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郭国松 2010-02-11
2月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以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北京律师李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当天的法庭上，出现了颇为戏剧性的一幕——当法庭宣读判决书，李庄获悉自己被判处一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后，突然抢过话筒高喊： “我在二审的认罪是假的……”宣判后，李庄的辩护律师高子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李庄当庭大喊，开庭前有关领导做过他的工作，承诺只要认罪就判缓刑。现在这个结果显然丧失诚信。开庭前，公诉人还让他撤回上诉。”
虽然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二处副处长张丽否认李庄的指责，但舆论普遍相信李庄不会如此“无厘头”。
去年12月30日，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被控伪造证据、妨害作证一案在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李庄不仅提出了让合议庭成员回避等一系列程序性问题，而且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矢口否认，拒不认罪，李庄聘请的两名大牌刑辩律师也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庭审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 点，整个法庭充斥着浓烈的“火药味”。
时隔一周，一审法院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照单全收，判处李庄有期徒刑2年6个月。李庄当庭表示不服，提出上诉。1月15日，两名辩护律师到看守所会见李庄时，他仍然坚称自己无罪。
2月3日，重庆一中院开庭审理李庄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案。李庄却一反之前的强硬态度，当庭表示认罪：“我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我撤回上诉理由，此前的上诉理由作废，但仍坚持上诉。”他甚至言辞恳切地谈起了“政治挂帅、识大体、顾大局”等令人啼笑皆非的观点，不明就里的辩护律师也瞪大了眼睛，完全不知道他们竭力为之辩护的当事人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一旁观战的各界人士纷纷做出猜测。
从一审到二审的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李庄在罪与非罪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何以如此反常？较为一致的分析是，李庄可能在幕后与有关方面达成了交易，以认罪为条件换取轻判的结果，有人大胆预测李庄二审将被改判缓刑。
但是，中国并没有美国刑事司法的诉辩交易制度，被告人在开庭前无法从容不迫地与控方“砍价”，即便要做某种交易，也只能是口头上的“君子协定”。而李庄案的罪与非罪争议极大，万众瞩目，重庆市司法机关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让李庄主动认罪，司法机关在舆论面前就有了台阶可下；李庄在权衡利弊之后，以认罪为条件换得轻判，是站在他的角度上从可能的结果中选择一种最不坏的，符合他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如果能够判处缓刑，宣判之后就可以卷铺盖回家过年。
如此看来，与此案相关的各方——代表国家利益的公检法机关，被控犯罪的被告人李庄——都是“赢家”，皆大欢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审判决却不是李庄预期的结果，导致他在法庭上抖出了“领导事前找我谈话，承诺认罪就判缓刑”的内幕交易。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终于明白，原本严肃的法律制度被游戏到如此地步，李庄案件的相关各方其实没有一个“赢家”。事实上，李庄案发生的背景和此后的演变过程，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讼战不会有真正的“赢家”。而法律则成了唯一的受害者。
这就涉及到李庄案件的大背景——重庆轰轰烈烈的“打黑”行动。所谓的“打黑”不过是打击刑事犯罪而已，既是打击刑事犯罪，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无比正确的。正因为是刑事犯罪，被告人犯了哪一条，该当何罪，控方在追诉刑事犯罪的过程中如何行使权力，审判机关如何审理并裁判案件，被告人的权利如何保障，从实体法（刑法）到程序法（刑事诉讼法），皆规定得一清二楚。但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似乎偏离了法律的正当程序，甚至在案件起诉到法院后，律师会见被告人时，还要专案组警察跟随现场监控。
一边是违反程序的问题随处可见，一边是到处“找茬”的律师李庄，冲突自然不可避免。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德萧维奇说：“我们能有现在的自由，我们能有一个即使腐化不公、仍能疏而不漏的司法正义，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我们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论争的刑事诉讼制度：通过这个程序，每个被告都可以挑战政府。”
作为被告人“权利大宪章”的刑事诉讼法，正是赋予了被告人合法地挑战政府的权利，其中就包括对抗性的律师辩护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将刑辩律师视为邪端异类，对那些时刻想跟公检法“对着干”的家伙杀一儆百，而是让刑事诉讼真正回到程序正义的轨道上，允许律师挑战一切程序违法的行为，进而建立一个控辩地位平等、司法居中裁判的刑事诉讼制度。
