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北京大学于12月13日公布在北京大学新闻中心网页上的声明。声明短小精悍，指向明确，全文如下：
近日来，一些校外媒体记者多次电话询问所谓“季羡林收藏书画被盗卖”事件的进一步调查情况，我们非常理解和感谢媒体的关注。此前，学校已经通过新闻发言人就此事做了说明，结论是明确、清楚的。关于季老的家庭事务，我们呼吁社会舆论以理性的负责的态度，尊重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使季老在医院的生活保持安定和谐。
北京大学新闻中心
2008年12月13日
何为理性？在北京大学看来，不评论，不采访，不报道，就是最理性的。一旦说话，你就有错。从这条声明中，明显可以感到，北京大学现在正处于“丢画”事件风暴的中心，已经苦于招架，只能发出此类声明，其潜台词无非是：“不要吵了！让我静一静好不好？”只不过，这一招“太极推手”使得很是力不从心，好不矫揉造作！
再来看看一些北京大学教授的风采！
12月12日晚7点，北京大学逸夫楼一层模拟法庭内，北大校内外专家就“季羡林藏画被盗事件”召开“言论自由与公共理性”专题圆桌会议。笔者认为，这其实是北京大学众教授的一次集体献丑表演。从京师大学堂到“五四”运动，北京大学担负起启蒙国民的重担。新时期以来，北京大学在一系列造神运动中，变成了一个高处云端，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庙堂，至于庙堂内部如何，我们只能通过它不经意闪露出来的一鳞一爪来揣测，其全貌却无从窥见。这次圆桌会议，确是北京大学众教授的集体亮相，不禁让人心生感叹：几十年不见，想不到各位兄台精进到这种地步！就连“媒体与法律”的关系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还是语无伦次，离题万里，让人不由得怀疑：兄台们是不是一个一个都成了“托”？且看北京大学众教授的高论（以下文章转自钱文忠的博客，作者为刘永年，题目为《北大季羡林研讨会流水帐》）。
2日晚7点，北京大学逸夫楼一层模拟法庭内，北大校内外专家就“季羡林藏画被盗事件”召开“言论自由与公共理性”专题圆桌会议。
会议全名是：“言论自由与公共理性”专题圆桌会议－－从“季羡林藏画被盗卖事件”看如何构建理性的公共空间。
专题研讨会邀请了北大校内外的多名专家参加，北大法学院的强世功、沈岿等等北大法学院的腕们都出席了。还邀请了十几家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CCTV、南风窗、北京晨报、新京报等等。最早报道季羡林事件的记者，一个也没被邀请。
提前公布的会议主题称，北大公布“季羡林藏品外流拍卖”事件的调查结果之后，沸沸扬扬的秘书盗卖事件终于水落石出。言论自由一向与媒体自由紧密相连，为此，法律对于媒体自由表现出诸多宽容。但媒体自由绝非无约束的自由，新闻伦理规范着媒体行为，防止媒体公器演化为媒体暴力。但中国一向以纪律约束媒体。目前，纪律约束在某些方面逐步减弱，但与此同时，新闻伦理并未形成，这种约束的缺席导致媒体成为某些人追逐私利的工具。
北大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为会议印发了讨论材料，收集了媒体的相关报道。
自称是张衡代理人的高律师也列席会议，并带来张衡写有“实事求是，理性沟通”的书法作品，代表张衡的意见。
没想到在自由讨论阶段，变成了媒体对北大封闭信息的讨伐会。
想不到的是，北大哲学系主任赵敦华突然出现，表示公安局文保处已经介入调查，季老字画没有丢失，送假画去拍卖的男子在今年5月已去世，现在接下去查很困难，并批评媒体跟风炒作。
更想不到的是，举报人张衡的代理人差点根这个赵敦华动起手来，被北大学生嘘声一片，自己又差点被北大学生打。
一开始的专家讨论，还是很务虚的，但基本上是在反思媒体暴力。
北大哲学系韩水法教授说了三个方面：享受言论自由的时候可能会侵犯到他人权利；现今缺少主流媒体，缺少责任的承担者；现今社会在转型期，缺乏有责任的报道，面临秩序重建。
贺卫方没有到场，提交书面发言表示，网络兴起所带来的侵权问题是“成长的烦恼”，需要各方研究解决。
北大强世功教授更厉害，提出“法律向媒体投降”、“大学向媒体投降”。说媒体叫“无冕之王”，其实是贬抑的，意思是媒体缺乏管束。还说，文革已经显示了言论过度自由的恶果。（强老师引用了一些名人名言，外国学者说法等等，恕我才疏学浅，就记下这么几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卉从法律层面解读了媒体侵权在审判中的可能性，指出按她对上百个案例的研究，中国目前对此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北大哲学系王博老师的主要观点是四个词，敬畏、明智、裁判、利益，主要的观点是言论自由背后是有利益操纵的。
南方媒体报业集团法律部主任张志兵反驳了，说中国媒体在诉讼中败诉率很高，赔偿率很高，管制很多。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俞虹说，季羡林这个事儿还在动态中，没有个结果，讨论这个事儿有些早，但是讨论公共理性又有些晚了。
到自由讨论阶段，第一个发言的《成都商报》的记者直接质问北大（他不属于被邀请的媒体），说为什么就这个事儿联络北大很困难？为什么他同事在就季羡林事件采访北大新闻发言人的时候，新闻发言人反问：你没有收到宣传要求吗？为什么还要报道？他还指出，这次会议印发的材料，其中收录的报道有被筛选过的嫌疑，相当一部分是质疑“字画门”的真实性。
中央电视台一个女记者也质问，媒体对季羡林的报道基本是客观的，并没有指向谁、批判谁。她举《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连标题中“季老字画流失”都加了问号，证明媒体是很谨慎的。而媒体同行在采访季羡林事件的时候，遇到困难重重，北大自说自话，甚至不能自圆其说，一直没能给出一个能说服人的回复，为什么？为什么不对张衡和钱文忠的回应做答，这些回应有的是很有道理的。
这个时候，现场一片哗然。媒体记者观点就是一个：在季羡林事件采访中困难重重，可北大今天居然还在讨论给媒体言论自由过度了，这很不能让人信服。
两位发言过后，都赢得了现场一片掌声。
突然，几位北大老师进入会场，在学生们的簇拥下发言。
季羡林先生的学生、北大外国语学院段晴教授说，她平时不愿面对媒体，并要现场观众不要拍照。她首先对李玉洁和杨锐对季老的照顾表示了感谢。她自己感觉，现在看季老甚至比以前李玉洁照顾时更容易，李玉洁对季老忠心耿耿，怕别人进病房会带入病菌。她说，自己最近一次见到季老是今年6月份。她说，没有一个大学会为学者设立一个调查组，这个事儿应该由司法机关来管，这不是北大应该做的事儿。（有人问：我们也奇怪呢，为什么北大自己查自己？）
女老师太激动说不下去了，北大哲学系主任赵敦华称对此事“看不下去了”，要站出来说话。
“北大为什么要调查？因为季羡林的书画已经捐赠给北大，所有权归北大，北大要负责。”赵敦华说，季羡林捐赠北大时，提供了收藏清单，北大已经根据清单进行清点，发现画作没有丢失。张衡手里的字画是假的，目录中没有，无需再找张衡核对。
“这些字画明的清的都有，价值好几个亿，北大查到这些捐赠的字画没有丢失。张衡手里的画来源都是假的，但张衡一定要拿出真画与他对质，这就是无稽之谈了，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过那样一副假画，拿什么去对证？”
赵敦华说，季羡林家里的画都捐给北大了，根本没有什么私人收藏。之前报道说，当代名人送给季羡林的画没有捐赠，都藏在季羡林家里，赵敦华说，季羡林的藏画都捐了，没有私人收藏了。
赵敦华说，公安局文保处已介入调查并查到字画来源，向拍卖行提供字画的男子在今年5月得肝癌去世，使得进一步追查遇到障碍。他说这个男子不是学界的人，也不是艺术界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他没说。
至于季老和儿子13年不能相见，赵敦华表示，这是季老家的私事，北大不方便说出来，怕伤害季老。
他说，北大很多老师都知道真相，“北大不是讲不清楚，而是要对季老身体健康负责。”他说，北大在公开信息上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件事情上北大没有一点过错。”他还说，有些人不等司法机关调查结果，向新闻媒体公布，还等字画提供者死了再公布，是别有用心。
在赵敦华发言过程中，张衡代理人高律师认为赵敦华发言太偏向北大，试图阻拦赵敦华发言，拉住赵敦华喊“将他赶出去”，引得现场一片嘘声。一些北大学生将高律师拉开，并质问他有什么权利组织赵敦华发言，甚至一些北大学生喊着把高律师赶出去，有学生甚至想动手。
赵敦华在学生的拥护下，坐下来发言，现场一片掌声。
赵敦华说，媒体不是法院，有什么权利缺席审判，这个事情不是不可以说，北大都讲到这个地步了还怎么讲？
随后一些学生可能是受会议负责人委托，要送赵敦华回家，但一些媒体记者纷纷围上来追问。
“花点钱，把画给一个人，让这个人送去拍卖行，自己再花低价拍下来，还打的白条，没交现款，然后自己再举报说季老画被偷了，这是什么用心？”赵敦华后来说。
据说赵敦华和外语学院的段晴都是季羡林事件调查组的人，但他们自己和会议主办方都没有回应。
赵敦华说，刚才季羡林的几个博士学生都在会场后面，季羡林的事儿他们都知道，但他们始终没有说话，也是为了维护季老。
“钱文忠是季羡林的硕士生，硕士和导师的关系没那么近，博士才是真正的学生。钱文忠对季羡林的事儿全都清楚，他都明白，为什么现在还会这么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赵敦华说。
高律师还试图跟媒体解释，他说：不要听信一面之词，要听张衡说。但喊“把他轰出去”的做法引起了学生的不满，一些学生围住他，质问他懂不懂维护别人说话的权利。
在高律师走出会场后，仍有不少学生围住他，对他的行为表示抗议。他们要求高占强向赵敦华道歉。有一个女生说：你是律师吗？你有律师证吗？你连让人说话的道理都不懂，还是律师，可笑。
在逸夫楼门口，高律师走到赵敦华面前，两人握手。赵敦华援引了伏尔泰的那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高律师声称“咱们都是为了正义”时，赵敦华则表示，“我是为了自己的良心。”
昨天晚上，张衡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北大未名BBS上，有网友发帖称，有人曾在会场门口询问一位北大老师：‘听说北大弄丢了季羡林的藏画，有没有这事’；那老师说：‘这事都是假的’……后来那人就走了。大家传说那个人就是张衡。
作为名牌大学的教授，他们不会不懂得这些浅显的、不言自明的理论，言论自由，媒体独立……他们之所以说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话，很显然，是因为他身后的婆婆——北京大学很不高兴。
季羡林藏品被“盗卖”事件就像一面哈哈镜，有些平时道貌岸然的所谓学者，一站到镜子面前，就变得颠三倒四，神情扭曲。不仅让人思考：也许这才是他们的本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