来说，意识形态上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当然，不排除国民党里面已经演变出许多完全支持中国大陆、乃至完全倒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中国国民党候选人每当大选的时候，即使是违心之举，也要做做样子，批评一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制度，即使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狂热程度不比中国人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民族主义在没有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结合时，比较接近清末原始形式的民族主义状态。
但是中国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没有经历变化的，即使在东渡台湾以后。在对待美国和中国大陆的态度上就发生了微妙转变。比如在国民党近十年的政治路线中，适度疏远跟美国的距离、大幅度拉近跟中国的距离，这一特征显得特别明显。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正在变成中国统战台湾的工具，就像中国利用民族主义统战香港一样：认同中华民族的身份还不够，你必须无条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的事实”——你接受“人民共和国”就连同接受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尽管中国国民党形式上还是抗拒将自己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但是在中国共产党这里，根本不存在跟中国国民党平起平坐的道理。
吊诡的是，支持民族主义但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最终也间接支持共产主义了，即使他们形式上做出来还是不屈服的样子。这一点香港跟台湾的大中华主义分子有相似的特点。
从这个角度看，1990年代中叶以后，中国民族主义因为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结合，产生了扭曲和变形。从那以后，针对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应激反应，就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狂热分子的基调。
但是从最近10年的演变历程来看，中国民族主义不止是应激反应，还逐渐走向了“全民猎巫”。从今年年初发生“南京旭日旗事件”到“农夫山泉风波”，可以看出来“全民猎巫”的对象，也可能是内部假想敌。更早一些，“百度帝吧”也发动过多次网络出征运动，但其针对目标主要是外国企业或个人。而今枪口内转，其实也在民族主义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结合的演变逻辑中：因为前三十年内乱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占据绝对主导的时候，“全民猎巫”对象就是内部假想敌。
只不过区别在于如今找了不同的借口：前三十年内乱时期，你是“黑五类”；现在虽然不骂你是“黑五类”，但是攻击你是“汉奸”、“走狗”、“卖国贼”。这种辱骂是从港片中直接藉鉴过来的，但其起点还是“五四运动”前后激进的中国社会：“汉奸”、“走狗”、“卖国贼”就是当时用来辱骂北洋政府的。
也正是因为跟共产主义相结合，中国大陆现在流行的民族主义骨子里是反西方的。这与中国国民党那里还残存的部分亲西方的民族主义，是截然相反的。但回顾清末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当时中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跟西方截然对立的，反而是积极西化和积极寻求西方支持的。“五四运动”将反帝国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结合，就是现在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早期范式。现在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将“五四运动”进一步极端化，推到了彻底反西化、彻底反西方的另一个极端。因为即使“五四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分子，也并不是排斥西化的，他们是要在西化和反帝国主义之间寻求折衷，于是就找到苏维埃政权的实验模式。
对于回归中国以后就遭遇法治覆灭的香港来说，民族主义却是南渡文化带来的悲剧。
作为在冷战期间夹缝求生的微型经济体，香港人一边接受来自中国的难民，一边努力地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属性不被英国侵蚀，一边寻求从文化产业突破，创造新经济动力。最重要的因素是南渡文化精英带来的文化土壤，给香港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知名南渡人士中，不但有唐君毅、钱穆、牟宗三、余英时这样的杰出文化精英，也有金庸、倪匡、梁羽生这样的小说家。正是这些人直接促成了香港的黄金时代，这些人是香港人至今引以为傲的文化脊梁。但也正是这些人所保存的新儒家思想火种和中国文化传统，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重新“反哺”中国大陆。
除了南渡而来的文化精英以外，向香港延伸的共产主义分子和中共的地下党组织网络也跟着来了。在这些左翼分子持续煽动下，反殖民情绪为加剧民族主义传播创造了环境。民族主义情绪，不但刺激南渡文化精英反复想象已经永远失去的“中国”，还把那个“中国”进行浪漫化演绎。
小说家和电影制作人将自身的民族主义愤懑，发泄在想象永远回不去的“中国”身上；假如用在批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能对于本土和海外市场来说，还不够有吸引力，甚至还引起左翼分子反弹。比起痛斥和讽刺共产主义社会的刻板无情和颠倒混乱，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显然是更有趣的选项。
就这样，夹缝求生的香港文化产业，创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中国”。被中国大陆接手过去以后，那个并不存在的“中国”正在从梦想变成噩梦。如今这个受到民族主义狂热背书的极权主义噩梦，也给香港带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谁能告诉我们，我们凭什么要忍受那么多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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