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大学毕业后的季羡林先生很快就远赴德国留学，从此开始了他漫长而辉煌的学术生涯。此后的季羡林先生给我们的印象是终日青灯黄卷，与书籍和各种希奇古怪的古代文字为伴。除了散步、爱猫，季羡林先生的作息一如德国哲学家康德，象钟表一般的准确而有规律。
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样的印象不对。但是，这并不就等于季羡林先生没有自己的调节方式。接近季羡林先生的人都知道，老人家的自我调节方式很独特，那就是调整工作对象和工作方式：做专业研究做累了，季羡林先生就会转身去做一段翻译，或者是写一篇散文。
如果说，这样的调节依然是在工作的话，那么，就我所知，季羡林先生还有一种知者甚少的自我调节方式，那就是收藏，欣赏自己的收藏品。与作为一位大学者的名声相比，作为大收藏家的季羡林先生，就几乎不为外界所知了。这主要是由于季羡林先生谦抑冲退的性格使然。其实，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还是一位重要的收藏家。
季羡林先生的最早的藏品本是奖品。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进入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以前，乐于钓鱼摸虾的季羡林先生的学习成绩虽然也居上游，却称不上出类拔萃。但是，在山大附中，季羡林先生的作文无意中受到了国文老师王昆玉先生的表扬，这就激发了少年学子的向学之心。结果，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这在全校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是前清窗体底端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从此，季羡林先生才开始认真注意考试名次，不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连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这副对联和扇面，就是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一直保存至今，极受珍爱。有一段时间遍寻不得，当时以为，抗战期间，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济南家里的生活无比艰辛，这些藏品可能被拿去易粮糊口了。先生还托人到济南打听寻觅过，当然杳无音讯。这还让素来豁达的季羡林先生很是叹息了一番。还好，终于有一天，王状元的墨宝从书深不知处冒了出来，老先生将它们挂在墙上，静静地欣赏了好一阵子。我在一旁，丝毫都不敢打扰先生。因为我知道，正是这幅最早的藏品，将先生带回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然而，这只能算是季羡林先生的无意收藏。先生的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国初期。那个时候，旧时豪门不是变买藏品逃离大陆，就是摈弃旧物迎接新生。一时间，千年古都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至于琉璃厂，更是充斥着名家剧迹，而问津者却寥寥无几。季羡林先生曾经告诉过我，从主观上讲，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艺术瑰宝就此流散消亡，总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抢救多少就算多少。从客观上讲，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至少就经济状况而言，五十年代的季羡林先生是属于高收入阶层的。先生是为数很少的一级教授，月工资300多元，此外还有担任各种职务的津贴和不少的稿费。总收入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六十年代以前，季羡林先生独自生活在北京，每个月给济南的师母、老祖寄去100元，这就可以过相当宽裕的生活了。一子一女进京读大学，先生也是每人每月给15元。就个人生活而言，季羡林先生除了买书吃饭，再也没有什么大笔的开销。因此，先生有相当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当年收藏界的现实状况，以及季羡林先生所具备的独特条件，就决定了先生的收藏起点极高。高到什么地步呢？季羡林先生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其余的都不及相顾。白石老人作品的价格，在当时绝非象今天这样高不可及，其低，同样可以让今天的我们为之挢舌。先生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的是五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季羡林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比如，先生就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偶一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不敢发一词。
下限既然定在白石老人，也就由此生发出不少有趣的故事。十多年前，我协助季羡林先生的已故秘书李铮先生，为先生整理书房。我在一个旧柜子的底层，发现了用纸线绳草草扎着的一卷东西。打开一看，居然是两张各高10余厘米，长100厘米以上的手卷，一张张大千，一张姚茫父！我赶紧捧去给先生过目，先生茫然对我说：“我不收藏齐白石以下的啊。”不一会，先生想了起来：“当年字画业者渡日维艰，我算是一个大主顾了，大概是我买得多，他们‘饶’给我的吧！”这，岂不是意外之喜了吗？
季羡林先生学养深厚，自有鉴赏眼光。然而，在收藏的过程中，先生总是心怀慈悲，很少还价。有一段时间，也是当年的规矩，经常有“跑街”的厂甸人往先生家里送字画，请先生买下。先生照例香茶一杯，礼待来者。久而久之，不少“跑街”的也就和这位一级教授、大学者成了知心朋友。他们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先生，哪些是开门的，哪些是“说不好”的。季羡林先生就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选择购藏。
如此这般，数量庞大的铭心绝品就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苏东坡的《御书颂》就是其中之一。说起这件藏品，其中还有一段故事。这是一件久已闻名收藏界的剧迹，过去价格高昂，一直深藏不露，有幸一亲芳泽者，自然极少。解放初期，掀起过一场“说老实话”运动，工商业，特别是文物古玩行业，尤受席卷。《御书颂》的主人就站出来“自动坦白”，这副作品是钩填的赝品。于是，这位原藏者就成了“说真话”的“模范标兵”。这样一来，这副作品就乏人过问了。季羡林先生仔细研究了曾经入藏清宫、乾隆也为之题跋的《御书颂》，发觉在“真话”背后有太多的疑点，于是，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算得上是巨价的 500元，将之买下。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总有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命运。就是这幅《御书颂》也曾经遭遇过一次“失踪门”。几年前，先生忽然想看看这副字。这么重要的一件藏品，工作人员居然遍觅不着，只能告诉先生：“看来找不到了。”季羡林先生淡然一笑：“身外之物，找不到就算了。”过了一段时间，先生家里的保姆打扫卫生，竟然发现，先生的书桌案扳底下（也有说是先生睡床的床板底下）有人用胶带粘了一大卷东西，打开一看，正是这幅〈〈御书颂〉〉！一位助手赶紧向先生解释，因为怕丢了找不着，这才将它粘在底下。季羡林先生也是一笑了之，只是说了一句：“有那么夸张啊？”。后来还专门有文字记述这次“失踪门”。
先生断然高价购买〈〈御书颂〉〉的举动，在当时的书画业界被传诵为“善举”。名家作品也就从深藏中纷至沓来。季羡林先生的收入大多化成了藏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收入极高的先生居然了无储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仇英、董其昌、文征明、祝枝山、唐寅、八怪，等等等等的精品，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而且，其中颇多巨幅。我就和李铮先生一起，奉先生之命，打算将一幅陈老莲的人物挂起来。季羡林先生在北大郎润园的住房层高并不算低，可是，这幅画还有三分之一无法悬挂张开，青花轴头只能无奈地耷拉在地上。季羡林先生坐在那把老旧的藤椅上，看着束手无策的我们。至今，我还能想起，老先生脸上偶然一露的那一丝得意和调皮。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里，还有数量很大的文房雅玩。就砚台而论，沦陷期间，一位北平伪市长的著名收藏，大半都在先生处，数量有几十方，都是今天几乎看不到的妙品。就印章而论，田黄、田白、芙蓉也不在少数，不少是白石老人等名家佳镌。故宫曾经用过一枚随形章，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陈曼生名作，章料是一方将军洞白芙蓉，原配银托，这也是季羡林先生的藏品。今天已经是价格惊人的旧纸、旧墨，在季羡林先生处，也是所在多有。先生钟爱的独孙大泓就曾经用旧墨旧纸猛练大字，先生看到了，也是笑笑，如此而已。
想起来也真是奇怪，这部分文玩，也曾经遭遇过一场“失窃门 ”。某一天，小偷由底楼阳台闯入，撬开了季羡林先生的书桌抽屉。里面就满是名家所刻的田黄、田白、芙蓉。还好，这位小偷断乎不是一位“雅盗”，只拿了一把电动剃刀、一把瑞士军刀，就扬长而去了。第二天，我去看先生，听说此事，为先生感到庆幸之余，和先生开玩笑耍贫嘴：“先生啊，您一看就不是我干的吧？”先生的回答很让我开心：“文忠，你就这么个眼光啊？”
这些古旧文物雅玩也不仅是季羡林先生一人的藏品。主要是字画，有一部分就是师母从济南带到北京的，那口几乎可以躺下一个大孩子的铁皮画箱，后来先生也一直用着。很多人知道，师母彭女士教育程度不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师母出身于一个大家族。旧时大家女子所着重者在德容，而不在文才。
让我们觉得比较奇怪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藏书数量巨大，就此而言，在北大应该是可以排第一的。但是，先生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善本古籍的收集。或许，这乃是受了陈寅恪先生影响所致。众所周知，陈先生一般都使用通行版本，至少不完全以藏书家的标准来判断古籍的价值。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很多的廉价版本书，在今天也是动辄以万计价了。就季羡林先生的藏书而言，能够入傅增湘、张元济、徐森玉、郑振铎等先生法眼的名贵版本固然不多，但是，明清善本还是颇有一些的。先生藏书的特色在于域外出版的冷门学术经典。留德十年期间，季羡林先生节衣缩食，维持生活以外的多余的钱，几乎全部用来买书了。领域既然冷僻，这些书的印数自然也就很少，其中有不少种在国内是孤本。先生收藏生涯中的最大遗憾，也是和书有关的。“跑街”曾经给先生送来一套宋版《资治通鉴》，索价甚昂。一时间，先生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钱，于是就只能失之交臂。先生曾经多次对我提起此事，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在疯狂的“文革”岁月，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自然也被抄没了，其中有些珍品还曾经入过康生、江青之手，留下了堪作历史印记的他们的“收藏章”。然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收藏并没有因此散失。“文革”以后，由于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同学、多年好友胡乔木的关心过问，基本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了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季羡林先生个人的幸事，可是，难道同时不也是中国文化的大幸事吗？
上述的收藏已经足以使季羡林先生居于收藏大家之列了。然而，先生的收藏还远远不止这些。在漫长而辉煌的教育、研究、写作生涯里，先生所交往的自然是一国之俊彦。启功、钟敬文、臧克家、吴组缃、周一良、饶宗颐、范曾、欧阳中石、刘炳森，等等等等，也经常以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购藏的文物工艺品相赠。这些藏品无论是在数量、价值上，即或是在价格上，都是非常可观的。
季羡林先生有一个习惯，也使得他在无意中积累起很可观的藏品：只要是有字的纸，一律不予丢弃。大家可以想想，今年已经是98岁的季羡林先生，会积累起多少名人信札墨迹啊？当然，这样的习惯，也给先生带来过无妄之灾。“文革”中，先生站出来反对炙手可热的聂元梓。季羡林先生觉得自己一生清白，和各类“反动派”绝无交往，因此，“底气十足”。谁知道，一抄家，就抄出了一堆印有包括蒋介石、宋美龄在内的各种“ 反动任务”画像的书刊杂志，至于胡适签发的聘书、写来的书信，那是更在其次了。这难道还不是历史兼现行“反革命”吗？多年后，季羡林先生多次谈到此情此景，直让我们唏嘘扼腕。
至于季羡林先生自己的几乎没有中断过的日记、大量的手稿书稿信札、书法，在今天自然也已经被很多人列入收藏品了。这些东西的数量，套用一句佛经里的话，真可谓是“恒河沙数”，更是无从计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